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成輿者，憂人不貴;作箭者，恐人不傷。彼豈有愛憎哉?實技業驅之然耳。是知當代之士、馳騖之曹，書讀縱橫，則思諸侯之變;藝長奇正，則念風塵之會。此亦向時之論，必然之理矣。故先師孔子深探其本、憂其末，遂作《春秋》，大乎工道;制《孝經》，美乎德行。防萌杜漸，預有所抑。

斯圣人制作之本意也。

然作法于理，其弊必亂。若至于亂，將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聞沿襲。三代不同禮，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蓋以救弊也。是故國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圣哲同風，而皇王之名或異。豈非隨時投教沿乎此，因物成務牽乎彼?沿乎此者，醇薄繼于所遭;牽乎彼者，王霸存于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脅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管子曰：“圣人能輔時不能違時。智者善謀，不如當時。”鄒子曰：“政 教文質，所以匡救也。當時則用之，過則舍之。”由此觀之，當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則悖矣。當強國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則乖矣。若時逢狙詐，正道陵夷，欲憲章先王，廣陳德化，是猶待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則善矣，豈所謂通于時變歟?

夫霸者，駁道也，蓋白黑雜合，不純用德焉。期于有成，不問所以;論于大體，不守小節。雖稱仁引義不及三王，扶顛定傾，其歸一揆。恐儒者溺于所聞，不知王霸殊略，故敘以長短術，以經論通變者，并立題目總六十有三篇，合為十卷，名曰《反經》。大旨在乎寧固根蒂，革易時弊，興亡治亂。

具載諸篇，為沿襲之遠圖，作經濟之至道，非欲矯世夸欲，希聲慕名。輒露見聞，逗機來哲。凡厥有位，幸望詳焉。

【譯文】

制作車子的人，惟恐別人不富貴，沒人買他的車;制作弓箭的人，惟恐弓箭不傷人，沒人買他的箭。他們這樣做，難道是對別人有意心存愛憎嗎?

不是的，這是技術、職業促使他們必須這樣做的。從這些事例可以知道，當今那些積極進取的人們為什么一讀了講縱橫謀略之術的書，就盼著天下大亂;通曉了兵法戰略，就希望發生戰爭。這也是一向就有的說法，人情世故的必然。所以先師孔子一方面深刻探究它的根本，另一方面又擔憂它的弊端，于是創作《春秋》以光大王道;著述《孝經》以褒獎美德。防微杜漸，首先要有所防范。這就是圣人創作、著述的根本用意。

但是，制定一種方針、政策運用于治理國家，當這種方針、政策出現弊端時必定會出亂子。如果到出了亂子的時候，那又怎么能救得了呢?因此，統治天下，管理人民，很少聽說有因循守舊、食古不化的方法。夏、商、周三代有不同的禮教，春秋五霸有不同的法規。這并不是有意要反其道而行之，而是為了用不同的方針政策來補漏救偏。正因如此，所以國家的風貌雖然一樣，但治理的方法卻一定不同;圣人、先哲雖然都同樣圣明，但一代代帝王的名號卻往往有別。這難道不是用時因地確定自己的管理方式。根據以往的經驗教訓順應客觀規律，以便成就自己的事業嗎?在根據此時此地的實際情況制定政策的時候，社會風氣的好壞完全由社會條件決定;在依照以往的經驗教訓治理國家時，成就王道或成就霸道，也都是由社會的發展狀況決定。

所以，古人治國主要有三種方式：王道的統治采用教育的方法;霸道的統治采用威攝的手段;強同的統治采取強迫的辦法。之所以要這樣，各有各的原因，不能隨便更換。春秋時齊國的名相管仲說：“圣人只能順應時勢而不能違背時勢。聰明的人雖然善于謀劃，但總不如順應時代高明。”戰國時的鄒忌說：“一切政治文化都是用來匡正時弊、補救失誤的。如果適合于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就運用它，一旦過時了就舍棄它。”據此來看，在應當實行霸道的統治時卻推行王道的教化，就會適得其反;應當實行強國的統治時卻施行霸道的威攝手段則將謬誤百出。如果時逢天下大亂，人心詭詐，傳統的道德觀念受到破壞，而要遵從先王的傳統，廣泛推行倫理道德教育，這就好象是等待越地識水性的人來救落水的人，請求那些尊貴的人來救火一樣。好是好，可難道這符合我們所說的“通于時變”嗎?

霸道是一種混雜不清的政治，也就是說，是一種黑白夾雜，不單純用合乎道德教育的政治。這種治國方法只求成就事業，不問為什么成就;只強調總體效果而不顧細微末節的弊病。但是這種政治盡管在仁義道德上不及夏禹、商湯、周文王的德育政治，但在扶危定傾這一點上，二者卻是同一的。

我擔心一般的儒生被自己的學識局限，不懂得王道和霸道的區別，所以來專門闡述長短術，用以分析通變的道理，確立題目共六十三篇，合在一起為十卷，書名稱《反經》。本書的中心思想是討論如何鞏固統治的根基，改革時弊，撥亂反正，挽救國家之敗局。所敘各篇，都是吸取先前經驗教訓的深遠謀略，是經邦濟世的真理。我并不想借此來嘩眾取寵，博取虛名。把我的見解披露出來，為的是拋磚引玉，以待后世明哲的俊杰繼往開來。如果有正在其位的帝王，他能好好讀讀這本書，那我就深感榮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