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成大與楊萬里年齡相仿，都是在北宋滅亡前后出生的，又同在紹興二十四年中進士，同列名于“中興四大詩人”。不過范成大在仕途上更為得志，做到參知政事，晚年退職閑居。有《石湖居士詩集》。 范成大一度也深受江西派的影響，現存的一些早期作品中，可以看到不少語言澀滯、堆垛典故的現象，和一些似禪非禪、似儒非儒的議論。不過，范成大在學江西詩風的同時，比較廣泛地汲取了中晚唐詩歌的風格與技巧，在博采眾長的基礎上突破了江西詩風的籠罩。尤其許多近體詩，委婉清麗中帶有峻拔之氣，有他自己的特點。 點評(眼兒媚.酣酣日腳紫煙浮): 詞亦文之一體，昔人名作，亦有理脈可尋，所謂蛇灰、蚓線之妙。如范石湖眼兒媚萍鄉道中云云，“春慵”緊接“困”字、“醉”字來，細極。 楊萬里和范成大 楊萬里、范成大、陸游和尤袤號稱“中興四大詩人”。當時楊、陸的聲名尤著。尤袤流傳下的作品很少，成就也不高；楊、范雖比不上陸游，但都能擺脫江西詩派的牢籠，思想、藝術各有特色，不愧為南宋杰出的詩人。 楊萬里(1127—1206)(注：按《楊文節公文集》卷末附錄楊萬里之子楊長孺所撰《楊公墓志》云：“先君于建炎元年丁未歲九月二十二日子時生……開禧二年丙寅五月八日無疾薨，享年八十。”其言甚明，與楊氏本人在《浩齋記》、《秋衣》等詩文中所自紀之年歲，亦均吻合無間。據此，則楊氏當生于建炎元年(1127)。舊說多從《宋史·楊萬里傳》“卒年八十三”的記載，因推定楊氏生于宣和六年(1124)，實誤。)，字廷秀，號誠齋，江西吉水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歷任漳州、常州諸地方官，入為東宮侍讀，官至寶謨閣學士。他曾屢次上疏指摘朝政，忤權相韓托胄，因此罷官家居十五年，憂憤而死。 楊萬里和江西詩派的主要不同是直接從自然景物吸收題材，而不是從書本文字上翻新出奇，所以他說“不聽陳言只聽天”。他對于自然界有著特別濃厚的興趣，自然界的一切，大而高山流水，小而游蜂戲蝶，無不收拾入詩。他認為“山中物物是詩題”，“無山安得詩”?并且說：“不是風煙好，何緣句子新?”而對于自然，他又觀察得細致，領會得深刻，描寫得生動逼真，以至姜夔有“處處山川怕見君”的戲言。因此在題材上，他的詩以描寫自然景物的為最多，也最能體現他的詩歌的藝術特色。楊萬里無論在繼承和創作上，都是個善于變化的詩人。他早年從江西派入手，中年以后，轉而批判江西派的弊病，盡焚少作“江西體”千余首，而自出機杼。他在《荊溪集自序》里曾說到這種轉變過程：“予之詩，始學江西諸君子，既又學后山五字律，既又學半山老人七字絕句，晚乃學絕句于唐人。……戊戌作詩，忽若有悟，于是辭謝唐人及王、陳、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學，而后欣如也。”于是他便走上了師法自然的創作道路，認為“學詩須透脫，信手自孤高”(《和李天麟》)；他不再模擬古人，而是要超出古人：“黃陳籬下休安腳，陶謝行前更出頭。”(《跋徐恭仲省干近詩》)因而形成了他自己的獨特風格。這就是嚴羽《滄浪詩話》所稱的“楊誠齋體”。 “誠齋體”的特點之一，是富于幽默詼諧的風趣。這主要是繼承了陶潛的《責子》、杜甫的《漫興》，蘇軾、黃庭堅的詼諧打諢的作風，而加以發展。只如《嘲蜂》、《嘲蜻蜓》、《嘲稚子》、《戲嘲星月》這類詩題，在一般詩集里便絕少見。但他往往也寓感憤和諷刺于詼諧嘲笑之中，如《嘲淮風》：“不去掃清天北霧，只來卷起浪頭山!”又如《觀蟻》：“微軀所饌能多少?一獵歸來滿后車!”第二，是豐富新穎的想象。他善于捕捉自然景物的特征和變態，并用擬人的手法加以突出，使之生動而饒有風趣。比如他用“一峰忽被云偷去”來寫流云，用“拜殺蘆花未肯休”來寫狂風，用“兩堤楊柳當防夫”來聯想邊疆的將士。第三，是自然活潑的語言。他繼承了古代和當代的民歌，以及白居易、張籍和杜荀鶴等人的傳統，語言力求平易淺近，并大量汲取俚語謠諺入詩。諸如“拖泥帶水”、“手忙腳亂”，甚至“連吃數刀”之類也在所不避。這比起江西派的搜僻典、用生詞、押險韻、造拗句，可以說是一個解放。這三個特點往往是交織在一起的，且看以下諸詩： 野菊荒苔各鑄錢，金黃銅綠兩爭妍。天公支與窮詩客，只買清愁不買田。 ——《戲筆》 篙師只管信船流，不作前灘水石謀。卻被驚湍旋三轉，倒將船尾作船頭。 ——《下橫山灘望金華山》 峭壁呀呀虎擘口，惡灘洶洶雷出吼。沂流更著打頭風，如撐鐵船上牛頭。“風伯勸爾一杯酒，何須惡劇驚詩叟!端能為我霽威否?”——岸柳掉頭荻搖手! ——《檄風伯》 第一首寫眼前景物，第二首寫日常生活，都不無寓意，卻沒有窮酸氣、迂腐氣。第三首更集中地表現了“誠齋體”的獨特風格。他自言“老子平生不解愁”，又說“自古詩人磨不倒”，我們正應從這種詩風中領會詩人對生活的樂觀態度。 楊萬里還是一個比較關心國家命運的詩人。“誰言咽月餐云客，中有憂時致主心”(《題劉高士看云圖》)，正是他的自道。因此他也有一些直接抒寫愛國感情的作品，如《初入淮河四絕句》： 船離洪澤岸頭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遠，中流以北即天涯! 兩岸舟船各背馳，波痕交涉亦難為。只余鷗鷺無拘管，北去南來自在飛。 這兩首詩是淳熙元年(1190)楊萬里奉命迎接金使時所作。作者看到了本是祖國心腹之地的淮河，而今卻成為金宋雙方的疆界，兩岸的人民也失去了來往的自由，形成敵國，所以心情異常沉痛。由于結合眼前景物，故能“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這也說明他在絕句方面的造詣。此外，如《雪霽曉登金山》的“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題盱眙軍東南第一山》的“白溝舊在鴻溝外，易水今移淮水邊”等句，也都流露了他的愛國心情。 楊萬里還寫了一些反映農民勞動生活的詩，如《插秧歌》、《竹枝詞》等，對農民的痛苦也深表同情：“荒山半寸無遺土，田父何曾一飽來!”(《發孔鎮晨炊漆橋道中紀行》)但這類作品在他現存的四千多首詩中是太少了，而且缺乏陸游那樣激昂慷慨的熱情，揭露也不及范成大那樣具體、深刻。這可能和他的藝術觀點有關，他嘗說：“詩已盡而味方永，乃善之善也。”(《誠齋詩話》) 總的來說，楊萬里不失為南宋一位自具面目的作家。他的主要成就和貢獻是在藝術風格方面。他吸收民歌的白描手法，一反江西詩派的生硬槎椏，創立了活潑自然的“誠齋體”，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和江西詩派差不多，盡管他也推崇杜甫，但對杜甫的現實主義精神并未能著重繼承。他心愛的乃是陶、謝、王、孟、韋、柳一路的山水田園詩，尤其是王維的《輞川集》，并片面地認為“只是征行自有詩”。因此，他的詩大都是“斧藻江山，追琢風月”，很少反映社會現實，和他所處的萬方多難的時代顯得很不相稱。而這也就使他不可能從思想內容、創作方向上對江西詩派作徹底的變革。由于題材的細碎，他的風趣也往往流于庸俗無聊，而那種一味師法自然和濫用口語的“信手”“走筆”的創作態度，也使他寫了不少粗率的作品。象“一杯至三杯，一二三四五”這類詩句，卻實在不高明。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平江吳郡(江蘇蘇州市)人。他早年境況比較貧寒，為衣食奔走，故有“若有一廛供閉戶，肯將篾舫換柴扉”之嘆。紹興二十四年中進士后，仕途上卻比較順利，也為國家人民作了一些好事。乾道四年，孝宗為索取河南“陵寢”地，派他出使金國。在金主面前，他“詞氣慷慨”，“全節而歸”，為朝野所稱道。此后他由中書舍人，累官至四川制置使、參知政事，在南宋詩人中最為顯達。淳熙九年，因疾退居石湖，自號石湖居士。 范成大是個愛國者，也比較關心人民疾苦，退居后也沒有完全忘卻人民。他雖也受過江西詩派的影響，但主要還是繼承白居易、張籍、王建的新樂府傳統的現實主義精神，如《樂神曲》等四首，便明言“效王建”。因此，他的詩數量雖不及楊萬里多，內容卻較充實，有不少即事名篇的現實主義作品。 由于生活關系，范成大年輕時便寫了一些揭露殘酷剝削、同情農民疾苦的詩。《催租行》和《后催租行》可為代表。在《催租行》里作者通過官府的爪牙——里正無恥勒索農民的典型事件，概括地反映了當時政治的黑暗。只“我亦來營醉歸耳”一句，便畫出了里正的丑惡嘴臉，手法也非常經濟。《后催租行》更寫出農民被迫出賣女兒以輸租的慘狀： 老父田荒秋雨里，舊時高岸今江水。傭耕猶自抱長饑，的知無力輸租米。自從鄉官新上來，黃紙放盡白紙催。賣衣得錢都納卻，病骨雖寒聊免縛。去年衣盡到家口，大女臨歧兩分首。今年次女已行媒，亦復驅將換升斗。室中更有第三女，明年不怕催租苦! 這是農民的血淚控訴。末句是反語，中含無窮仇恨。“況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杜甫《歲晏行》)，這種慘象，在封建社會原極普遍，但很少寫得如此具體深刻。此后在帥蜀期間，作者在《勞畬耕》里還揭露了那種“食者定游手，種者長流涎”的階級的不平。 還在少年時期，詩人便寫出了“莫把江山夸北客，冷煙寒水更荒涼”(《秋日二絕》)的名句，對于南宋統治者向金使炫耀半壁江山的無恥行為作了尖銳的批評。他最有價值的愛國詩篇，是一一七?年使金時寫的七十二首絕句。這組詩不僅描寫了北方的山川文物，表現了詩人自己的愛國思想；而且反映了中原人民的悲慘生活和他們的民族感情。有時又通過憑吊先烈譴責宋代統治者的昏庸誤國。如以下諸作： 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回。忍淚失聲詢使者：“幾時真有六軍來?” ——《州橋》 女僮流汗逐氈并，云在淮鄉有父兄。屠婢殺奴官不問，大書黥面罰猶輕。 ——《清遠店》 平地孤城寇若林，兩公猶解障妖侵。大梁襟帶洪河險，誰遣神州陸地沉? ——《雙廟》 關于這次出使，作者謙言是“許國無功浪著鞭，天教飽識漢山川”。其實無論從政治還是從創作來說，詩人都完成了他的使命。 范詩的另一成就是田園詩。他晚年寫的《四時田園雜興》和《臘月村田樂府》，描述了江南農村生活的各個方面，象一長卷生動的農村風俗畫，展示了豐富多彩的宋代風土人情，富有濃郁的鄉土氣息。這是他以前的詩人所很少著墨的。尤其可貴的是其中還有不少篇章把農村自然景色的描寫和對封建剝削的揭露結合起來，賦予以閑適為其特征的傳統的田園詩以更深刻的內容，這和他早期寫作樂府詩的精神正是一致的。如《四時田園雜興》： 晝出耘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家。童孫未解供耕織，也停桑陰學種瓜。 采菱辛苦廢犁鋤，血指流丹鬼質枯。無力買田聊種水，近來湖面亦收租! 垂成穡事苦艱難；忌雨嫌風更怯寒。箋訴天公休掠剩：半償私債半輸官。 新筑場泥鏡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聲里輕雷動，一夜連枷響到明。 這里，詩人通過深入的觀察和親切的體驗領略了農民勤勞、淳樸的品質和他們生活的苦樂，流露了詩人的同情和共鳴。當然，其中也不免有美化農村的描寫，表現了士大夫的情趣。他晚年還寫了一些反映人民悲苦生活的小詩，如《夜坐有感》、《詠河市歌者》、《雪中聞墻外鬻魚菜者，求售之聲甚苦，有感三絕》等。 由于內容較豐富，同時他不僅學白居易、王建，也學孟郊、李賀，還有“玉臺體”，因此范詩的風格也比較多樣。楊萬里評他的詩“清新嫵媚”、“奔逸雋偉”(《石湖詩序》)，主要是指“點綴湖山”一類作品而言。其實范詩還有“婉峭”、“淺切”的一面。楊萬里還說：“今海內詩人，不過三四，而公皆過之，無不及者”，這評價也欠公允。范是不能和陸游相比的。他深受佛、道影響，詩中消極頹廢的東西還是不少的。
作為旅行家，范成大比不上徐霞客， 作為旅行家，范成大比不上徐霞客，但作為士大夫和詩人，范成大的精神世界卻遠比徐霞客這樣的“專業”旅行家豐富
南宋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45歲的范成大受命出使金國。他作為“祈請使”，目的有二：一是求趙宋皇室陵墓所在的河南鞏、洛之地，二是重議兩國交換國書的禮儀。
此時距金滅北宋已40余年，南宋與金國劃淮河為界，以“侄兒”的身份卑事金國。南宋想以“祈請”的方式收拾失去的河山與尊嚴，不啻于癡人說夢。就連宋孝帝本人也知道，此行不但沒啥勝算，還兇多吉少，臨行前他對范成大說：“朕不敗盟發兵，何至害卿！嚙雪餐氊，理或有之。”這就是讓他做好當蘇武的心理準備了。
■乾道六年使金，是他一生中心情最為復雜的一次旅行
范成大此行著有旅行日記一卷，名為《攬轡錄》，取東漢名士陳蕃“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的意思。據此書記載，他于六月“出國門”，“八月戊午”渡淮出國界，十月“戊午”復渡淮歸來，在金國境內逗留了兩個月。中國現存最早的私人日記是唐李翱的《來南錄》，到北宋時，士大夫作日記者已經很多，其中以王安石的《日錄》篇幅最為浩繁，有八十卷之多，然而多記政事，實為一種私家史乘。而早期的私人日記多為篇幅短小的紀行之作。
范成大乃南宋詩壇巨匠，與陸游、楊萬里等并稱“中興四大家”，以“清新嫵麗”而又“奔逸俊偉”的詩風馳名于世。范成大是一個眼界開闊、感覺敏銳的觀察者，對自然界的山水泉石充滿熱愛，對升斗細民的悲歡富于理解之同情；他有很強的好奇心，對于殊方異域、奇風異俗都報以強烈的興趣；他官至宰輔，風節凜然，一生宦跡又極其廣闊（“予生東吳、而北撫幽燕、南宅交廣、西使岷峨之下，三方皆走萬里，所至無不登覽”），故胸中千丘萬壑，下筆氣象萬千。另一面，范成大又是一個內心豐富、情感真摯的人，無論是感時、憂國、憫農、刺政還是傷逝、惜別、嘆老、思鄉，他的詩里總有一些特別細膩而個性化的體察，用一句老話來說———他的詩里有“人”。
乾道六年使金，是范成大一生中心情最為復雜的一次旅行，壓抑、悲愴，而又滿懷忠義豪情，因此《攬轡錄》中的許多文字也特別感人。如寫北宋舊都東京汴梁的殘破：新宋門內“彌望悉荒墟”，“大相國寺，傾檐缺吻，無復舊觀”……凡東京一門一樓，皆羅列其舊名與“虜改”之新名，貌似簡單的記錄，而板蕩之痛與黍離之思盡在其中。
更讓人心碎的當然還是中原的遺民，淪陷已久，“民亦久習胡俗”，“男子髡頂”，“村落間多不復巾，蓬辮如鬼”，然而父老“遺黎往往垂涕嗟嘖，指使人云：‘此中華佛國人也。’老嫗跪拜者尤多”……除《攬轡錄》外，此次使金他還留下72首絕句，匯為《北征小集》，其中佳作甚多。
范成大此次出使雖然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本來就是不可能達到的），但表現得風骨凜然，甚至連金主也認為“可以激勵兩國臣子”———弱國外交的極致也只能是爭取一點精神上的尊嚴了。
■他是打開了心胸和慧眼的詩人，他的飽覽山川聯系著“許國”的抱負
歸國后，范成大得到朝廷的肯定，但很快又因剛直而被黜，于乾道七年受命出帥靜江府（廣西桂林），這就是“南宅交廣”之行。這次旅行實際開始的時間已是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臘月七日，他從老家吳郡（蘇州）出發，南經湖州、余杭，至富陽而入風景如畫的富春江。在余杭時與遠送而來的親友道別，場面極其傷感。之前更不得不將重病的乳母留在余杭，“分路時，心目刲斷。世謂生離不如死別，信然。”
與眾人別后二日就是除夕之夜，“發富陽。雪滿千山，江色沈碧。夜，小霽。風急，寒甚。披使虜時所作棉袍，戴氊帽，作船頭縱觀，不勝清絕。”
此情此境此文，讓人一見之下，永銘于心。試想身披兩年之前去國北征的寒衣，胸懷著二日之前與親友訣別的凄愴，于此除夜之際，置身于寒江的扁舟上，心緒如無限宇宙中的一點孤明，所謂“不勝清絕”者，實是無以言之而強為之言了。
溯富春江，經桐廬、蘭溪入衢江，然后經常山縣出浙江、入江西的信江，經信州（上饒）、貴溪、余干而到南昌，登滕王閣；入贛江，乾道九年元月十二日至臨江軍（樟樹），十四日游薌林和盤園———這兩處都是當時著名的園林，給范成大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幾棵大梅、古梅，晚年隱居石湖后，他就全力經營石湖的范村，“以其地三分之一與梅”，并專門著有《梅譜》一卷。
過臨江軍后即入贛江支流袁水，過袁州（宜春）、萍鄉進入湖南境內。泛湘江南下，至衡山，謁南岳廟，因病未登山，然后陸行經永州、全州，三月十日，入桂林。凡水陸路程三千里，歷時三月，著游記一卷，取韓愈詠桂林的“遠勝登仙去，飛鸞不暇驂”詩意，取名為《驂鸞錄》。
毋庸置疑，范成大是中國古代一位偉大的旅人。
古代士大夫因仕宦而四處游歷并非罕見，但大多數人只會寫一些例行的文字，無論是登臨懷古還是厭宦游、思故土，往往流于程式。這類詩人的作品，讓你看不出他生活的時代是唐代還是清代，也看不出他吟詠的是嶺南還是中原，尤其重要的是，你看不到背后有一個獨一無二的“人”。
而范成大則是一個打開了心胸和慧眼的詩人，他筆下的風物很少是通用的，而是富于一時一地的特殊性，但又不是現實的實證主義鏡像，而總是用他的情懷和風格提升著外在的世相。
作為旅行家，范成大當然比不上徐霞客，但作為士大夫和詩人，他的精神世界卻要遠比徐霞客這樣的“專業”旅行家更豐富。他在一首詩中寫道：“許國無功浪著鞭，天教飽識漢山川”———他的飽覽山川是與“許國”的抱負聯系在一起的，正是為了“許國”，他才經受了“三方皆走萬里”的艱苦旅程。
■一生的漂泊已經沉淀在他內心，成為記憶中永恒的財富
士大夫是必須“兼濟天下”的，然而作為詩人，范成大又始終非常向往鄉居歸隱的田園生活。
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范成大52歲，離四川制置使任，五月底從成都萬里橋出發，十月已巳進入吳郡（蘇州）的盤門。和前兩次懷著重重心事的旅行不一樣，雖然與四川的同僚朋友分別不免傷感，這一次的回鄉之旅壓倒性的情緒是“歸去來兮”的喜悅和輕松。這次的行程比較簡單：沿岷江入長江，然后一路過三峽，經湖北、江西入江蘇，從鎮江轉常州、蘇州。此行有游記二卷，取杜甫“門泊東吳萬里船”意命名為《吳船錄》。與前二錄相比，此書篇幅最長，也最為后人推重。
《吳船錄》內容極豐富，除了記名山大川之美，如寫峨眉山佛光之奇如在目前，狀三峽湍流之險驚心動魄，也有許多人文歷史方面的記載非常有價值，如記江州東、西林寺的唐代碑刻，抄錄峨眉牛心寺釋繼業所著西域行程等，頗有史料價值。此書文章之美，不愧為中國山水文字中的典范。
從乾道八年十二月出盤門到淳熙四年入盤門，范成大完成了一個象征性的循環，從此結束了作為旅人的生涯。從四川歸來過武昌時，他曾于中秋夜回憶自己十三年間，十一處見中秋，“其間相去或萬里”，當時便想：若得自此“歸田園，帶月荷鋤，得遂此生矣”。淳熙九年，范成大終于遂愿退休，從此在石湖度過了長達十年閑適而優裕的晚年生活，寫下了最后的名作《四時田園雜興六十首》，并為家鄉撰寫了一部具有開創意義的方志：《吳郡志》。
在最后的歲月里，他仍然對旅行充滿向往，但毫無疑問的是，每當中秋賞月的時候，他都會想起從前度過中秋的那些地方：一生的漂泊已經沉淀在他內心，成為記憶中永恒的財富。
作為旅行家，范成大比不上徐霞客， 作為旅行家，范成大比不上徐霞客，但作為士大夫和詩人，范成大的精神世界卻遠比徐霞客這樣的“專業”旅行家豐富
南宋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45歲的范成大受命出使金國。他作為“祈請使”，目的有二：一是求趙宋皇室陵墓所在的河南鞏、洛之地，二是重議兩國交換國書的禮儀。
此時距金滅北宋已40余年，南宋與金國劃淮河為界，以“侄兒”的身份卑事金國。南宋想以“祈請”的方式收拾失去的河山與尊嚴，不啻于癡人說夢。就連宋孝帝本人也知道，此行不但沒啥勝算，還兇多吉少，臨行前他對范成大說：“朕不敗盟發兵，何至害卿！嚙雪餐氊，理或有之。”這就是讓他做好當蘇武的心理準備了。
■乾道六年使金，是他一生中心情最為復雜的一次旅行
范成大此行著有旅行日記一卷，名為《攬轡錄》，取東漢名士陳蕃“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的意思。據此書記載，他于六月“出國門”，“八月戊午”渡淮出國界，十月“戊午”復渡淮歸來，在金國境內逗留了兩個月。中國現存最早的私人日記是唐李翱的《來南錄》，到北宋時，士大夫作日記者已經很多，其中以王安石的《日錄》篇幅最為浩繁，有八十卷之多，然而多記政事，實為一種私家史乘。而早期的私人日記多為篇幅短小的紀行之作。
范成大乃南宋詩壇巨匠，與陸游、楊萬里等并稱“中興四大家”，以“清新嫵麗”而又“奔逸俊偉”的詩風馳名于世。范成大是一個眼界開闊、感覺敏銳的觀察者，對自然界的山水泉石充滿熱愛，對升斗細民的悲歡富于理解之同情；他有很強的好奇心，對于殊方異域、奇風異俗都報以強烈的興趣；他官至宰輔，風節凜然，一生宦跡又極其廣闊（“予生東吳、而北撫幽燕、南宅交廣、西使岷峨之下，三方皆走萬里，所至無不登覽”），故胸中千丘萬壑，下筆氣象萬千。另一面，范成大又是一個內心豐富、情感真摯的人，無論是感時、憂國、憫農、刺政還是傷逝、惜別、嘆老、思鄉，他的詩里總有一些特別細膩而個性化的體察，用一句老話來說———他的詩里有“人”。
乾道六年使金，是范成大一生中心情最為復雜的一次旅行，壓抑、悲愴，而又滿懷忠義豪情，因此《攬轡錄》中的許多文字也特別感人。如寫北宋舊都東京汴梁的殘破：新宋門內“彌望悉荒墟”，“大相國寺，傾檐缺吻，無復舊觀”……凡東京一門一樓，皆羅列其舊名與“虜改”之新名，貌似簡單的記錄，而板蕩之痛與黍離之思盡在其中。
更讓人心碎的當然還是中原的遺民，淪陷已久，“民亦久習胡俗”，“男子髡頂”，“村落間多不復巾，蓬辮如鬼”，然而父老“遺黎往往垂涕嗟嘖，指使人云：‘此中華佛國人也。’老嫗跪拜者尤多”……除《攬轡錄》外，此次使金他還留下72首絕句，匯為《北征小集》，其中佳作甚多。
范成大此次出使雖然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本來就是不可能達到的），但表現得風骨凜然，甚至連金主也認為“可以激勵兩國臣子”———弱國外交的極致也只能是爭取一點精神上的尊嚴了。
■他是打開了心胸和慧眼的詩人，他的飽覽山川聯系著“許國”的抱負
歸國后，范成大得到朝廷的肯定，但很快又因剛直而被黜，于乾道七年受命出帥靜江府（廣西桂林），這就是“南宅交廣”之行。這次旅行實際開始的時間已是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臘月七日，他從老家吳郡（蘇州）出發，南經湖州、余杭，至富陽而入風景如畫的富春江。在余杭時與遠送而來的親友道別，場面極其傷感。之前更不得不將重病的乳母留在余杭，“分路時，心目刲斷。世謂生離不如死別，信然。”
與眾人別后二日就是除夕之夜，“發富陽。雪滿千山，江色沈碧。夜，小霽。風急，寒甚。披使虜時所作棉袍，戴氊帽，作船頭縱觀，不勝清絕。”
此情此境此文，讓人一見之下，永銘于心。試想身披兩年之前去國北征的寒衣，胸懷著二日之前與親友訣別的凄愴，于此除夜之際，置身于寒江的扁舟上，心緒如無限宇宙中的一點孤明，所謂“不勝清絕”者，實是無以言之而強為之言了。
溯富春江，經桐廬、蘭溪入衢江，然后經常山縣出浙江、入江西的信江，經信州（上饒）、貴溪、余干而到南昌，登滕王閣；入贛江，乾道九年元月十二日至臨江軍（樟樹），十四日游薌林和盤園———這兩處都是當時著名的園林，給范成大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幾棵大梅、古梅，晚年隱居石湖后，他就全力經營石湖的范村，“以其地三分之一與梅”，并專門著有《梅譜》一卷。
過臨江軍后即入贛江支流袁水，過袁州（宜春）、萍鄉進入湖南境內。泛湘江南下，至衡山，謁南岳廟，因病未登山，然后陸行經永州、全州，三月十日，入桂林。凡水陸路程三千里，歷時三月，著游記一卷，取韓愈詠桂林的“遠勝登仙去，飛鸞不暇驂”詩意，取名為《驂鸞錄》。
毋庸置疑，范成大是中國古代一位偉大的旅人。
古代士大夫因仕宦而四處游歷并非罕見，但大多數人只會寫一些例行的文字，無論是登臨懷古還是厭宦游、思故土，往往流于程式。這類詩人的作品，讓你看不出他生活的時代是唐代還是清代，也看不出他吟詠的是嶺南還是中原，尤其重要的是，你看不到背后有一個獨一無二的“人”。
而范成大則是一個打開了心胸和慧眼的詩人，他筆下的風物很少是通用的，而是富于一時一地的特殊性，但又不是現實的實證主義鏡像，而總是用他的情懷和風格提升著外在的世相。
作為旅行家，范成大當然比不上徐霞客，但作為士大夫和詩人，他的精神世界卻要遠比徐霞客這樣的“專業”旅行家更豐富。他在一首詩中寫道：“許國無功浪著鞭，天教飽識漢山川”———他的飽覽山川是與“許國”的抱負聯系在一起的，正是為了“許國”，他才經受了“三方皆走萬里”的艱苦旅程。
■一生的漂泊已經沉淀在他內心，成為記憶中永恒的財富
士大夫是必須“兼濟天下”的，然而作為詩人，范成大又始終非常向往鄉居歸隱的田園生活。
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范成大52歲，離四川制置使任，五月底從成都萬里橋出發，十月已巳進入吳郡（蘇州）的盤門。和前兩次懷著重重心事的旅行不一樣，雖然與四川的同僚朋友分別不免傷感，這一次的回鄉之旅壓倒性的情緒是“歸去來兮”的喜悅和輕松。這次的行程比較簡單：沿岷江入長江，然后一路過三峽，經湖北、江西入江蘇，從鎮江轉常州、蘇州。此行有游記二卷，取杜甫“門泊東吳萬里船”意命名為《吳船錄》。與前二錄相比，此書篇幅最長，也最為后人推重。
《吳船錄》內容極豐富，除了記名山大川之美，如寫峨眉山佛光之奇如在目前，狀三峽湍流之險驚心動魄，也有許多人文歷史方面的記載非常有價值，如記江州東、西林寺的唐代碑刻，抄錄峨眉牛心寺釋繼業所著西域行程等，頗有史料價值。此書文章之美，不愧為中國山水文字中的典范。
從乾道八年十二月出盤門到淳熙四年入盤門，范成大完成了一個象征性的循環，從此結束了作為旅人的生涯。從四川歸來過武昌時，他曾于中秋夜回憶自己十三年間，十一處見中秋，“其間相去或萬里”，當時便想：若得自此“歸田園，帶月荷鋤，得遂此生矣”。淳熙九年，范成大終于遂愿退休，從此在石湖度過了長達十年閑適而優裕的晚年生活，寫下了最后的名作《四時田園雜興六十首》，并為家鄉撰寫了一部具有開創意義的方志：《吳郡志》。
在最后的歲月里，他仍然對旅行充滿向往，但毫無疑問的是，每當中秋賞月的時候，他都會想起從前度過中秋的那些地方：一生的漂泊已經沉淀在他內心，成為記憶中永恒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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