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繼峰-簡介

張繼峰，國家公務員，法官，1964年生，陜西省神木縣法院監(jiān)察室的副主任。2010年2月2日，因其上訴入股煤礦未給予分紅勝訴一案在全國引起軒然大波。爭論的焦點在于民權和公權的矛盾問題。

張繼峰-人物概況

張繼峰，1964年生，是陜西省神木縣法院監(jiān)察室的副主任。2005年前，張繼峰和妻子用180萬元的資金入股了神木縣孫家岔鎮(zhèn)宋家溝煤礦，持有10%的股份。入股煤礦后，張繼峰先后拿了到了660萬元的紅利。2002年張繼峰獲知，在自己不知情的情況下，煤礦早已在2007年夏天被轉(zhuǎn)讓他人，于是張繼峰夫婦認為對方剝奪了他們受讓煤礦的權利，將煤礦方起訴至神木縣法院，要求法院確認其持有煤礦10%的股份，并判令煤礦方向自己支付1100萬元的紅利，及余息給付造成的損失。

高達1100萬，張繼峰將煤礦告訴上法庭的舉動，讓輿論一片嘩然。因為《國家公務員法》和《法官法》都明確規(guī)定，在中國，公職人員是禁止從事營利性經(jīng)營活動的，而張繼峰的此官司無益于是一次自我“舉報”。

2010年2月2日，法院做出一審判決，張繼峰勝訴，判令被告煤礦方給付原告2007年分紅款500萬元，2008年分紅款600萬元，共計1100萬元。一個國家公務員、一個法官、一個違反國家法律入股煤礦的千萬富翁，這真是一個讓全社會心情復雜的判決。

張繼峰-上訴案件

變賣房產(chǎn)法官180萬入股煤礦

2005年2月，張繼峰和妻子王和霞將共有的一套住房作價43萬元，賣給張繼峰的同學陳某。后來又將自己村里分給的街產(chǎn)以138萬元變賣。隨后，張繼峰夫婦將夫妻共同財產(chǎn)以張繼峰的名義與陳某等人合資，受讓了他人所有的神木縣孫家岔鎮(zhèn)宋家溝煤礦，受讓價款1800萬元，其中張繼峰夫婦180萬元，占總投資的10%。 入股煤礦后，張繼峰夫婦先后從煤礦得到660萬元，他們認為這些都是煤礦的紅利。

2008年4月，張繼峰夫婦獲悉陳某早在2007年七八月間將煤礦以5000萬元的價款轉(zhuǎn)讓給馮某、余某三分之二股份，陳某持有三分之一股份，且將法人代表變更為馮某。張繼峰夫婦認為對方剝奪了他們受讓煤礦的權利，遂將煤礦方起訴至神木縣法院，要求法院確認其和妻子持有煤礦10%股份，并判令煤礦方給付其1100萬元的紅利及逾期給付造成的損失。

一審法院判決法官勝訴

神木縣法院立案后，因涉及法院內(nèi)部人員，經(jīng)請示榆林市中級人民法院，此案被指定橫山縣人民法院審理。在法庭上，原告方陳述了其180萬入股煤礦的事實及所得分紅的數(shù)額，并向法庭提供了相關證據(jù)。被告煤礦方陳某認為，原告入股的是60萬而不是180萬。而且，陳某認為，2005年2月張繼峰夫婦以隱名合伙人入股，后來國家不允許公職人員入股煤礦，他們就給張繼峰夫婦退還了兩次共360萬，算是退股，后來給的300萬也是張繼峰夫婦退出經(jīng)營的費用。

一審法院審理查明，宋家溝煤礦在2005年轉(zhuǎn)讓給陳某，煤礦價值1800萬元。同年2月，張繼峰夫婦在宋家溝煤礦入股180萬元，陳某給張繼峰出具了“今收到張繼峰宋家溝煤礦入股款壹佰捌拾萬元”的條據(jù)，占該煤礦1800萬元的10%股份。2005年、2006年張繼峰夫婦在宋家溝煤礦分紅360萬元(兩次，各180萬元)。2007年7月底，煤礦擴股為5000萬元，新吸收合伙人余某和馮某，與陳某各占三分之一份額。

馮某接管煤礦后，2007年按合伙金額100%分紅，2008年按合伙金額120%分紅，但2007年只給張繼峰夫婦300萬元，擴股后張繼峰夫婦沒有退出合伙，仍然是宋家溝煤礦的隱名合伙人，占煤礦股份10%份額為500萬元。而陳某拿不出兩名原告退股的證據(jù)，法庭不予支持。因此，一審法院判決，被告陳某在神木縣孫家岔鎮(zhèn)宋家溝煤礦的股份中，原告張繼峰夫婦持有該煤礦10%股份;判令被告陳某給付兩原告2007年分紅款500萬元、2008年分紅款600萬元共計1100萬元(已付300萬元)，駁回其他請求。

公務員參股是否受法律保護

2010年2月2日，一審判決后，被告煤礦方不服，上訴至榆林市中級人民法院，請求榆林中院撤銷橫山法院一審判決，駁回張繼峰夫婦要求確認其在宋家溝煤礦持有10%股份及要求分紅1100萬元的訴訟請求，并承擔一審二審訴訟費用。記者采訪中了解到，此案雙方爭議的焦點問題就是身為公務員的法官張繼峰到底能否 入股煤礦的問題。

在一審的判決書上，法院認為，禁止公務員入股辦企業(yè)是管理性強制性規(guī)定。合同是否有效，應當適用《合同法》規(guī)定的效力性強制規(guī)定，《法官法》《公務員法》并不調(diào)整民事活動，而原告只是在陳某名下的隱名合伙人。因此，原告不是煤炭企業(yè)的主管，并沒有依職權直接參與辦煤礦，原告沒有違反《合同法》規(guī)定的合同效力性強制性規(guī)定，故，原告民事合同主體成立。

煤礦方認為，張繼峰是國家公務人員，以其身份，是不能從事營利性的經(jīng)營活動的。根據(jù)《關于清理糾正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國有企業(yè)負責人投資 入股煤礦問題的通知》規(guī)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不得投資 入股煤礦，已經(jīng)投資的應當撤出投資。因此上訴人認為，當時給張繼峰夫婦的錢就是國家出臺政策后的退股及紅利。

張繼峰一方則認為，中國《公務員法》是規(guī)定公務員不得從事營利性活動，但這個規(guī)定形式上是從權力管理角度對公務員私法行為資格進行限制和剝奪，只是權力內(nèi)部管理規(guī)定，不產(chǎn)生對外效力。公務員作為自然人進行的民事活動和效力應當依據(jù)調(diào)整平等主體之間財產(chǎn)、人身關系的民事法規(guī)來認定，違反《公務員法》的管理性規(guī)定并不必然導致當事人的民事行為無效。因此，當事人的作為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應受保護。況且，張的妻子王和霞并非法官也非公務員，其投資權益更應當受到法律保護。

張繼峰-社會觀點

神木縣法官張繼峰沖冠一怒告上法庭討要入股煤礦紅利一案，因法院一審判決法官勝訴而在全國引起軒然大波。

輿論的驚呼與憂慮普遍來自一審判決后可能形成的一些導向混亂：這是否意味著《合同法》的權威在實際中勝過《公務員法》、《法官法》?這會不會以法律的名義遮蔽或沖淡“紅頂商人”的禁令，助長公職人員的非法經(jīng)營活動?會不會在看重民事法律的同時，卻忽略和湮沒了公權自身的規(guī)范?一句話，該案的最大焦點在于不同法律之間如何取舍、民權和公權的矛盾如何處理。

從民法民權角度而言，張繼峰也是一位公民，他的各種民事權利理應受到法律保護，因此一審法官嚴格按照《合同法》維護公民張繼峰的權利，必須坦承這是一種可貴的司法獨立精神，畢竟它沒有忌憚于該案的特殊性，也沒有對可能產(chǎn)生的后果多慮，程序和依據(jù)嚴格按照法律規(guī)定進行。

從公權角度而言，法官張繼峰又是一位國家公職人員，屬于“特殊公民”，從更高的憲法層面而言，他不能完全等同于一般公民，而必須出于權力為公的目的而限制或讓渡出一些權利，比如不能和一般公民一樣隨意進行經(jīng)營活動———這樣的目的正是為了實現(xiàn)更大的正義，即權力的正義，權力的正義往往是更多公民權利得以實現(xiàn)的基礎。所以，法官張繼峰的行為不應從一般公民的身份出發(fā)考量，兩權相較取其重，在入股煤礦事件里，公權的身份顯然要比公民的身份更為重要，畢竟法官公權的無規(guī)則之害要勝于公民個人的規(guī)則之利。

厘清了張繼峰的“公民”“法官”雙重身份和雙重利害沖突后，無論神木法官案二審結(jié)果如何，其意義都將超過一個普通司法案件，上升為一個具有標本意義的公共事件、法治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