李紳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

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李紳，字公垂。他不僅是中唐時期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之一，而且是寫新樂府詩的最早實踐者。元稹曾說過：“予友李公垂，貺予樂府新題二十首。雅有所謂，不虛為文。予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列而和之，蓋十二而已。”元稹和了十二首，白居易又寫了五十首，并改名《新樂府》。可見李紳創作的《新題樂府》對他們的影響。所謂“不虛為文”，不也就含有“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意思嗎?可惜的是李紳寫的《新樂府》二十首今已不傳，不過，他早年所寫的《憫農二首》(一稱《古風二首》)，亦足以體現“不虛為文”的精神。

詩的第一首一開頭，就以“一粒粟”化為“萬顆子”具體而形象地描繪了豐收，用“種”和“收”贊美了農民的勞動。第三句再推而廣之，展現出四海之內，荒地變良田，這和前兩句聯起來，便構成了到處碩果累累，遍地“黃金”的生動景象。“引滿”是為了更有力的“發”，這三句詩人用層層遞進的筆法，表現出勞動人民的巨大貢獻和無窮的創造力，這就使下文的反結變得更為凝重，更為沉痛。“盡道豐年瑞，豐年事若何?”(羅隱《雪》)是的，豐收了又怎樣呢?“農夫猶餓死”，它不僅使前后的內容連貫起來了，也把問題突出出來了。勤勞的農民以他們的雙手獲得了豐收，而他們自己呢，還是兩手空空，慘遭餓死。詩迫使人們不得不帶著沉重的心情去思索：是誰制造了這人間的悲劇?答案是很清楚的。詩人把這一切放在幕后，讓讀者去尋找，去思索。要把這兩方綜合起來，那就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勞動替富者生產了驚人作品(奇跡)，然而，勞動替勞動者生產了赤貧。勞動生產了宮殿，但是替勞動者生產了洞窟。勞動生產了美，但是給勞動者生產了畸形。”

第二首詩，一開頭就描繪在烈日當空的正午，農民依然在田里勞作，那一滴滴的汗珠，灑在灼熱的土地上。這就補敘出由“一粒粟”到“萬顆子”，到“四海無閑田”，乃是千千萬萬個農民用血汗澆灌起來的;這也為下面“粒粒皆辛苦”擷取了最富有典型意義的形象，可謂一以當十。它概括地表現了農民不避嚴寒酷暑、雨雪風霜，終年辛勤勞動的生活。本來粒粒糧食滴滴汗，除了不懂事的孩子，誰都應該知道的。但是，現實又是怎樣呢?詩人沒有明說，然而，讀者只要稍加思索，就會發現現實的另一面：那“水陸羅八珍”的“人肉的筵宴”，那無數的糧食“輸入官倉化為土”的罪惡和那“船中養犬長食肉”的驕奢。可見，“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不是空洞的說教，不是無病的呻吟;它近似蘊意深遠的格言，但又不僅以它的說服力取勝，而且還由于在這一深沉的慨嘆之中，凝聚了詩人無限的憤懣和真摯的同情。

李紳當然不懂得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的道理，但是，我們從幾十年之后唐末農民起義的“天補平均”的口號中，便不難看出這兩首詩在客觀上是觸及到了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的。

《憫農二首》不是通過對個別的人物、事件的描寫體現它的主題，而是把整個的農民生活、命運，以及那些不合理的現實作為抒寫的對象。這對于兩首小詩來說，是很容易走向概念化、一般化的，然而詩篇卻沒有給人這種感覺，這是因為作者選擇了比較典型的生活細節和人們熟知的事實，集中地刻畫了那個畸形社會的矛盾，說出了人們想要說的話。所以，它親切感人，概括而不抽象。

詩人還用虛實結合、相互對比、前后映襯的手法，增強了詩的表現力。因此它雖然是那么通俗明白，卻無單調淺薄之弊，能使人常讀常新。在聲韻方面詩人也很講究，他采用不拘平仄的古絕形式，這一方面便于自由地抒寫;另一方面也使詩具有一種和內容相稱的簡樸厚重的風格。兩首詩都選用短促的仄聲韻，讀來給人一種急切悲憤而又郁結難伸的感覺，更增強了詩的藝術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