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謙[1](1895—1977)，號汝兼，祖籍嘉興，生于蘇州。幼年隨父沈鈞儒東渡日本，就讀于東京慶應大學附屬小學。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回國，翌年入杭州錢塘小學。宣統二年(1910)以最優等成績畢業，入杭州第一中學。因剪去辮子，被校方開除，遂改入嘉興省立第二中學。1912年以最優等成績畢業，考入上海同濟醫工學校。1916年畢業于語言科，1919年畢業于醫預科。后赴德國，就讀于法萊堡大學醫學院醫正科。1924年通過德國國家考試，獲醫師畢業證書，并獲醫學博士學位。畢業后，在該大學附屬醫院任內科醫師。歸國后，在北京開業行醫，先后兼任北京外交部醫官(醫務所副主任)，京師大學視察員。1928年冬，到上海開業行醫，兼任上海私立法學院校醫和德文教授，上海私立同德醫學院內科教授，上海南市平民醫院內科特約醫師。上海解放后，受聘為上海市醫學會講座教授，任上海市中紡第二醫院院長(未就職)。1950年1月赴北京任中南海門診部內科主任。1957年任中央衛生部中醫研究院內外科研究所副所長、外科針灸科研究所副所長和廣安門醫院副院長，從事中西醫結合研究。1953年以來，先后當選北京市西單區第一、二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西城區第三、四、五、六屆人大代表。1964年任政協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沈謙自幼受父親沈鈞儒影響，熱愛祖國、正直誠實、謙遜好學。在德國求學時期，學業優良，受到同學的尊敬，并曾嚴詞申斥歧視中國同學、企圖引誘中國同學“狎游”的德國人。當時，X光診斷是比較先進的技術，但因學費昂貴，在學了一段時間后，不得不中途輟學。此時，日本駐德國使館提出可予資助，但沈謙不愿受制于日本人，予以斷然拒絕。歸國后，以醫術救世，關心國事。一·二八淞滬抗戰時，參加抗日救護隊，獲中國紅十字會抗日救護獎章。九一八事變后，曾參與上海200余名大學教授聯合署名的致國民黨寧粵和平統一會議諸中委電，要求抵御外侮，尊重民權。“七君子事件”后，以醫生的身份設法入獄為七人診病，借以溝通消息，經常奔走于蘇、滬之間，傳遞信息，配合營救工作。同時代沈鈞儒任正行女中校長之職。八一三上海華界淪陷后，冒著生命危險，親自駕車以醫生身份為掩護，將救國會的宣傳資料轉移到租界。還曾頂住日偽的壓力，拒絕擔任“甲長”。抗日戰爭勝利后，協助沈鈞儒從事“反內戰、爭民主、爭自由”的活動，其寓所成為中國人民救國會經常活動的場所。1947年10月，國民黨政府宣布中國民主同盟為“非法團體”，沈謙與有關同志一起，秘密掩護沈鈞儒離滬去香港。在同德醫學院，曾與校長和訓育主任拍案力爭，使20余名進步同學免遭開除和陷害，這20余名進步同學大多是中共黨員。解放戰爭時期，在上海國統區生活一度極其困難，但堅不為金錢所動，拒絕受聘任上海警察醫院內科主任和上海中紡醫院院長。1949年后，衷心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工作熱情，服務周到，被同事稱為“黨外的布爾什維克”。1953年10月，基層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時，被提名為北京市西單區中南海選區候選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投了他的票，劉少奇親切地稱他是“我們的代表”。1950年隨沈鈞儒作為中央訪問團工作人員到西北五省區訪問，慰問各少數民族。1951年又隨父赴蘇聯參加“五一”節觀禮，并赴民主德國參加德中友好月活動。“文化大革命”中被誣陷為“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受到沖擊和批判。1977年3月23日因病去世。家屬尊其遺囑，遺體由醫院解剖，以充實攻克癌癥的研究資料，骨灰灑向大海。
參考資料： 浙江在線 開放分類： 中國歷史，歷史人物，人物，歷史，中國歷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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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謙自幼受父親沈鈞儒影響，熱愛祖國、正直誠實、謙遜好學。在德國求學時期，學業優良，受到同學的尊敬，并曾嚴詞申斥歧視中國同學、企圖引誘中國同學“狎游”的德國人。當時，X光診斷是比較先進的技術，但因學費昂貴，在學了一段時間后，不得不中途輟學。此時，日本駐德國使館提出可予資助，但沈謙不愿受制于日本人，予以斷然拒絕。歸國后，以醫術救世，關心國事。一·二八淞滬抗戰時，參加抗日救護隊，獲中國紅十字會抗日救護獎章。九一八事變后，曾參與上海200余名大學教授聯合署名的致國民黨寧粵和平統一會議諸中委電，要求抵御外侮，尊重民權。“七君子事件”后，以醫生的身份設法入獄為七人診病，借以溝通消息，經常奔走于蘇、滬之間，傳遞信息，配合營救工作。同時代沈鈞儒任正行女中校長之職。八一三上海華界淪陷后，冒著生命危險，親自駕車以醫生身份為掩護，將救國會的宣傳資料轉移到租界。還曾頂住日偽的壓力，拒絕擔任“甲長”。抗日戰爭勝利后，協助沈鈞儒從事“反內戰、爭民主、爭自由”的活動，其寓所成為中國人民救國會經常活動的場所。1947年10月，國民黨政府宣布中國民主同盟為“非法團體”，沈謙與有關同志一起，秘密掩護沈鈞儒離滬去香港。在同德醫學院，曾與校長和訓育主任拍案力爭，使20余名進步同學免遭開除和陷害，這20余名進步同學大多是中共黨員。解放戰爭時期，在上海國統區生活一度極其困難，但堅不為金錢所動，拒絕受聘任上海警察醫院內科主任和上海中紡醫院院長。1949年后，衷心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工作熱情，服務周到，被同事稱為“黨外的布爾什維克”。1953年10月，基層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時，被提名為北京市西單區中南海選區候選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投了他的票，劉少奇親切地稱他是“我們的代表”。1950年隨沈鈞儒作為中央訪問團工作人員到西北五省區訪問，慰問各少數民族。1951年又隨父赴蘇聯參加“五一”節觀禮，并赴民主德國參加德中友好月活動。“文化大革命”中被誣陷為“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受到沖擊和批判。1977年3月23日因病去世。家屬尊其遺囑，遺體由醫院解剖，以充實攻克癌癥的研究資料，骨灰灑向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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