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深深地卷進“五月風暴”之中


　　1968年5月，法國爆發了“五月風暴”。事情是由參加了一個反對越南戰爭委員會的4名公立中等學校學生遭到逮捕引發的。3月22日，在科恩-邦迪的領導下，南特的學生占領了學校行政大樓，并散發傳單，擾亂課堂和考場。校長帕拉潘宣布關閉南特大學，想使這些“愣頭青”就范。可“愣頭青”去占領了索本大學，校長羅歇叫來警察，很多學生在撤離時遭到逮捕。矛盾更激化了，中高等學校教師聯合會號召全體成員罷教，5月6日，法國全國學生聯合會組織了示威。遭到警方的阻撓和鎮壓后，示威行動愈演愈烈。5月10日，兩個工人聯合會、教師聯合會和法國學生聯合會發布命令：進行無限期罷工罷課罷教和反抗鎮壓的示威。

　　西蒙·波娃感到她和薩特已深深地卷進了這場風暴之中。5月9日，他們發表的聲明中，聲援那些向不合理制度發起挑戰的斗士，并希望能夠保持足夠的“反抗力量”，以展示一個嶄新的未來。5月12日，薩特在盧森堡電臺發表了講話，認為學生反對現行大學體制的最有效手段就是砸爛它，為此他們不得不走上街頭。他的講話很快被復制成傳單在拉丁區散發。

　　索本大學剛一重新開放，學生們就占領了校園。西蒙·波娃經常和朋友們到那里去，到處溜達，談話，傾聽講演和討論會，看每天都會出現的新的標語、口號、傳單、漫畫、大字報。5月17日，他們打著索本大學的紅旗到比朗科，橫幅上大書“工人階級從學生瘦小的手中接過戰斗的旗幟吧”。他們意識到需要工人階級的支持和參與，才能戰勝當權統治。

　　于是，在南特爆發了罷工，并很快波及到全國。5月18日，巴黎的地鐵和公共汽車停止了運行，汽油供應緊張，銀行關門，清潔工罷工后垃圾滿街。到5月24日，罷工人數達到900萬，他們高呼“工廠屬于工人”、“權力屬于工人階級”，在工廠上空升起了紅旗并占領了工廠。

　　5月20日晚上，若干名作家被邀請到索本大學與學生一起開座談會，薩特和西蒙·波娃亦在邀請之列。此后，他們一直與運動保持來往，薩特還為《新觀察家》刊物采訪了科恩-邦迪。西蒙·波娃后來在《清算已畢》中寫道：“這個事件代表的不是一代人的危機，而是整個社會的危機。越來越多的學生認為沒有什么前途，他們成了新資本主義矛盾爆炸的焦點：這種爆發意味著整個制度處于搖搖欲墜之中，而這直接涉及到了無產階級。這當然就是900萬甚至1000萬工人走上街頭罷工的原因。革命和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大旗，35年來第一次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升起。5月已經證明，由工人們掌握的斗爭是完全可能的，而群眾的革命首創性是必需的。”


　　2. 一對在街頭賣報的老人被團團圍住


　　西蒙·波娃陪伴薩特和他母親安娜-瑪麗一起度過了1969年元旦。

　　薩特母親的健康情況不好，她患有高血壓、頭痛和風濕病，1月3日因心臟病發作被送進醫院，兩星期后死于尿毒癥和第二次中風的并發癥。

　　“五月事件”產生了一批五花八門、遠離常規的報紙，如《我控訴》、《人民事業報》、《國際白癡》和《革命》等等。《心心相印》的作者A·馬德森寫道：這種“地下”報刊經熱情洋溢的“毛派”在街角和校園兜售，為25歲以下的青年愛不釋手。《人民事業報》把它的追隨者比作抵抗運動的游擊隊員，把共產黨人比作納粹通敵分子，聲稱國土被資產階級“占領”了，號召人們起來“解放”國土。其口氣之強硬、措辭之激烈，令神經質的蓬皮杜政府承受不了。1970年4月，該報兩名年輕編輯被捕，6月，法院判處這兩名編輯各一年徒刑。為此，大學生在好幾個地方與警察發生沖突。幾天后，警察包圍了印刷該報的工廠，要對工廠老板實行“監督拘留”，并沒收了另一期正在印刷的報紙。工人們包圍了警車，使得警察沒能抓到工廠老板，而且7萬多份報紙早已被偷偷運走。

　　翌日，《人民事業報》的報頭欄印上了它的新社長--讓-保羅·薩特的名字，當天傍晚，在蒙帕納斯墓地后面的達蓋爾街上，路人可以看到攝影記者和電視攝像記者團團圍住一對老年男女，這對老人便是薩特和西蒙·波娃，他們正在向手挎購物袋的家庭主婦和下班回家的男子分發《人民事業報》。西蒙·波娃后來在《清算已畢》的最末幾頁談起了這件事：

　　“我們擠過人群，一邊高喊‘請讀《人民事業報》，請支持新聞報道自由’！一邊分發報紙；接著，我們來到勒克萊爾將軍大街上，那里的人更多。有的人帶著不贊成的神色拒絕接受報紙。‘這是被取締的’，一個男人說。而有的人毫不介意地接受報紙，還有一些人叫喊著要一份報紙。”有個年輕警察走了過來，拿過薩特手上的一迭報紙，抓住他的手臂，便要把他帶往管區警察所。這時，攝影記者閃電式地攝下了這個鏡頭，有人喊了一聲：“你抓走的是一個諾貝爾獎金獲得者！”這個警察一愣，就松開手，離開了這里。薩特緊隨其后，警察只好越走越快，后來幾乎是在奔跑了。

　　翌日，他們倆與另外20余名支持者一道，在右岸也采取了同樣的行動。一輛警車把他們帶到警察所檢查身份。除了把薩特留在門外，被告知自由了以外，其他的人全被帶了進去。薩特立即將余下的報紙分發給聚攏來的人群，之后自己把自己請進了警察所。不久，來了幾名穿便衣的上級官員，把薩特和西蒙·波娃帶到一邊，告訴說半小時內每個人都會釋放。薩特明確表示，他和西蒙·波娃將最后離開。薩特后來告訴電視臺記者，他是有意要置政府于自相矛盾的境地，從警方的慌亂來看，他的目的達到了。


　　3. 實際上，法國婦女中每年有80萬-100萬人次墮胎


　　1970年底，“婦女解放運動”組織的成員請西蒙·波娃就即將供議會審議的新的墮胎法案發表演說。他們覺得議會對這一法案過于冷淡，因此想發起一場爭取自由墮胎的運動。而他們認為，使這個問題引起人們關注的辦法是，讓一批知名或不知名的婦女公開申明自己做過墮胎。早在20年前寫作《第二性》一書時，她就旗幟鮮明地反對對墮胎的壓制，并且描述了這種壓制引起的悲慘后果。因此，她毫不猶豫地在《343人宣言》上簽了名--這些婦女都承認作過非法流產，而現在則請求蓬皮杜政府對她們提出起訴。政府支支吾吾地躊躇了一陣子以后，決定不這么做。

　　實際上，法國婦女每年有80萬到100萬人次墮胎，反對限制墮胎的目的是允許她們在最好的生理和心理條件下做這種手術。避孕當然更好。但當時法國只有百分之七的育齡婦女使用避孕手段，避孕方法尚未廣為人知和廣為實施。對那些不想要孩子的人來說，墮胎是惟一途徑。

　　11月20日這一天，世界各地都將舉行女權主義游行。西蒙·波娃則欣然參加了“婦女解放運動”組織的橫穿巴黎全城的游行，口號是擁護母權自由，擁護節制生育，擁護墮胎。在清洌的藍天下，氣氛顯得異常活躍和歡樂。


　　4. 要害不在解放婦女，而在使婦女“非殖民化”


　　西蒙·波娃認為，要害不在解放婦女，而是使婦女“非殖民化”。她注視著一大批美國女權主義文學作品，并與女權運動的斗士們通信。她們把《第二性》當成婦女運動的“圣經”，在那里，它的平裝本已售出了77萬冊。沒有哪個女權主義者懷疑“女子由文化塑造而成，而不是由生物因素決定”這一論點。在《時勢的力量》一書中，談到婦女狀況時西蒙·波娃說：“它取決于世界上勞動的未來；只有在生產領域發生了一次激變之后，它才會改觀。正因為如此，我才不讓自己為女性主義所束縛。”爾后，她在反思如何使女性“非殖民化”時說，過去總認為階級斗爭應該被擺在兩性間斗爭的前面；后來才發現，應該同時開展這兩種斗爭。

　　西蒙·波娃還寫道：出于對男性的憎惡，有些婦女否定了所有為男子所肯定的價值觀，拒絕一切她們所謂的“男子模式”。這種觀點無疑是偏頗的。因為她根本不相信有什么專屬女子的品質、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否則，就等于承認了有女性特質的存在，亦即承認了由男子捏造，用于把婦女禁錮在被壓迫狀態中的神話。對婦女們來說，她們的問題不在于宣稱自己是女性，而是要成為完善的人。因而，拒絕“男子模式”沒有任何意義。

　　此外，有些女權主義者以實驗室中得出的實驗結果為依據，認為女人不需要男人也可獲得性快感，進而認定弗洛伊德講女人感受性快感必須有男人幫助乃無稽之談。西蒙·波娃認為，弗洛伊德受兩性關系上的宗法觀念驅使，實際上否認婦女應享有性的自主權，并把她們置于男性的支配之下，無疑是錯誤的。“事實上，性交不僅僅是兩個生殖器的摩擦，也不僅僅是兩個肉體的交接，而是兩個人的結合。性欲高潮乃是‘心理--肉體現象’這個詞的極致含義”。

　　她也不敢茍同“每次性交都是一次強奸”的觀點。回想起當初寫《第二性》時，曾認為“第一次戳入總是一次強奸”，后來才覺得這種認識實在不足取。事實上，兩相情愿的交媾現象大量存在。在這種情形下，把性交與強奸混為一談，意味著落入一切男性神話的窠臼之中了。

　　接著，西蒙·波娃被卷進了與男女平等主義的爭吵之中。一批充滿憤怒、痛苦、冷嘲和焦慮重重的書自美國寄來。《女性的奧秘》一書的作者貝蒂·弗里丹前來巴黎，向西蒙·波娃這位“更博學、更年長”的人作了一次私人拜訪，試圖讓西蒙·波娃分擔她本人對婦女運動正在進入死胡同的內心憂慮。最后，她失望地走了，她覺得西蒙·波娃既疏遠又冷漠，盡說一些時下流行的陳詞濫調，否認杰出人物統治論，并且抽象地拔高普通的“工人階級”婦女。

　　西蒙·波娃確實是在借故推托。

　　為慶祝《第二性》出版25周年，《弓》準備出版一期西蒙·波娃專輯。為了這期專輯，西蒙·波娃就婦女問題采訪了薩特。西蒙·波娃說，在薩特的著作中，有“男性至上”的痕跡。她使他承認，在說到利用婦女時，他并不完全是無辜的。可是西蒙·波娃又說，薩特始終認為她和他是平等的。

　　這件事使他感到奇怪。莫非在輪到其他婦女時，這反倒是不可思議地增強了他的男子氣概？

　　西蒙·波娃說，雖然薩特認可了《第二性》，但這本書一點也沒有改變他。她也一樣。“當時我們具有同樣的態度，”她說，“我們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必然會導致婦女解放。”


　　5. 愈到晚年，他倆愈發熱衷政治


　　總之，愈到晚年，西蒙·波娃也好，薩特也好，都愈來愈多地參與政治活動。

　　1969年4月，她與薩特、科萊特·奧德里、瑪格麗特·杜拉等人簽署聲明，支持托洛茨基派的重要人物出面參加共和國總統競選。

　　1970年1月，與薩特等左派人士簽署文件，強烈譴責尼日利亞的比夫拉發生數萬人被殺害的慘劇。

　　1970年9月，出任左派報紙《國際白癡》社社長。

　　1970年12月，積極奔走活動，反對開除懷孕女學生的作法，認為社會是惟一的罪人。并同薩特一起趕赴朗斯，組織“人民法庭”，譴責煤礦老板唯利是圖，草菅人命。

　　1971年1月，為支持言論自由，替《我控訴》報就一次工傷事故寫報道，態度越來越激進。

　　1971年9月，因承擔《國際白癡》報社長職務期間該報刊登的兩篇文章被指控犯了誹謗警察罪（5個月以前，她因不滿于該報的工作，已辭去社長職務）。

　　1972年2月，前往雷諾工廠為解雇的左翼工人辯護。

　　1972年6月，與吉澤爾·哈里米、克里斯蒂安娜·羅什福爾等人創建女權組織“抉擇協會”，并被推選為該協會主席。

　　1974年，創立抗議日常性別歧視的婦女權利同盟，并在《現代》上發表婦女專號“固執的婦女”。

　　1975年，為瑪麗安娜·阿爾納和佩波·昂熱攝制的新聞報道短片《老人的散步》寫作解說詞，為老人權利呼吁；鑒于其一直堅持不懈地為人權而斗爭，是年1月獲耶路撒冷獎。

　　3年后，即1978年，鑒于她對歐洲文學的貢獻，榮獲奧地利國家獎；法國文化界開始拍攝記述她生平和思想的傳記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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