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階級的利益，對當時經濟、政治和軍事等方面的嚴重危機，有較清醒的認識。主張除積弊、行寬簡、務農節用，與范仲淹等共謀革新。晚年隨著社會地位的提高，思想漸趨保守，對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譏評；但比較實事求是，和司馬光等人的態度是不盡相同的。
歐陽修在我國文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他繼承了韓愈古文運動的精神。作為宋代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人物，他的文論和創作實績，對當時以及后代都有很大影響。
宋初，在暫時承平的社會環境里，貴族文人集團提倡的西昆體詩賦充斥文壇，浮華纂組，并無社會意義，卻曾風靡一時。為了矯正西昆體的流弊，歐陽修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愛讀韓愈文集，出仕后親自校訂韓文，刊行天下。
他在文學觀點上師承韓愈，主張明道致用。他強調道對文的決定作用，以“道”為內容，為本質，以“文”為形式，為工具。特別重視道統的修養，提出“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答吳充秀才書》），“道純則充于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答祖擇之書》），“學者當師經”，師經才能用“道”來充實自己。但他又假正了韓愈的某些偏頗。在對“道”的解釋上，他把現實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體內容。他認為學道而不能至，是因為“棄百事不關于心”（《答吳充秀才書》）。他反對“務高言而鮮事實” （《與張秀才第二書》）。在對待“道”與“文”的關系上，主張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認為“文”固然要服從于“道”，但非“有德者必有言”，并且列舉了許多例子說明“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于世”。所謂“事信言文”，就是內容要真實，語言要有文采，做到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這是歐陽修對創作的基本論點。
他取韓愈“文從字順”的精神，大力提倡簡而有法和流暢自然的文風，反對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澀。他不僅能夠從實際出發，提出平實的散文理論，而且自己又以造詣很高的創作實績，起了示范作用。
他的主張得到了尹洙、梅堯臣、蘇舜欽等人的熱烈贊同。后來，知貢舉（主管考試進士）時，又鼓勵考生寫作質樸曉暢的古文，凡內容空洞，華而不實，或以奇詭取勝之作，概在摒黜之列。與此同時，他又提拔、培養了王安石、曾鞏、蘇軾、蘇轍等一代新進作家。這樣，他倡導的詩文革新運動就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歐陽修在我國文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他繼承了韓愈古文運動的精神。作為宋代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人物，他的文論和創作實績，對當時以及后代都有很大影響。
宋初，在暫時承平的社會環境里，貴族文人集團提倡的西昆體詩賦充斥文壇，浮華纂組，并無社會意義，卻曾風靡一時。為了矯正西昆體的流弊，歐陽修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愛讀韓愈文集，出仕后親自校訂韓文，刊行天下。
他在文學觀點上師承韓愈，主張明道致用。他強調道對文的決定作用，以“道”為內容，為本質，以“文”為形式，為工具。特別重視道統的修養，提出“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答吳充秀才書》），“道純則充于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答祖擇之書》），“學者當師經”，師經才能用“道”來充實自己。但他又假正了韓愈的某些偏頗。在對“道”的解釋上，他把現實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體內容。他認為學道而不能至，是因為“棄百事不關于心”（《答吳充秀才書》）。他反對“務高言而鮮事實” （《與張秀才第二書》）。在對待“道”與“文”的關系上，主張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認為“文”固然要服從于“道”，但非“有德者必有言”，并且列舉了許多例子說明“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于世”。所謂“事信言文”，就是內容要真實，語言要有文采，做到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這是歐陽修對創作的基本論點。
他取韓愈“文從字順”的精神，大力提倡簡而有法和流暢自然的文風，反對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澀。他不僅能夠從實際出發，提出平實的散文理論，而且自己又以造詣很高的創作實績，起了示范作用。
他的主張得到了尹洙、梅堯臣、蘇舜欽等人的熱烈贊同。后來，知貢舉（主管考試進士）時，又鼓勵考生寫作質樸曉暢的古文，凡內容空洞，華而不實，或以奇詭取勝之作，概在摒黜之列。與此同時，他又提拔、培養了王安石、曾鞏、蘇軾、蘇轍等一代新進作家。這樣，他倡導的詩文革新運動就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 上一篇： 倪仁吉 | 下一篇： 歐陽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