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0年了，她覺得他絲毫沒有變樣

　　時隔10年后，阿爾格雷設法替自己搞到護照，于1960年3月飛往巴黎，與西蒙·波娃見面來了。

　　他們是1950年議定分手的。1951年夏季以后，兩人曾一度繼續通信。她告訴他有關巴黎，有關她生活的一切；他則告訴她，他與前妻復婚后的婚姻，并不比第一次美滿多少，又說美國在變化，他在那里感到不自在。

　　到后來，雙方的聯系中斷了。西蒙·波娃不時聽到關于他的傳聞：他曾撕毀過一些荒唐的合同，簽訂過一些不幸的協議，在撲克牌上破過財；在某一個冬夜，他墜入一個很深的水塘，站在里面只露出一個頭，因無法爬上岸而差點凍死；又一次，他安排在費城一家妓院與一位女文學愛好者見面，妓院著了火，他從窗子跳出去才幸免于難；不久后，那位女文學愛好者把子彈射入了自己的頭顱，等等。諸如此類的關于他的傳聞中，不乏夸大其詞之處。

　　到了1956年，《一代名流》的譯本與阿爾格雷的最新小說同時在美國出版。記者連環炮似地向他提出一大堆問題，他直截了當地對《一代名流》表示了反感。題獻給他的這部小說中對他們間的顯然是小說化了的愛情生活的生動描繪，以及由此引起人們的好奇與誤解，使他很不高興。

　　西蒙·波娃一點也不著惱。她知道他的脾氣。爾后又開始了通信。當后來他動了一個模糊的念頭，搞一張護照到巴黎來，她在回信中寫道：

　　“好啊，我多想在死前再看你一眼。”他看到這幾行字時，突然意識到，他們倆誰也不會有很長的時間活在人世了。

　　10年不見，巴黎重逢，除了他摘下了那副舊眼鏡，在西蒙·波娃眼中，阿爾格雷絲毫沒有變樣。只有找出幾張舊照片時，才發現他已變得老多了。“不過，頭一眼看見他--無論是30歲、40歲還是50歲--的時候，看到的反正還是阿爾格雷”。而且，盡管分離很久，盡管有過1950年和1951年兩個狂暴的夏季，兩人還是覺得如1949年黃金時代一樣貼近。兩人同赴西班牙、土耳其、希臘和法國一些地區旅行。


　　2. 酷刑事件結果未卜


　　阿爾及利亞戰爭仍在進行。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用阿爾及爾街頭的路障回答戴高樂的自決方案。一天上午，西蒙·波娃接到他們的律師吉澤爾·哈里米的一個電話，要求馬上與她見面。哈里米剛從阿爾及爾回來，幾天前她在那里為一位名叫加米拉·布帕交的阿爾及利亞女子出庭辯護。盡管加米拉已坦率承認自己是一名恐怖分子，但是仍然受到駭人聽聞的拷問。加米拉告訴律師，自己曾怎樣遭受酷刑。哈里米親眼見到加米拉面色蒼白，憔悴不堪，皮膚上留著燒傷的痕跡，整個神情仍處于驚駭的狀態之中。哈里米讓她寫了一份正式的證詞，并要求進行質詢，以便推遲對她的審判。哈里米找到西蒙·波娃，希望能就此事寫一篇新聞報道。西蒙·波娃一口答應下來。

　　文章刊發的那一期報紙，在阿爾及利亞遭到查禁，蒙受了40萬法郎的經濟損失。一不做，二不休，哈里米和西蒙·波娃組織了一個加米拉·布帕交辯護委員會。弗朗索瓦茲·薩岡在《快報》上對這一舉措予以聲援，曾在納粹集中營中受過酷刑的兩個婦女流放者加入了這個委員會。

　　對加米拉的審判被告知推遲。吉澤爾·哈里米被阿爾及爾當局趕了出去，法庭了解這起事件所引起的義憤，不敢在加米拉的辯護律師們缺席的情況下對她貿然作出判決。另外，還有一個向對她施加酷刑的人提出指控的問題；如果將這個案件放到阿爾及利亞審判，他們自然會把證據丟到法庭之外。所以，必須設法促使阿爾及爾法院放棄這個案件。

　　6月25日，西蒙·波娃等人來到司法部長米什萊辦公室，因為只有他才有權要求阿爾及爾法院放棄這一案件。

　　這時，默倫談判剛剛開始。盡管在戴高樂和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之間還存在著巨大的意見分歧，這些政府官員們還是認為，戰爭和戰爭恐怖早已成為過去。在這種背景下，米什萊先生心神不寧，閃爍其辭，甚至懶得同西蒙·波娃他們就提出的事實爭論。因為，他絲毫不想懷疑那位阿爾及利亞女子所說的真實性，對他來說，酷刑并非什么新鮮事！他只是對需要他所做的決定遲疑不決。當他送他們出門時，帶著矯飾的痛苦口吻對西蒙·波娃說：“真可怕，這是納粹傳給我們的，是墮落，它敗壞一切，污染一切，我們只是不能把它連根拔除。態度粗暴是一回事--警察總有這個毛病；可這是酷刑！……我努力讓他們理解；得劃分一個界限……”他聳了聳肩，表明自己無能為力。“這是墮落。”他重復道。接下來，他恢復了往時的神情。“不過，這種事情馬上就會結束了！”他帶著高興的神情做了結束語。

　　當天下午，他們又找到帕坦先生。除了從那里聽到不少據實相告的話而為之驚愕和氣忿外，同樣沒有得到所期望的實質性的結果。

　　沒多久，阿爾及爾的法官們對加米拉灌了不少甜言蜜語，說只要她同意讓一位專家檢驗，專家將宣布她完好無損；同時如果加米拉能聽任自己被宣布為精神錯亂，她對她所受酷刑的質詢就會視為無效，但她得到釋放。她拒絕了。7月底，她被轉送到弗雷內，從岡城來的一名法官負責對此案的調查。


　　3. 過往的一切如何能忘懷


　　與阿爾格雷分別之前，兩人乘飛機赴伊斯坦布爾和希臘作為期兩周的游覽。

　　在飛臨卡普里島上空時，西蒙·波娃把身旁打瞌睡的阿爾格雷推醒。由于光線明亮，長空如洗，從3萬米高空仍能十分清晰地辨認出伊斯基亞的輪廓，甚至，西蒙·波娃認出了福里歐和當初與阿爾格雷乘坐馬車去參觀過的巖石重疊的岬角。阿爾格雷則指著一個地方說，那是一個裂口，里面正冒出一縷青煙來呢，西蒙·波娃亦信以為真。阿爾格雷便笑了，如當年一般調皮地笑了，其實，冒煙的是他手中的煙卷。

　　飛機航行在通往阿馬爾菲加利的這條海岸線上。薄暮時分，當他倆穿過紫黃色天幕，插向伊斯坦布爾的時候，她想過自己曾那樣生氣勃勃，想著世界已那樣面目全非，心頭不禁陣陣作痛。“當然，我在此時也感到興奮，但我這是站在自己將永不回頭、也永不會重新跨越的那條界線的另一側了。”

　　游罷伊斯坦布爾，便去克里特逗留了一周。壯麗的自然風景，動人的廢墟，使他們流連忘返。這次在一起生活的5個月，兩人沒有任何分歧和拌嘴。但是，想到親密的關系沒有未來可言，想到年歲漸高的兩人沒有太多的時間活在人世，雖然不像過去那樣摧肝裂腸，卻不免黯然神傷。當然，也不再擔心兩人的關系會遭受挫折，倒是覺得這關系已避免了滅亡，有了一個圓滿的結局。

　　于是，沒有懷舊感。

　　是的，時光縱然把人拋，但過往的一切又如何能忘懷？不過，她確實感到自己在走向衰老。“過去，我們通過互相重新發現對方，又抹去了10個年頭；如今在告別的時候，我十分平靜，這提醒我：我是一名老婦人了。”


　　4. 他倆在巴西大受歡迎


　　《121人宣言》，這份由一群知識分子、教授和藝術家簽署的反戰抗議書，在法國引起了震驚。被視為最具煽動性的內容是呼吁法國應征青年不服從。這種讓軍隊內部公開叛亂的要求是如此激進，以致《快報》和《人道報》都不贊成。刊登“宣言”全文的《現代》雜志8月號剛剛出版，就被沒收了。薩特和西蒙·波娃雖不是“宣言”的發起人，卻也是首批簽名者。此前，薩特對一份新的反戰報紙《真理-自由》說，民族解放戰線的勝利也是一切明智的東西的勝利。這次采訪談話亦稱為“煽動軍人不服從”。這一指控使得刊登薩特訪談錄的這期報紙遭到沒收，這家報紙的編輯部成員遭到監禁。“宣言”事件發生后，9月8日，《巴黎新聞》頭版刊登了一條大字標題：“讓-保羅，薩特、西蒙·波娃、西蒙娜·西尼奧雷和其他一百余人冒坐牢5年的風險。”其時，薩特和西蒙·波娃正在巴西的里約熱內盧。法國大使館傳出消息：薩特一踏上法國國土，就會立即被捕。

　　薩特和西蒙·波娃是8月中旬前往巴西的，他倆在巴西大受巴西人歡迎。好些報刊--不管是日報還是周報--每一期都刊登薩特活動的照片和詳細報道。薩特通過演說、文章、電臺和電視采訪不斷闡述自己有關阿爾及利亞和戴高樂的觀點。西蒙·波娃也應邀就婦女問題作過幾次講演。

　　巴西的婦女地位難以用一兩句話說清楚--西蒙·波娃后來回憶道--它因地區的不同而不同。在東北部，一位少女即使生活在貧民窟中，如果失去了童貞，她就根本沒有可能結婚了。于是，她始終被周圍的人嚴密地看管著。南方的工業大城市里就開放多了。在巴西，不存在什么離婚。但假如一男一女（其中一位已婚）決定開始共同生活，就得在報上登個聲明。在此以后，即使在最保守、最古板的交際圈中，他們也被認為是合法夫妻，他們的孩子有權使用父親的姓，并繼承他的財產。但一位母親若要離開家庭，所付出的代價是把所有的權利都轉給她的孩子們。當一個男人死去時，他的第一個妻子能繼承他的財產，而與他共同生活、但沒有簽訂官方契約的其他女人，連一個克魯塞羅（巴西貨幣）也無法得到。

　　薩特和西蒙·波娃很受青年們喜歡。在圣保羅，他們安排了兩三個黃昏單獨出外玩。夜色使白天刺眼的城市變得柔和多了，騎自行車的人也騎得慢多了，時而有個黑人唱著歌從身邊走過。度過了喧嘩的白晝，他們享受著夢幻般的平靜。在里約熱內盧的每一個街角，往往都有學生與他們搭腔。一次講演結束時，一位姑娘問道：

　　“薩特先生，你對你自己有什么看法？”

　　“我不知道，”薩特俏皮地笑道，“我從沒有遇見過我自己呀。”

　　“啊，多為你傷心！”她即興大叫一聲。

　　這時，恰好有一位法國政府官員也在里約熱內盧。在當地政府為他舉辦的雞尾酒會上，一位巴西朋友帶著醉意對他說：

　　“你可不能代表法國，代表的是讓-保羅·薩特。”

　　那位官員只是笑了笑。

　　當這位巴西朋友事后把這事說給薩特和西蒙·波娃聽時，大家都笑了，說既然巴西人這么歡迎薩特，把薩特這根羽毛從法國的帽邊上拔除就顯得大錯特錯了。薩特說：

　　“我們代表法國不同的兩個側面。”

　　里約熱內盧授予他倆“榮譽市民”的稱號，并正兒八經地頒發了證書。


　　5. 5000名軍團老戰士高呼口號：“槍斃薩特！”


　　巴黎的朋友們告訴薩特，9月7日開始對讓松審訊，讓松的律師希望薩特到場。薩特鑒于自己已答應要在巴西履行一些義務，一時無法抽身，便給朗茲曼和佩朱打電話，詳細講述了他想對法庭所作證詞的具體內容，隨后，又寄去了證詞的具體文本，供法庭上宣讀，證詞寫道：

　　我為本人不能出席軍事法庭的聽證會感到萬分遺憾。為此，我要就在早先拍發的電報中討論過的問題作更為詳細的解釋。事實上，僅僅肯定自己同被告“完全站在一起”，這并不夠。我必須解釋原因何在。我從未見過埃萊娜·居埃納特，但是，通過弗朗西斯·讓松，我十分清楚地知道，如今受審的“支持組織”是在怎樣一種條件下工作的。我重復一下，讓松很長一段時間里是我的同事，如果說，我們的觀點并不始終一致（這也極為自然）的話，那么，阿爾及利亞問題使我們重新走到了一塊。我天天關注著他們的努力。一開始，他們的努力屬于那些試圖通過法律手段為該問題找到答案的法國左翼所作的努力。只有當這些努力遭到失敗，左翼明顯無所作為的時候，他才決意從事地下活動。這種地下活動會給為獨立而奮斗的阿爾及利亞人民以實在的支持。

　　事實上，這時的阿爾及利亞已經獲得了獨立。連戴高樂將軍也不得不承認：“阿爾及利亞人，阿爾及利亞是你們的。”薩特接著寫道：

　　我要重復一句，獨立已成為一個確定的事實。不能確定的是法國民主制度的未來。阿爾及利亞的戰爭已使這個國家腐爛了。對自由的日益限制、政治生活的消亡、對使用酷刑的普遍接受、軍方對政權的無休無止的抵抗，這一切都標志著一種變化，人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是向法西斯主義的發展。在這種變化面前，左派無能為力。只要它拒絕同今日惟一一支正在真正與阿爾及利亞人和法國人的自由的共同敵人作斗爭的力量聯合努力，它就永遠那么無能為力。而上述那支惟一的力量就是民族解放戰線。這就是弗朗西斯·讓松得出的結論，也是我自己得出的結論。我想，我能夠說，與日俱增的法國人，特別是法國青年，已決心把這個結論轉化為行動。……我與120名大學教師、作家、藝術家和記者們共同簽名的關于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有權違抗命令的宣言被視作法國知識分子的重新覺醒。

　　法國報刊一致認為薩特的證詞是一種咄咄逼人的挑戰，政府為自尊計，應對此作出反應。一位議員則要求對薩特采取法律手段。5000名法國軍團的老戰士在香榭麗舍大街列隊示威，高呼“槍斃薩特”的口號。

　　《巴黎競賽畫報》則用大字標題發表一篇社論：《薩特，文明的戰爭販子》。

　　法國當局感到十分棘手。寬容他吧，意味著政府的軟弱無力，面子上無論如何過不去；對他采取法律手段吧，又將陷入與一個大思想家發生爭論而削弱自己的窘境之中。

　　里約熱內盧的法國大使館散布流言：薩特一回國將立即被捕；法國政府宣布，要對煽動不服從命令的人判處1至3年的監禁。時任新聞部長的泰雷諾瓦爾宣布，薩特代表一種無政府主義的和自殺性的獨裁力量。許多報紙整版整版地刊登讓松組織的情況，刊登“121人”特別是薩特的情況。

　　中傷和威脅鋪天蓋地而來。

　　11月，他們取道古巴飛往西班牙--薩特和西蒙·波娃都發覺古巴政權已變得冷酷了，蜜月已經過去。朗茲曼從巴黎打電話給在巴塞羅那逗留的他倆，叮囑他們別搭飛機回國，因為機場上的歡迎可能是激烈的，在答記者問時或許正好授人以柄，使警方得以逮捕他們。

　　他們乘汽車回到了巴黎。他們當即為自己請了律師，還著手為被捕做了一切必要的安排。警察局長上西蒙·波娃的公寓造訪了他們，幫助斟酌他們的聲明的詞句。庭審前夕，治安法庭預審法官據說病了。接下來，庭審無限期延期了，后來獲悉控告已經擱下了。稍作細究，原來是政府并不希望對他們提出起訴。傳聞戴高樂總統用明顯是戴高樂式的措辭進行了干預，他說：

　　“我們不抓伏爾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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