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時健，紅塔集團原董事長，曾經是中國有名的“中國煙草大王”。

從玉溪前往嘎灑鎮的新公路被一根路障生生攔住。兩個月前，下雨導致地基塌方，至今禁止通行。我們的汽車不得已另擇土路進山。路的一邊是山崖，樹木蔥郁，山下偶爾能看到成片的甘蔗田、零星的香蕉樹和小塊的梯田。在日光下，蓄著水的梯田折射出忽明忽暗的光澤。此間風景不惡。

這是云南哀牢山脈的一段，上世紀的“煙王”褚時健這些年就在這大山深處埋首創辦屬于自己的實業。這一次，他沒有制煙，而是種橙。制煙曾經讓褚時健的事業如日中天，但并沒有給他帶來財富;而種橙，卻讓85歲的他成了億萬富翁。

“心里不平衡”

我們乘坐的汽車如舟行波上，起起伏伏，恰如我的思緒——如果不是1999年的那場“世紀審判”，這位王石最崇敬的企業界大佬，現在一定是在某處頤養天年，而不會以如此高齡還在玉溪市和山中果園間兩頭奔走。

1979年10月，褚時健出任玉溪卷煙廠廠長。此后的18年的時間里，褚時健帶領團隊將這個陷入虧損的小煙廠打造成亞洲最大的煙廠，為國家創造利稅991億元。在他最得意的時候，求他寫條子批煙的人絡繹不絕，在退休前，由于“經濟問題”褚時健被判無期徒刑，此前，女兒在獄中自殺，那時他已經71歲了。當時，作為云南紅塔集團的一把手，褚時健的工資水平僅相當于煙廠一個普通工人的工資，18年的工資收入總共不過60多萬元。“富廟里的窮方丈”身陷囹圄，在當時成為一件讓人矚目的大事。譏諷者有之，嘆息者有之，而為之抱不平者亦不乏其人。幾年后，褚時健因為罹患糖尿病，于2002年得以保外就醫，從此在哀牢山中種橙至今。

在山中轉了一個多小時，我們終于到嘎灑鎮。這是一個以傣族為主要居民的小鎮，一條小河將小鎮剖成兩半。由于是冬天，一節一節階梯狀的河床裸露出來。當地人對橋上的我們說，這不算是河，在雨季，山洪暴發的時候，用來泄洪用的，如果沒有這個，腰街早就被泥石流沖走了。山里的農民遇到泥石流就比較麻煩，有的人連房舍都被毀掉了。不過，帶著一雙手跑到山里種橙子，日子又變得好過了。“是給褚時健種橙子嗎?”我們問，當地人點點頭：“褚時健提供住的地方。”

在嘎灑匆匆飽餐一頓后，又在山里走了近半個小時，車終于駛入了一個布滿橙樹的山頭，空氣飄著淡淡肥料的臭味，經過了一座廠房建筑后，車停在一幢黃色的二層小樓前，這是褚時健的家，也是他在山中的辦公場所。門前蹲著兩尊石獅，幾只公雞在石獅腳下走來走去。

身著米灰色套頭衫、外面罩一件黑色馬甲的褚時健緩緩走向我們，笑著和大家一一握手，然后招呼我們吃橙子。“褚橙”的確口感非凡，我們一行人都認為這是自己吃過的最好吃的橙子。一張矮桌，四條長凳，褚時健坐在桌邊，吸著玉溪煙，操著濃重的玉溪方言，一開口便說：“我們的橙子分成三個等級，特級品10塊錢一公斤出貨，市場上賣10多塊一斤，供不應求。”

我們問：“當初為什么想起來承包果園呢?”褚時健低下頭，想了想說：“心里不平衡，現在的國企老總一年收入幾百萬、上千萬，我也不想晚年過得太窮困。另外，我70多歲出監獄，總得找點事做，讓生活充實點。”這句話，在一個小時后，他又重復了一遍。說話時，褚時健的臉上掛著一絲淡淡的微笑，眼睛則少有笑意。這絲微笑，就那樣不深不淺地掛著，像是劫波之后面對外界的某種展示。

指著桌上的橙子，褚時健有些得意，跟我們歷數起這些年如何一年解決一個問題，改良了土壤結構，發明了獨特的混合農家肥，解決了灌溉問題、病蟲害問題、口感，等等。市場反映，“褚橙”的口感已經不在進口的美國新奇士之下，甚至比口感略酸的進口橙更迎合中國人的口味。今年他要讓橙子的色澤更鮮艷、手感更平滑。9年辛勞，2400畝從湖南引入的普通橙樹在哀牢山中脫胎換骨。

我說，這是“微笑曲線”的一端——研發，褚時健點頭表示同意。“另一端是市場吧，那個不用操心，把品質做好最重要，市場會求著你的。剛種橙子的時候，不懂技術，出了很多問題，像第一個收獲期，那么多樹才收了14噸，那倒是讓我睡不著覺的。”褚時健做香煙的時候，技術上也是零基礎，從頭摸索跟技術員反復討論，一點一點解決問題，種橙子亦如是，單肥料的配比就反復試驗了無數次。

“失敗倒沒有想過”

“你怎么知道會有今天這樣結果，能種出這樣的橙子?你想過失敗嗎?”問這句話的時候，我的腦子里閃過一件事：褚時健年輕的時候，在邊縱打過8年游擊，在一次戰斗中，由于敵人火力太猛，上面命令撤退。褚時健不聽，孤身一人在戰場上尋覓一個多小時，找到了他二哥陣亡后的遺體。

這個問題讓褚時健很自然地聯想到了當年做煙的經歷，他語速緩慢：“失敗倒沒有想過，像我當時在煙廠的時候，我向省里提出貸款2300萬美元，引進世界最先進的卷煙生產設備。有人說如果效益搞不好，還不上錢，說不定就要去坐牢了。那時，昆明卷煙廠對這個項目也有興趣，但后來就不敢了。我想，香煙的品質和效率提高了，一年就能還上錢。后來就是這樣的。我對風險也是有評估的。”

從煙盒里抽出一支煙點上，褚時健的話題又回到了橙子：“農民太弱小了，他們是無力承擔風險的?，F在園子里的兩口之家，他們只要出兩雙手，房子、肥料、樹苗都是我出，按照公司的要求做，一年收入差不多有6萬塊左右。他們還可以自己養上幾十只土雞，幾頭豬。以前他們的年收入也就幾千塊錢，現在日子好過了，孩子上大學，學費也掏得出。技術員年薪10多萬，不比做公務員差。”

褚時健抽煙頻率很高，半個小時就抽掉了4支，不過每次都不抽完就掐滅了。他滅了煙又說：“農民其實也不好管理，他們才不管你是不是褚時健。比如說，要想橙子品質高，必須先前就摘除一部分果實，農民舍不得;樹長大了，空間不夠，相互爭奪陽光和養料，必須砍掉三分之一的樹，農民也舍不得。不過，我們收果實有嚴格的質量標準，按照公司要求做的，收入明顯提高，其他人也就跟著學了，他們想，憑什么你的果子比我質量好，產量比我大，收入比我高。以前做煙的時候，也是這樣的，我從煙田抓起，給農民種子、化肥，指導農民怎樣種出一流的煙葉，高價購買煙葉。沒有世界一流的煙葉，就做不出品質一流的香煙。”

“搞人際關系，我不行”

褚時健做企業的最早經歷是在“文革”時期，他曾經擔任過嘎灑糖廠的廠長。談起這段歷史，褚時健臉上的笑紋深了一些，像在說一個笑話：“我這個廠長是戴罪之身，‘摘帽右派’，打個比方，‘右派帽子’掛墻上，檢查的人來了，就給我戴上，批斗我了，就戴著帽子走個過場。廠里有兩路造反派互相打，他們都不舍得往死里整我。整個云南的糖廠都虧損，我那個鎮辦小廠一年盈利30多萬呢，別的廠100斤甘蔗能榨9斤糖，我們能榨12斤。我們還把別人榨過的廢料，要過來再榨一次。盡管設備簡陋，品質在當時算好的，像蠟一樣。”

面對為何成為右派這個問題，褚時健凝想了片刻，點上一支煙，悠悠地說：“1955年，我27歲時擔任玉溪地區行署人事科長。我的上級常常暗示我替他做點違反原則、對個人有利的事，我聽不懂。他說小褚你不懂事。反右的時候，我負責給一部分人定性，那時候反右是有指標的。我想不通，那些我熟悉的人怎么可能是右派呢?指標越來越高，我工作越來越差，‘對右派手軟的人肯定是右派’，1959年，我就成右派了，就去農場改造了。很多縣級干部和我關在一起，他們想不開，整天唉聲嘆氣。我說，有什么呀。這一年，我30歲。”

在農村的日子，盡管全家生計艱難，和坐機關相比，褚時健反而覺得輕松了很多。他說：“我是個不愛求人的人，搞人際關系，我不行，覺得心煩。”1979年，褚時健在嘎灑鎮上看到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文件，他心想:“一切該結束了。我是搞經濟、搞技術的，我們這些人又有用武之地了。”

從做糖，到做煙，再到做橙，褚時健都可以說是一個技術至上型管理者。三次做企業都很成功，這使他只認這個理。“真有拳頭產品，市場就不是問題，”褚時健說，“海爾，把攤子鋪那么大，還要進軍國外市場，張瑞敏會很累吧。”

“搞技術”的褚時健其實很懂得“分甘同苦”的道理，這個詞的本義是同甘共苦，做另一番解釋也別有意味。他率先在玉溪煙廠工人中實行計件工資，有賞有罰，極大提高了效率，工人的工資有時甚至超過管理層，并曾經發生過多次工人翻墻進廠加班的事情。分配與激勵是褚時健管理企業的一大利器，做煙種橙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在種煙最紅火的時候，作為煙廠的廠長，他覺得自己和其他高管也應該被激勵一下。他的這次率先嘗試卻把自己推向了一個巨大的漩渦，深陷鐵窗，家破人亡。

“經歷了那么多事后，你如何看待朋友?”聽了這話，褚時健猛吸了一口煙說：“我在牢里的時候，心想我70多歲了，以后能不能活著出去，出去以后又靠什么生活?后來，我弟弟來看我，帶了他種的橙子，我吃了一口，心想，味道還可以啊，要是能出去就種橙子吧。后來，得了病，身體狀況很差，再不出去看病，估計就死在里面了。出來后，就想找點事做，消磨時光。處理我的案子時，他們給我留了120萬塊錢。聽說我要種橙子，幾個有錢的朋友每人借給我幾百萬，加起來一共1000來萬，他們說，就是給你玩玩，玩沒了也沒關系，反正我們也用不著。到2009年，這些債務都還清了，還錢的時候，他們又不肯要利息。”

“我不上市”

2011年，褚時健的果園利潤超過了3000萬元，固定資產超過8000萬元。不過，這些年的贏利，不是用于還債，就是變成水利建設等固定資產投入，最近褚時健又租了400畝山地，樹剛種下，掛果還需要幾年。

國內一家很有實力的投資公司專程托人詢問褚時健對上市有無興趣，這家公司看好褚時健橙子的口碑和贏利能力，有意運作“褚橙”登陸股市。褚時健聽了，連連擺手。“沒的這個心腸跟他們玩。再說，投資公司都要在上市后拿走股民一筆錢的。我85歲了，管不了幾年，以后交給我外孫女和她丈夫。說實話，他們管管銷售還行，但還沒掌握種植技術，上了市，我倒是拿了錢，但虧了股民。我怕別人背后指指戳戳。”

褚時健隨即和我們討論起股市：“你們覺得中國股市正常嗎?一只做酒的股票從兩塊錢坐飛機一樣地漲到90多塊。”隨后，他做了一個墜落的手勢，接著說：“央企不是很賺錢嗎?它們給股民分過紅嗎?”他用很慢的語速笑著說：“我不上市。”

“從2002年保外就醫到現在也快10年了，中國的商業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比如互聯網公司現在發展很快，你在山中是否留意過?”問題很長，回答很短，他說：“我玩不了概念。”停頓片刻，他接著說：“現在國企太厲害了，反正總能賺到錢，反正花的也都是國家的錢。有的一把手，既不懂生產，也不懂市場，照樣一年收入幾百萬。”

聽有人恭維他以前是“煙王”，現在是“橙王”，褚時健并未反對這種說法。又有人說起王石撰文向他致敬，他愣了一下，“王石就站在那里”，褚時健指了門口說：“他來過兩次，我們站著，每次都說兩個多小時的話。他事業做得不錯，是個有追求的人。”

人物資料：

紅塔集團原董事長，曾經是中國有名的“中國煙草大王”。一手將紅塔集團建成大型企業，后因貪污被捕，是中國最具有爭議性的財經人物之一,1928年，褚時健出生于一個農民家庭。

1955年，27歲時擔任玉溪地區行署人事科長。

1979年10月，任玉溪卷

煙廠廠長。

1990年，褚時健被授予全國優秀企業家終身榮譽獎“金球獎”。

1994年，褚時健被評為全國“十大改革風云人物”，走到了他人生的巔峰。褚時健使紅塔山成為中國名牌，他領導的企業累計為國家上繳利稅數以千億計，他以戰略性的眼光，強化資源優勢，抓住煙草行業發展的機遇，使玉溪卷煙廠脫穎而出，成為中國煙草大王，地方財政支柱。但是企業家激勵機制與監督體制的不健全葬送了他的政治和職業生命。

被檢舉指控

1995年2月，一封匿名檢舉信指控玉溪卷煙廠廠長褚時健貪污受賄。

1997年，褚時健帶著把破落的地方小廠打造成創造利稅近千億元的亞洲第一煙草企業的榮耀，和被判無期徒刑的身份，黯然離開執掌18年的紅塔。

1999年1月9日，褚時健被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褚時健被判后減刑為有期徒刑17年。

2002年春節，辦理保外就醫。

人物生平

紅塔集團前掌門人

他曾經是位英雄，他擔任一家小廠的廠長后，臥薪嘗膽，披荊斬棘，以非凡的膽識和能力，用18年光陰的拼搏，使這家小廠成長為每年利稅數百億元的大型集團。在那個普遍工資只有幾百元的年代，他們廠一個普通職工的工資至少有四五千元。1994年，他當選為“全國十大改革風云人物”。然而，由于體制原因，他對企業的巨大貢獻并沒有在個人所得上得到體現，18年來他的總收入不過百萬，個人收入的巨大落差使他心理嚴重不平衡，再加上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他輝煌的人生之路偏離了航向，因為貪污174萬美元，1999年，他被判無期徒刑，此時，他已經是71歲的老人了。

保外就醫

他的女兒在獄中自殺身亡，自己又身陷囹圄，這對于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來說，不可謂不是他這一生中摔得最痛跌得最慘的一跤。許多人既為他惋惜，也認為他這輩子完了。但是，出

人意料的是，這位老人并沒有垮掉，他先是獲得減刑，改為有期徒刑17年，在監獄里待一年，勞改兩年后，2002年他因為嚴重的糖尿病獲批保外就醫，回到家中居住養病，并且活動限制在老家一帶。按照我們的設想，他在老家能頤養天年，這就是他最好的結局了。

2000畝荒山種果樹

然而他并沒有選擇這樣走下去，而是承包了2000畝的荒山，開種果園。這時，他已經有75歲了，身體不好，他所要承包的荒山又剛經歷過泥石流的洗禮，一片狼藉，當地的村都說那是個“鳥不拉屎”的地方。諸多困難并沒有阻他的“瘋狂”行為，他帶著妻子進駐荒山，脫下西裝，穿上農民勞作時的衣服，昔日的企業家完完全全成為一個地道的農民。他用努力和汗水把荒山變成了綠油油的果園，奇怪的是，在昆明，街上的橙子10塊錢4公斤，而他種的冰糖臍橙1公斤8塊錢你都買不到，而且產品一出來就發往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在云南根本見不到蹤影。

他的果園效益好得驚人。這一年，愛好爬山的王石來到了云南，特意抽時間專程去看望他，他沒有看到一個曾經叱咤風云的企業家，而是看到了一個面色黝黑但健康開朗的農民。他們倆在一起交談沒有一句言及企業管理，他向王石介紹的都是果園，氣侯，果苗的長勢。言談之間，他自然談到了一個核心問題：兩千畝的荒山如何管理?

雙贏

他使用了以前的辦法。以前他在管理煙廠的時候，采用了和煙農互利的辦法。為了讓煙農種出優質煙葉，他采用由煙廠投資，直接到煙田去建立優質煙葉基地的辦法，并且把進口優質肥料以很低的價格賣給煙農。當時煙農有好多都富了，與煙農“雙贏”的是煙廠，原料一天比一天好，競爭力一天比一天強，廠子最后變成了“印鈔工廠”。而在果園，有一百多戶農300多人忙碌，他給每棵樹都定了標準，產量上他定個數，說收多少果子就收多少，因為太多會影響果子質量，所以，多出的果子他不要。這樣一來，果農一見到差點的果子就主動摘掉，從來不以次充好。

他還制定了激勵機制，一個農只要承擔的任務完成，就能領到4000元工資，質

量達標，再領4000元，年終獎金兩千多元，一個農民一年能領到一萬多元，比到外面打工掙錢還多。

以前，褚時健管理煙廠的時候，想到煙廠上班的人擠破頭;現在他管理果園，想在果園干活的人也擠破頭。這個已過80歲的老人，面對人生的滄桑，懊惱過痛苦過，但流過淚后，擦干淚水，又一次點燃希望之火，用心過日子，將日子過得紅火，讓周圍的人幸福、快樂。

王石感慨地說：“我非常受啟發。褚時健居然承包了2000多畝地種橙子。橙子掛果要6年，他那時已經75歲了。你想象一下，一個75歲的老人，戴一個大墨鏡，穿著破圓領衫，興致勃勃的跟我談論橙子掛果是什么情景。 2000畝橙園和當地的村寨結合起來，帶有扶貧的性質，而且是環保生態。雖然他境況不佳，但他作為企業家的胸懷呼之欲出。我當時就想，如果我遇到他那樣的挫折、到了他那個年紀，我會想什么?我知道，我一定不會像他那樣勇敢。 ”

社會評價

褚時健是中國最具有爭議性的財經人物之一,曾經是中國有名的“中國煙草大王”。

在褚時健效力紅塔的18年中，為國家創造的利稅高達991億，加上紅塔山的品牌價值400多億(其他品牌價值沒有評估)，他為國家貢獻的利稅至少有1400億。

在褚時健時期，他締造了紅塔帝國，“紅塔山”造就了多少百萬富翁、為多少人解決了吃飯問題，已數不可數。也正因此，很多人為褚時健晚年的遭遇抱不平。

王石的感慨，褚時健并沒有聽到。他在紅塔集團時帶的三個徒弟，現在已是紅河煙廠、曲靖煙廠、云南中煙集團的掌門人，但這一切與他無關，對他來說，他在曾經的輝煌中跌倒，但在跌倒后又一次創造神話，這就足夠了。我們都曾失敗過，是一蹶不振還是再次站起，褚時健這個最富爭議的人物，給了我們一個答案。

貪污分析

對褚時健貪污問題的分析：

盡管褚時健帶領紅塔集團走過一路輝煌，但褚時健的腐敗問題在紅塔集團的史冊上留下了難以抹去的記憶，也為褚時健自己帶來了永遠的傷痛。今天我們不得不思考，為什么一個優秀的企業家會變成階下囚?又為什么有人為其喊冤而有人叫好?我們不妨探討一下：

價值觀的轉變

在計劃經濟年代，人們都是企業的主人，特別是國有企業，各種福利待遇都在統一的模式下運行，人們過著按部就班的生活，工作是為國家、為人民而工作，企業生產的目標是滿足國家和人民的物質需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完成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企業和政府脫離，企業開始走向市場自負盈虧，企業的經營目標也從計劃經濟時期按計劃生產轉向了以盈利為目的，按市場需求而生產。同時國家對民營經濟也從限制轉為鼓勵，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民營企業，越來越多的人加入民營資本市場，公民的個人財富都飛速增長。在這個轉形時期，人們的思想意識、價值觀、人生觀和對社會的責任感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傳統的“為人民服務”思想被“向錢看”的思想所取代，物質的誘惑，私欲的膨脹使人們更加現實、更加追求個人財富和物質享受，有人鉆法律漏洞獲取不義之財，而一些有權勢的人就心理不平衡，開始濫用人民給予的權力為自己牟取私利，出現了大量的腐敗案，這一切歸根結底都是人們意識形態的轉變，人生觀和價值觀轉變的結果。

監督不力

計劃經濟已經轉向了市場經濟，體制變了，人們的觀念變了，企業的角色也變了，而相應的有些政策和法律則顯得滯后和多變，有些根深蒂固的東西還沒有退去，政府從企業領導地位退出，企業應該按照公司法規定建立完善的組織架構，并各司其職，企業的股東會是最高權力機構，企業的董事會是企業的執行機構，監事會負責對董事會的監督，而現實中的股東會和監事會形同虛設，董事會幾乎成了無人監管的最高權力機關，董事長更是一手遮天，惟我獨尊，褚時健的下屬對其稱呼都是“老板”，“老爺子”，可見其在企業中享受的帝王般的待遇。

分配制度的影響

計劃經濟時期，分配的制度看似公平合理的，然而卻嚴重制約了經濟的發展，降低了人們的工作效率，阻礙了社會的進步。改革開放以來，農業的改革，允許農民對土地承包經營，農民種田有了積極性，產量大幅提升，使我國大部分農民解決了溫飽問題，有些地區還實現了小康生活;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經濟理論使私營經濟得到飛速發展，大量的民營資本投入到商業和制造業中，民營資本為社會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民營業主也從中獲得豐厚的利潤，實現了資本積累，出現了大批民間富豪;作為主導經濟的國有企業改革卻是舉步維艱，在摸索中前進，效果卻并未象預想的有效，國企改革也成了個沉重的話題，先是政企分離，讓企業自主經營，接著是破產重組，到后來的股份制改造，國企改革的步伐差別很大，不同企業里職工的待遇也參差不齊，作為企業的領導層收入更是有很大差別，一些上市公司(比如科龍)的老總在企業嚴重虧損的情況下年薪可拿到幾百萬，TCL老總李東升資產則高達12億人民幣，相反象紅塔集團年上交利稅百億元的企業老總褚時建18年收入不足百萬，而類似規模的國外企業年薪則也遠遠高于這個水平，1996年，美國可口可樂公司總裁的收入為885萬美元，，外加2500萬美元購股權;迪斯尼公司總裁年收入是850萬美元，外加1.96億美元的購股權。如果按照這樣的比例，紅塔集團的銷售總額距離世界500強并不遙遠，作為紅塔集團的最高管理者，褚時健所應得到的報酬要遠遠超過170萬美元。個人收入的巨大差異使他心理嚴重不平衡，認為作出的貢獻沒有得到回報。然而，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褚時建這一步偏離了跑道，滑出的太遠，付出了自己一生的代價。

社會評價不一

紅塔集團的很多人認為，褚時健是在不該拿錢的時候，拿了他應該拿的錢。經濟學家晏智杰說：“我們為失去這樣一位優秀的經營管理者而惋惜。”懷有這種心情的人絕不在少數。香港中文大學郎咸平教授則認為，是國家給了褚時建一個成功的平臺，國家也給了他應有的報酬和榮譽，他只是為國家打工的一個職業經理人，而他自己則把自己當主人，自己沒有把位子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