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她在逗留美國接近尾聲時墜入情網


　　為西蒙·波娃美國之行提供幫助的，是外交部文化關系司的一位曾是超現實主義詩人的官員。

　　一到紐約，她便去找陶樂赫絲。陶樂赫絲正準備動身去巴黎，確如薩特所描述的，陶樂赫絲長得嬌媚美艷，有著世上最迷人的微笑。

　　在美國度過的4個月，是精疲力竭又激動不已的4個月。繁華的鬧市、遼闊的國土，使得西蒙·波娃眼花繚亂。后來她將在美國期間寫的部分日記交《現代》連載，又集成一卷出版，書名為《得過且過的美國》。

　　她通過考察，認為美國確實是資本主義的故土，但它已幫助歐洲擺脫了法西斯主義。原子彈保障了它在整個世界范圍的頭號強國地位，使它有恃無恐。但是美國的知識分子展示出一種足以與他們父輩一比高低的沙文主義。他們對杜魯門的每一次演說都點頭稱是，其****產主義到了神經質的地步；他們對待歐洲和法國，則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恩賜者的態度。“從哈佛到新奧爾良，從華盛頓到洛杉磯，我聽到學生、教師和新聞記者們都一本正經地在問，是否最好在蘇聯有能力反擊之前，就向莫斯科丟原子彈。這使我明白了：為了捍衛自由，必須鎮壓自由”。

　　她與美國作家阿爾格雷，是在她逗留美國接近尾聲時墜入情網的。7年后，西蒙·波娃在她最著名的小說《一代名流》中，以20多頁的篇幅，感人地描述了她與阿爾格雷一起度過的三天：

　　他光著身子，我也光著身子，我不覺得有什么不自在。他的目光傷害不了我；

　　他也沒有對我評頭品足。從我的頭頂到我的腳尖，他的雙手愛撫著我。我又說，“我喜歡你這雙手”。

　　“你喜歡它們？”

　　“一整晚我都在想，我是否能在自己的身體上感覺到它們。”

　　“一整夜你都會感覺到它們。”他說。

　　突然，他變得不笨拙也不羞怯了。他的欲望感染了我。我已有這么長的時期沒有體驗愛的滋味了，我重新感覺到了乳房、肚子和性器官的存在；肉欲壓倒了我。我像面包一樣給人以滋養，像泥土一樣散發出氣息。這真是不可思議，我絲毫沒想到衡量時間和地點。我只知道，當我們的身體終于不知不覺地分開時，已能聽到黎明的輕輕的鳥啼聲。

　　他叫她“我的小高盧人”。最后一晚，當他們站在密執安湖邊，看到流星劃出一道優雅的弧線，他說：

　　“說一個愿望吧。”

　　“我們會再見的。”她向他保證。又說：“我將永遠在巴黎生活下去。”

　　阿爾格雷相信了她的話，卻沒有聽出其中的弦外之音。

　　在忠誠和自由之間，是否有協調的可能？15年后，她將在《時勢的力量》中向自己提出這個問題：“徹底的忠誠常被掛在口頭，但很少見人身體力行。當人們約束自己實現徹底的忠誠的時候，他們常認為它傷害了自己。他們或是尋求感情升華，或是借酒澆愁，安慰自己。傳統的婚姻往往允許男子間或地尋花問柳，但不允許女子這樣做。如今，許多婦女已經意識到自己的權利和實現幸福的必要條件；在這種情況下，假如沒有什么東西可以補償男子的朝三暮四在生活中所給她們造成的損害，她們會妒忌、煩悶。許多男女或多或少地形成了與我和薩特類似的關系，即在允許雙方隨心所欲地‘偏離正道’的同時，保持‘某種忠誠’。相比而言，‘塞納拉，我對你忠貞不渝，以我的方式’。這樣的忠誠風險不小，這樣的可能總是存在：其中一方喜新厭舊，那么，另一方會認為他或她被不公正地欺騙了；于是，兩個自由自在的人變成了針鋒相對的虐待者和被虐待者。”

　　在許多情況下，一對夫婦常常因為迷戀對方，或者因為孩子，或者因為共同的利害關系，他們的關系顯得堅不可摧。假如一對伴侶各自只限于和對方過性生活，那么，維持這種關系沒有問題；只是這同時也就意味著他們允許擁有的自由，有些名不副實--西蒙·波娃這樣認為--她和薩特遠比上述這種人雄心勃勃，他們都希望和樂意體驗“偶然的愛情”。只是他們有意避開了一個問題：第三者會如何看待他們倆的協議？他或她是否有相應的思想準備和承受能力？

　　就事論事地說，以往的經歷中，第三者都能輕而易舉地適應西蒙·波娃和薩特的協議，因而在他倆的關系中尚有不少余地讓他倆嘗試風流韻事、露水姻緣。但是，假如第三者得寸進尺，毫不滿足，那么沖突的發生就勢所難免了。值得一提的是，薩特與陶樂赫絲之間、西蒙·波娃和阿爾格雷之間，都已經或即將面臨這一困難境地。


　　2. 阿爾格雷再一次要求她同他白頭偕老


　　5月20日，當西蒙·波娃在失魂落魄的狀態中回到巴黎，陶樂赫絲還沒有走。她竭盡全力想讓薩特挽留她不走，她想至少逗留到7月。陷入困境的薩特狠著心腸放棄了挽留。

　　為了避免摩擦，西蒙·波娃和薩特住到巴黎郊區的一家小旅館去了。花園里，玫瑰花開得正歡，沼澤地中牛群嬉戲，他們常常沿著讓·拉辛散過步的一條雜草叢生、碎石遍地的小路上遛達。

　　到了固定的幾個晚上，薩特便進城與陶樂赫絲會面。假如她對這種局面很滿意的話，那倒皆大歡喜。然而，她不能忍受薩特要她再次離開。但是，不這樣的話又能怎樣呢？假如由她拋棄一切來巴黎與薩特成家，那么她當然指望著從薩特那里得到一切；然而，薩特這一方卻無法承諾她的這一指望，于是他只好懊悔地傾聽她發泄怨氣，感到自己該受責備：雖然他曾有言在先，他們不可能結百年之好，但是在他說他愛她時，實際上便已宣告自己的話不能算數了，因為在女人看來--愛可以沖破一切障礙。從理論上講，陶樂赫絲的這種想法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而且，她那無所顧忌地愿意獻身愛情并要求全部擁有薩特的愛情也是值得肯定的。問題面臨的關鍵在于，薩特堅持：在拒絕改變與西蒙·波娃的關系的同時，他深愛著陶樂赫絲，并一心希望找到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不久后，薩特陪陶樂赫絲去勒阿弗爾。兩人分手時，她還在抱怨薩特帶給她的痛苦。她寫信來說，以后要么永遠不來，要么來了永遠不走。

　　時值酷暑，薩特和西蒙·波娃去氣候宜人的哥本哈根度假。但是，頭一天的生活使她想起了尾隨薩特的那些灰暗歲月。走在海灘上。薩特沉默寡言，她也沒多饒舌。她驚恐地問自己，他們倆是否緣分快盡，將成陌路？這些不祥的念頭一直延續到以后的幾天，才慢慢地消散了。

　　與薩特同赴英國、丹麥、挪威、瑞典四國旅行歸來，西蒙·波娃便馬不停蹄飛往芝加哥。阿爾格雷已在瓦朋西亞路的一間房子里等了她4天了。阿爾格雷又一次要求她同他白頭偕老。她只好向他解釋說，這是不可能的。不過，這次分別時不比去年5月那樣傷感，因為雙方約定，西蒙·波娃將于來年春天重返芝加哥，兩人一起沿密西西比河南下，然后赴危地馬拉和墨西哥，作為期數月的旅行。


　　3. 法共稱薩特是討厭的毒蛇


　　法國曾因戰敗和維希投降政府而蒙受羞辱，作為重述這種自我羞辱的史詩，也作為人類極其需要束縛自身的象征，曾被稱作令人失望的《自由之路》前三卷，其地位將在幾年內節節升高。《芬克和韋格納爾斯現代世界文學指南》稱這部作品是“本世紀最杰出的小說作品之一”，《企鵝歐洲文學指南》說，“這幾卷小說在傳達人的選擇的模棱兩可方面是才華橫溢的，因為它們想像出了大自然的令人不安的富饒、軀體的不知不覺中的神秘變化和城市風光的憂郁的詩意”。

　　1947年的秋天，存在主義狂熱達到了高潮。多芬街上的“塔布”是最著名的存在主義者的夜總會。每逢星期六晚上，這家夜總會就人頭攢動，財源亨通。作家、小女明星和大人物們推推搡搡地為自己尋得一席之地，傾聽維昂彈鋼琴或是欣賞新奧爾良式的爵士音樂唱片。年輕的朱利埃特·格雷科，這位來自草場圣日耳曼亞文化群的女歌手，一頭黑發，嗓音沙啞，當她高唱維昂和穆盧吉的悲歌時，那魅力足以令男人們為之傾倒，讓女人們也以為她們成了格列科。

　　薩特總共才到過“塔布”兩次，但報上的閑話欄卻說他是它的鼻祖。流亡歸來的出版商皮埃爾·拉扎雷夫發誓，在接管《法蘭西晚報》后，他將傾盡全力“擊敗存在主義”。可是，為了打倒薩特，拉扎雷夫將不得不談薩特，自己在以報紙幫助薩特擴大名聲，卻又指鹿為馬地責備薩特在追求名聲。

　　薩特和加繆之間亦存在著分歧。但在這一點上他們的意見是一致的，即：存在主義可以成為介乎兩極分化的****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第三種合理的選擇。

　　由于各政黨聯盟在內閣中容納了共產黨人，安德烈·馬爾羅擔任了情報部長，因此戴高樂于1946年1月就已辭去了聯盟首腦的職務。他滿心希望這一舉措會令舉國為之驚恐，而將他召回來，然后由他來提出苛刻的條件。然而，事實并非如他期望的那樣，他的被召回已是12年以后的事了。1947年4月，戴高樂曾建立了法國人民聯盟，在它的領導人心目中，這與其說是政黨，不如說是國民能量的集結點。其成員百分之八十是工人、小商人和公務員，但該黨骨干卻持傳統的中右意見，以至于自認為是戴高樂的左翼的馬爾羅，也感到為難。一個月后，共產黨就加入了反對派。

　　法國共產黨人信奉“如果你不是我們中的一員，你就是反對我們”的觀點，于是，薩特、西蒙·波娃以及“第三種選擇”即存在主義者們自然就為他們所不容了。--傳記作家A·馬德森在《心心相印》里寫道，--法國共產黨稱薩特是討厭的毒蛇、山姆大叔的代理人、誨淫的小說家和使人類倒退到爬行時代的哲學鼻祖。扎斯拉夫斯基在蘇聯《真理報》上撰文抨擊薩特的存在主義是“令人作嘔和腐敗透頂的大雜燴，資產階級輿論卻企圖讓它冒充為最新穎和最富獨創性的哲學模式”。

　　薩特什么都忍受了。即便對話從眼下看來根本沒有可能，他也無法設想左翼能沒有共產黨人的參加。時隔8年后的1955年，西蒙·波娃偕薩特去中國旅行期間，發現30年代后期中國的偉大作家魯迅，與自己的共產黨朋友間發生的爭執，竟與薩特遇到的情形驚人地相似！


　　4. 她痛苦流淚時，他卻拔腿跑了


　　陶樂赫絲不斷給薩特寫信，信中多是怨言。起先，她已答應在西蒙·波娃去美國與阿爾格雷出外旅行時，前來巴黎與薩特共同度過4個月。可在西蒙·波娃動身的前夕，陶樂赫絲又給薩特寫信說，在目前的情況下，她決定不再見他了。

　　這使西蒙·波娃處于進退兩難的境地。

　　她渴望著與阿爾格雷見面，這位被她在《一代名流》中稱為“親愛的丈夫”的男人，的確令她一想起來就激動不已。然而，陶樂赫絲不肯來陪伴薩特了，西蒙·波娃一方面極想回到阿爾格雷身邊去，另一方面又想自己畢竟只同他生活過半個月，因而為他對自己的價值究竟有多大而進行掂量。

　　最后她決定在美國待2個月而不是4個月。不過，她沒有寫信告訴阿爾格雷她已改變了逗留時間的計劃。在紐約中途停留時，她與斯蒂范和費爾南多·赫拉西一起過了一天，還出席了在布利克街新舞臺進行的《畢恭畢敬的妓女》的第100場演出。她懷著復雜的感情度過了在芝加哥的最初24小時。阿爾格雷陪她先去看望一群毒品販子，阿爾格雷告訴她，這些人的最大樂趣是同其他吸毒者一道交談關于毒品注射的話題。后來又陪她去看一個小偷的妻子，這位小偷的妻子也在學習寫作，每天眼淚汪汪地等著丈夫歸來。

　　翌日一早，西蒙·波娃和阿爾格雷乘火車趕往辛辛那提。碰巧這天辛辛那提正在過節，飛機和探照燈在空中打圈，兩岸的篝火交相輝映。航行在遼闊的水鄉土地上，尤其是當俄亥俄河匯入密西西比河后,它的夜景、它的月色比想象中更為迷人。

　　他們從新奧爾良飛往墨西哥和危地馬拉，參觀了位于尤卡坦的瑪雅人遺跡和危地馬拉城中的印第安人茅舍。在乘長途公共汽車從墨西哥城前往莫雷利亞時，她終于唐突地對阿爾格雷說，她要在巴士底日即7月14日返回巴黎。本來，一踏上美國的土地與阿爾格雷相聚后，她就一直鼓不起勇氣談這樁事情。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講這樁事情顯得越來越緊迫，也越來越困難。阿爾格雷聽到她突然改變主意，日程壓縮了一半，其懊惱和失望之情便可想而知了。

　　“噢，好啊。”他淡淡的答道。

　　在莫雷利亞，他不愿出去遛達，任憑西蒙·波娃一個人走街穿巷，逛集市買織品。當她開始盤算下一天的行程時，阿爾格雷打斷她的思路，說他看夠了印第安人，看夠了集市，看夠了墨西哥，他跑夠了跑膩了不想跑了。她起初還以為他像以前那樣隨便發發脾氣而已，漸漸她惴惴不安了。他總是甩開步子跑得很快，當她趕上他時也不同她搭腔。她痛苦地流淚時，他卻拔腿跑了。

　　旅行中止了，他倆乘飛機回到紐約。在《一代名流》中，西蒙·波娃說是阿爾格雷背著她寄回一封信給他的編輯，要這位編輯發一封電報來，囑他必須立即返紐約。

　　在紐約，正趕上令人終日大汗淋漓的熱浪。阿爾格雷與她交談時的神志不像過去那樣了，她甚至不時感受到他對她的敵意。一天夜里，西蒙·波娃問他：

　　“你對我不如我對你那樣體貼吧？”

　　“對，”他答道，“兩者永遠不會是一樣的了。”

　　那天晚上，西蒙·波娃倚著窗戶，望著寂靜的天空，聽著冷漠的市聲，哭了一夜。

　　接下來的幾天，西蒙·波娃實在被阿爾格雷的生硬、乖戾所刺傷了，她說：

　　“我可以明天就走。”

　　“不！”他突然沖動地說：“我現在就要娶你！”

　　她一下子明白了，她沒有任何理由怨恨他，他是無辜的，錯在她這一方。他是十分執著地全身心投入地愛著她，并且一心一意想娶她的呀！

　　7月14日，她離他而去。歸程中，當飛機一頭航進茫茫黑夜，她失魂落魄，但是，通過這一段日子的相處，她發現雙方的感情絕非是一種逢場作戲、過眼云煙式的消遣，也不是逃遁現實的一種手段。甚至，每一方都希望對方來同自己共同生活。

　　然而，即使沒有薩特，她也決不會永遠在芝加哥待下去，他也決不會來巴黎定居，為了寫作，各自都需要扎根于祖國，扎根于為自己創造的那個世界。雙方的生活早已定型，這兩種生活也不可能互相嫁接了。

　　西蒙·波娃寫道；“我清楚地知道我和薩特的關系是什么，不過這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從一開始，這種關系就已確定無疑了，但即便是最切合實際的言辭，也難以表達這種關系。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遙遠的距離使我和阿爾格雷陷入了‘要么什么都有，要么什么都沒有’的境地中。一個人涉洋過海，一連幾個星期與自己的生活一刀兩斷，為的不僅僅是追求那種‘伙伴般的感情’，它只會轉變為狂熱得多的舉動。我并不為有這種舉動而遺憾，它給我帶來的收獲遠遠超過它給我帶來的損失。”

　　《美國紀行》這時剛由莫里伊恩出版，反響挺不錯。薩特正在寫作《心靈之死》和一部評述19世紀詩人斯特凡那·馬拉梅的論著。兩人正準備在7月底出國旅行時，陶樂赫絲冷不防地從紐約打來電話，說她再也無法忍受與薩特分開了，想來同他過一個月。在大洋彼岸，她抽抽搭搭哭了起來，叫人心酸酸的。薩特答應了她。不過，他們在法國南部度過的整整一個月中，他狠狠數落了她一頓，他已把自己當初的負疚之心“兌換”成了對她的任性的怨恨。

　　這時，輪到西蒙·波娃為縮短在美國的行期而遺憾了。她給阿爾格雷拍了一封電報，說可以再到芝加哥去一趟。他卻回電說：

　　“別來，太忙。”

　　她的心被刺痛了--寫作忙無疑只是一個借口。不過，她也如釋重負。對她來說，這種聚散分合，這種拒絕和沖動應諾顯得過多了。在薩特與陶樂赫絲外出的這個月中，她便待在巴黎寫作，讀書，會友。


　　5. “不是說我不愛你了，但你離得好遠啊……”


　　9月，西蒙·波娃與薩特前往阿爾及利亞旅行、寫作。回到巴黎后才見到阿爾格雷的一封封來信。信中告訴她：在一次為華萊士舉行的宴會上，他愛上了一位年輕女子，她正在辦離婚手續，他想與她結婚，她還在考慮，在考慮成熟之前不想和他建立曖昧關系，后來，他們幾乎不再約會了。他在信中向她解釋自己當時的想法，也許是步入不惑之年的緣故罷，他需要屬于他自己的女人，需要屬于他自己的孩子，并一起住在屬于他的空間里--

　　你不同。你有薩特，有確定的生活方式，有知名度，有對思想的濃厚興趣。你生活在法國文化界的中心，每天從工作和生活中獲得滿足。相比之下，芝加哥幾乎如烏斯馬爾一般遠離一切。我過著枯燥乏味的生活，毫無例外地圍著自己轉，我從中感受不到任何快樂。我告訴過你，你也明白我是被粘在這兒了，因為我的工作就是寫這個城市，我只有在這里才能做這份工作。換言之，我已陷入我自己的陷阱里。……這位女孩幫助我更清楚地認清了我周圍的現實。去年，我還擔心因為對你不忠誠而毀壞了一切。如今，我懂得這種想法是愚蠢的，因為手臂再溫暖，當它遠在大洋彼岸的時候，它就不再是溫暖的了；我懂得生命如朝露，生活太冷酷，我不能在那么長的時間中把一切溫暖拒之門外。

　　在另一封信中，他又談到了同一話題--

　　我想得到某些屬于我自己的東西的心情，很大程度上是在這幾個月中對我來說如此親近，如此可愛的那個女人帶給我的（那幾個月雖然已告結束，但這種心情絲毫沒有改變）。如果這個女人不是她，也肯定有別人取而代之。這不是說，我已不愛你了，但你離我好遠啊，到下一次見到你的時候相隔好久啊……我感到談論我們早先的交往有點無聊。但我們只能這樣無聊，因為你不會遠離你的祖國來到芝加哥，我也不能去巴黎，因為我總要回到這兒，回到我的打字機旁，回到我的寂寞中，我總感到需要別的什么人來親近我，因為你離得好遠啊……

　　復信中，西蒙·波娃簡直無言以對。阿爾格雷講的一切都很實在。但是她與他的關系真的要中止的話，她會一輩子感到苦惱、懊悔。在密西西比河，在危地馬拉，他們在一起度過一個個多么令人終生難忘的良宵啊……

　　幸而他的信又漸漸升溫了，不時給她寄來剪報、資料和各種煙酒糖果。后來又寫信說，他正在預訂6月份開往巴黎的船票。她那顆忐忑不安的心終于平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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