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莫斯科，最大的遭罪是赴宴吃飯


　　1955年夏天，氣候宜人。西蒙·波娃和朗茲曼來到塞通斯湖畔的一家大飯店。他們隨身帶了不少書，然而，事實上大部分時間花費在游覽上。他們駕車爬山越嶺，游覽城堡和參觀教堂、修道院。在明麗的陽光照耀下，小山丘上金雀花盛開，滿眼一片金黃。

　　他們興致勃勃地回到巴黎，在樓下的信箱中發現了博斯特留下的一張紙條：

　　“見條趕緊來見我。”

　　當時便猜想是薩特出了什么事。一詢問，果然。西蒙·波娃頓時慌了神，博斯特也很著急。薩特究竟生了什么?。颗c博斯特一道去找到科。科告訴她，這消息是愛倫堡從斯德哥爾摩打電話給德·阿斯蒂埃，再告訴他的。德·阿斯蒂埃說是與高血壓有關的病，情況并不嚴重。

　　她還是不放心，她早知道薩特的血壓高，他是不是患了心臟病？接通莫斯科的電話后，聽到了薩特的聲音。

　　“你怎么樣？”她焦急地問。

　　“很好，多謝?！彼钥蜌獾目谖谴鸬?。

　　薩特是應俄國作家的邀請，5月去莫斯科訪問的。這時，他已超負荷地工作了整整一年。他患了高血壓病。醫生要他到鄉間好好休養一陣，但他只服了幾片藥。就在出發的前幾天，因為要忙一些事情，幾乎沒睡一個囫圇覺。去莫斯科途中，他還要去柏林參加一個和平運動方面的會議，只有在飛機上準備會議發言了。如此重的負擔，她一直為他擔心。果然，這次他承認是高血壓病突發，但已過去了，他將返回巴黎。

　　掛上電話后，西蒙·波娃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這是一個警告，使她突然意識到，同其他人一樣，薩特也隨身帶著自己的死神。在這以前，她還一直沒有來得及正視這個問題?，F在這么一想，即使沒有她的參與，薩特終有一天將在世界上消失，與她在世或者不在世都毫無關系，與她早他而死或者晚他而死也都沒有牽連。遲早有一天薩特將走向死亡，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過程，是客觀規律。

　　薩特從莫斯科返回巴黎后，她才從薩特口里得知，這次旅行可把他累壞了，每天清晨到第二天黎明，他都不停地會見、談話、觀光、旅行、赴宴。最大的遭罪是吃飯。好幾次，他不得不像在西蒙諾夫別墅里那樣露一手。在離開塔什干的那天晚上，一位壯得如三匹馬的工程師提出要同他比賽喝伏特加。喝罷酒，那位挑戰者癱倒在送他去機場的路上。薩特獲得了大勝。他拼命支撐著自己走到了座位上，不過，他也馬上酣然大睡。一覺醒來，他才感到自己不行了。于是要求譯員，等到莫斯科以后安排一天時間休息。然而一走出機場，就聽到機場大廳的高音喇叭里喊著他的名字，原來是西蒙諾夫邀他去吃午飯。于是，葡萄酒又是嘩嘩而流；于是，他便病倒了。

　　回到巴黎后稍事逗留，就由米雪爾陪同一道去意大利，一邊休養，一邊開始寫自傳。薩特覺得米雪爾性情活潑，又相當含蓄，舉止謹慎，十分嫵媚迷人。因為她總不首先考慮自己，所以沒有人不喜歡她，包括西蒙·波娃在內。


　　2. 為捍衛薩特的理論而戰


　　這一年發生了許多新事情。

　　尼基塔·赫魯曉夫成為蘇聯的統治者之后，在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上，譴責了斯大林的個人獨裁和個人崇拜，他決定使國家非斯大林化，并倡導了和平共處；一枚蘇聯火箭拍攝了月球“背面”的照片，表明了蘇聯在航天領域的領先地位；古巴的菲德爾·卡斯特羅作為掌權的國際性民間英雄，舉國慶祝他們勝利地經歷了第一個令人陶醉的年頭；在萬隆舉行的第一次亞非會議上，印度總理尼赫魯和南斯拉夫總統鐵托提出了組成一個不結盟的“第三世界”的計劃；西蒙·波娃偕同正式代表薩特一同前去參加赫爾辛基和平運動大會，等等。

　　有關薩特的書已寫了許多。第一本是弗朗西斯·讓松的《道德問題與薩特的思考》，薩特本人認為這本書是他的道德觀的最好概括?！毒瘛冯s志的創辦人埃馬紐埃爾·穆斯尼埃從基督教觀點出發，考察薩特的存在主義，發覺他帶有耶穌的印記。此外，英國的艾里斯·默多克、美國的威爾弗雷德·德桑，都寫下了論述嚴密、評價中肯的研究專著。

　　傷感情的一本書是梅隆·龐蒂的《辯證法冒險》，這位與薩特、西蒙·波娃同一條戰壕的好友、《現代》雜志的同仁，在1955年5月出版的這本書里，流露出馬克思主義依然對他具有吸引力，因為涉及到人類與工業社會的道德關系時，馬克思主義持無情的現實主義態度。但是，他不能接受共產黨人忽視或者有時完全否認道德個性。在他的新著中，一方面他繼續同情馬克思主義，一方面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共產主義運動內部不斷衰退予以強烈蔑視。他認為，歷史是多元的和偶然的，沒有一個單獨的以社會結構中的任何特定階級為依靠的革命運動能夠自稱是歷史進程的惟一代表。至于薩特的企圖修正馬克思主義，認為那簡直是“超布爾什維克主義”。

　　梅隆·龐蒂寫道：“像薩特那樣說共產主義將變成現實，就意味著斷定我們的健忘，斷定自由和未來使我們頭暈目眩，而與此同時，也意味著為共產黨披上理性的面紗。但是，帕斯卡早已告訴人們，幻想幸福的永恒不能補償人生的短暫”。他認為薩特的思想錯就錯在他的“存在為了自身”和“存在在于自身”的二元論。

　　西蒙·波娃十分氣憤。

　　薩特沒有答復梅隆·龐蒂，西蒙·波娃作了答復。痛感于薩特的理論被人歪曲和誤解得不成樣子了，她相當好斗地試圖直接為薩特的辯證法提供證據。她想重現薩特理論的本來面目：薩特把辯證法運用在許多領域，他并沒有反對辯證理性的一般理論；他的哲學不是主體的哲學，等等。為了說明問題，她從薩特的著作中尋章摘句地作了一些引證，以針鋒相對地駁斥梅隆·龐蒂的說法。

　　有人對西蒙·波娃說，這事其實應該由薩特來做。一方面是薩特沒有這種愿望，另一方面，對于任何一個薩特主義者來說，既然薩特的哲學已成了信奉者自己的哲學，那么信奉者就有權而且有責任為之辯護。這回與跟加繆的爭吵不同，盡管西蒙·波娃答辯的口氣尖刻，梅隆·龐蒂沒有對她耿耿于懷，他能容忍純粹在學術領域中表達的氣憤。盡管雙方一直很要好，但相互間的分歧卻很深，當西蒙·波娃有時為此動之以容時，他卻依舊笑容滿面。


　　3. 中國：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


　　薩特受到了訪華邀請。

　　西蒙·波娃渴望訪向蘇聯，更想去中國看看。只要是以法語發表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書，她都-一讀過了。她所遇到的旅行者，只要去過北京，無一不以炫耀的口氣談論它。所以，6月，當薩特和她坐在北京觀看奇妙的京劇表演時，她還在懷疑這是不是真的。

　　此次中國之行非同一般。它不是閑逛，不是探險，不是僅僅為了增加閱歷，而是一次實地考察與研究。對她來說，中國完全是一個陌生的領域。在此以前，通過當時能讀到的一些英語譯本，她對一部分中國作家的著作有所了解；但是一直到見面前，總想象不出他們是怎樣一副模樣。而中國方面，除了兩三個法國文學專家以外，薩特和她的名字對他們來說也不代表什么。報紙介紹說，薩特剛剛寫過一本《涅克拉索夫》。于是，與他倆交談時便不時客氣地表示對這部作品感興趣。除此以外，就以烹調作為共同話題了。雙方的這種互不了解，甚至比各種各樣的政治障礙更嚴重地妨礙了雙方的交流。

　　西蒙·波娃回憶道，中國文化本質上是一種官吏文化，這對她沒有什么吸引力。不過，她喜歡京劇，喜歡那程式化的做功，喜歡那悲劇性的急切音樂，也喜歡那細長如鳥囀的嗓音。北京的灰色胡同和北京完美無缺的金秋之夜令她陶醉?！坝袝r是在看戲的時候，間或也在沿街散步的過程中，我耳聞目睹的一切突然成了我的一部分，我一下子忘卻了自我。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下，我意識到自己在什么地方：我正面對著一個自己正努力去理解，但又找不到入門鑰匙的世界”。

　　“這個世界的確難以理解。我是第一次來遠東；我第一次完全懂得了‘不發達國家’這個詞的含義，我看到了，當貧困困擾著六億人口時，貧困意味著什么；我也第一次看到一個民族正在從事最艱苦的勞動：建設社會主義。這些新的體驗互相交叉，互相重疊。中國人的貧困只是通過他們為克服它所做的努力才顯示在我眼前。正是因為這種貧困，當局的建設任務才這么嚴峻?？粗鴱奈疑磉厯頂D而過的人群，他們的歡樂和愁苦都在一塊奇異的面紗后面掩蓋起來了。不過，通過看、問、比、讀、聽，我最終還是從自己朦朦朧朧的意識中歸納出這樣一種認識：中國人在幾年以前已勝利地消除了往日在中國大地上猖獗的種種苦難--骯臟、寄生蟲、很高的嬰兒死亡率、流行病、長期營養不良、饑餓；人們有衣穿，有干凈的房子住，也有東西吃了。隨后，我又看到這個國家是以怎樣現實的迫切心情在為自己建設未來”。

　　西蒙·波娃與薩特訪問中國，距中國開展大躍進還有3年。為了使全國通力合作，毛澤東正在仿照蘇聯模式，盡管中國人希望恢復他們自己的經驗主義傳統，即40年代中期的延安時期發展起來的那一套十分成功的做法。

　　中蘇之間的差異給了西蒙·波娃和薩特極為深刻的印象。1917年的俄國革命是失敗后的成功；1949年的中國革命卻是勝利后的產物。一個自相矛盾的結果是，中國革命曾設法消滅了通常伴隨革命的通貨膨脹、貧困苦難、動蕩不安、無政府狀態和地方專政。

　　“一切革命恐怖的起因都是中央政府的軟弱，”薩特在回國后對記者們說，“如果說沒有發現中國存在恐怖，如果說毛澤東政府表現出可敬的溫和態度，這是因為他們戰無不勝的軍隊已得以植根于人民，從而給了中央政府以任何一個革命政府在一開始時從未有過的東西--從容的絕對權力。”

　　在北京，薩特接受了《人民日報》的采訪，并與西蒙·波娃一起，受到外交部長陳毅的接見。西蒙·波娃在《長征》一書中記下了她的印象。這本書中星星點點布滿了統計資料。這是她為了彌補所作記錄中存在的空白，而前往圖書館和情報中心查閱有關中國的昨天和今天的報告、文章、論文、書刊、數據的結果。當然，她并未忽略那些中國共產黨的敵人所寫的種種指責文章，并得到了幾位漢學家的幫助。

　　她為收集材料花費了不少時間，而把它們同她自己的種種發現相結合，從而得出一個綜合性的認識，則需要拿出更多的時間。西蒙·波娃幾乎從來沒有像這回一樣從頭至尾緊張地工作著。有時，她甚至一連四小時伏案寫作，連頭也不抬一下。有時，薩特憂心忡忡地看著她那因充血而變得絆紅的臉頰。于是，她只得躺在他的沙發上休息片刻。

　　《長征》出版后，西方社會尤其是山姆大叔的美國一片嘩然。他們寧肯聽信阿倫·杜勒斯的一派胡言，而把西蒙·波娃的書當成是謠言惑眾。不過，包括勒內·杜芒、若蘇·德·卡斯特羅、蒂博·芒德在內的幾個毫無共產主義者之嫌的專家，證實了她在書中所敘述的一切。中國是惟一的戰勝了饑餓的不發達大國；如果把它同印度、巴西等國作比較，這個勝利無疑是一種奇跡。由于蘇聯國內發生的變化使得****分子們多少受到了打擊，因此，他們轉而把中國作為攻擊的主要目標，甚至將中國人一式穿藍衣服作為發難的由頭，卻閉口不談在此之前不久，四分之三的中國人尚處于衣不蔽體的境況之中。類似一些歪曲事實和真理的情形觸動了她。她決心通過揭穿從香港傳出的種種宣傳，使自己變得有用。

　　她后來深有感觸地總結道，她從這項研究工作中獲益匪淺。通過把自己所處的西方文明與另一種相差懸殊的東方文明相比較，才發現：一些過去在她看來是雙方共同的屬性，事實上根本不是共同的。即使是田野、村莊、農民、城鎮、家庭這樣簡單的詞匯，它們的含義在中國和在歐洲也并不完全一致?！斑@使我以一種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處境……總的說來，這次旅行摧毀了我舊有的立足點。到那時為止，盡管我的閱讀面很廣，盡管我走馬觀花地去了幾趟墨西哥和非洲，但我總是把歐美的繁榮作為我看問題的標準，而世界其它地方始終只是在地平線之上的什么地方朦朦朧朧地存在著?？吹街袊睦习傩找院螅覍@個星球的全部看法被動搖了”。

　　她后來承認《長征》一書不如《美國紀行》那樣生動，書中有些章節也已過時，但是她并無半點懊悔之意。她慶幸通過這部書的寫作，獲得了一個知識框架，找到了幫助她理解其他不發達國家的鑰匙。


　　4. 忙碌中仍不肯放棄外出旅行


　　1956年，西蒙·波娃在忙碌中仍然不肯放棄外出旅行輕松輕松一下的機會。她和朗茲曼一道去大沙伊代格山滑雪。每天早上，面對冉冉升起的一輪充滿生氣的朝陽，感到皮膚被冷氣刺痛了。架空滑車把他倆送回長滿白色松樹的黑色山嶺，接下來，便是一同去做長途探險，晚上，索道停開了，旅店被一片沉寂和單調所包圍，她和朗茲曼就躺在床上讀書。書中的動人故事和種種神話，引領著她通過一條美麗誘人的道路，穿越了那片原始森林，從而獲得了最美妙的感受。

　　之后，她與朗茲曼駕車赴倫敦。在友人家中，與美國出版商共進午餐。他對《一代名流》的譯本很滿意。不過，他抱歉說，書中刪了幾處，他解釋：“在美國，作品談論性沒事，但不能談性反常?！边@本書在美國取得了很大成功。

　　初夏，與朗茲曼、薩特、米雪爾等赴希臘旅行。歸途中與薩特在意大利度過夏天。這段時間，薩特對未來的信心似比以前減退了，而對往昔的態度似比以往更嚴厲了。他為一個作家不能再現真相而悲嘆（加繆也曾這么悲嘆過）。她認為闡述真相比什么都不闡述當然要好。可是，當這些真相全都四分五裂、支離破碎、脆弱得被數不勝數的限制所肢解時，該是何等痛苦的事情！他倆商定著確立這樣一個目標：盡人類所能尋求真相，慷慨地讓自己享受爭東論西、放任言行和褻瀆神圣的樂趣。通過這種方式發泄心中不滿，臻至一次心靈的凈化。

　　阿爾格雷斷斷續續從芝加哥給西蒙·波娃寫信。兩人在通信中期待著可以再度旅行的日子。這一年，當美國出版的《一代名流》問世后，他一點也不高興。題獻給他的《一代名流》中，有對他們的顯然是小說化了的愛情生活的生動描繪，不僅引起了輕易不肯表態的報界人士的注意，而且引來了文學女流諂媚的邀請：“你為何不把你的恩惠隨處拋灑？”“如果你到紐約來，請給住在某某飯店的我掛個電話。”簽名后又補上一句：“又及：那該有多好。”對這些信，阿爾格雷都不屑于作答。他只回復了一封信，信中這樣寫道：

　　“您必須記住，您剛剛讀到的這種關系，涉及到的是一個31歲的男人，而我現在已66歲了，因此，這已不再有多大意義了，您說不是嗎，親愛的？”


　　5. 蘇軍坦克碾碎了對蘇聯的種種夢想


　　1956年在法國當一個左翼分子很不輕松。新上任的社會黨激進派總理居伊·摩勒同意突尼斯和摩洛哥獨立，并稱阿爾及利亞的戰爭是“殘酷的和極不明智的”。一個月后，他便向軍隊和居住在阿爾及利亞的百萬法國人作了妥協，戰爭更白熱化了。并開始了一場大后方宣傳活動，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軍隊由3月的19萬人增至6月的38萬人。

　　人們組織抗議活動，舉行集會、示威、罷工，在運兵列車出發時加以阻攔。薩特在巴黎的一次反戰集會上發表演說；在維也納舉行的和平運動會議上，他也坦言譴責阿爾及利亞戰爭。

　　后來，令西蒙·波娃和薩特更為震驚的事情發生了。當時，他倆在意大利旅行。從報攤買到的報紙上得知；匈牙利發生流血事件，蘇聯軍隊進攻布達佩斯的反叛者。

　　《國家晚報》描述了這次事件：30萬人在布達佩斯游行，要求納吉重新上臺，要求同蘇聯在政治上脫鉤，有的人還要求退出華沙條約組織，匈牙利安全部隊向游行隊伍開槍，至少有350人喪生，數千人受傷。翌日早晨，納吉掌握了政權，蘇聯人與反叛者已處于對峙狀態。人們還殺死安全部隊士兵。

　　在豐塔內拉飯店吃晚飯時，她和薩特心神不寧地一遍又一遍重述在匈牙利發生的一切，不明白這到底意味著什么。如同在波蘭發生過的那樣，在反抗一個不得人心的政權、反對苛刻之至的生活條件的過程中，非斯大林主義已引起了民族主義和報復情緒的大爆發。同波蘭一樣，安全部隊也向人群開了槍?？蔀槭裁炊韲箍艘绱似炔患按爻雒娓缮婺兀?BR>
　　這樣一來，蘇聯豈不是公開違背二十大許下的諾言，違反了不干涉的原則？

　　這種行徑，與帝國主義列強何異？

　　這起無法為之辯護的悲劇，訇然擊碎了薩特和她為設法與共產黨保持一致而曾經作出的種種努力。

　　就像波蘭曾經發生過的那樣，局勢看來正朝好的方面發展：納吉宣布大赦；全國到處組織工人委員會和革命委員會；蘇軍從布達佩斯撤走；堅持退出了華沙條約組織，并堅持匈牙利保持中立；納吉宣布恢復過去的各政黨，并進行自由選舉。

　　莫斯科譴責納吉選擇了“法西斯主義道路”，派坦克進攻布達佩斯，轟炸切佩爾的工廠。西蒙·波娃和薩特憂心忡忡地回到巴黎，薩特在接受《快報》周刊的一次采訪中，不指名地譴責了蘇聯。他說，他“雖感遺憾，但仍完全地”同蘇聯的每一個朋友斷絕來往，并更為堅決地與那些應對法共政策負責的人一刀兩斷。為了和共產黨人達到某種一致，為了使這種一致不受影響，薩特曾煞費苦心。但這次他毫不含糊地認定：為了蘇聯宣稱保衛的社會主義，俄國人的干涉必須受到譴責。西蒙·波娃會同他以及其他幾位作家，在一份反對俄國干涉的抗議書上簽了名，這份抗議書很快就在《觀察家》周刊上登了出來。

　　1957年1月，《現代》雜志發了匈牙利問題專號，內容幾乎包括從“二十大”到10月事變之間發生的一切。在《斯大林的幽靈》中，薩特闡述了自己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真正的政治行動必須包含對其本身的道德估價?！彼且源藶榛A，批判了蘇聯與其衛星國的關系，并且不贊成蘇聯的干涉。不過，--西蒙·波娃在《時勢的力量》中寫道，--薩特重申，盡管蘇聯領導人犯了種種錯誤，他對在蘇聯成為現實的社會主義還是保持信心。布達佩斯事件對他是個重大打擊，但在最后的分析中，他至少還是使自己立下的準則--與蘇聯站在一起--經受住了考驗。

　　薩特與西蒙·波娃既沒有重新孤獨，也沒有再度成為人民的公敵。即使是與正統的共產黨人，哪怕是同蘇聯人，他們的橋梁也沒有中斷。與法共中斷了來往，但與全國作家委員會的關系沒斷，與“和平運動”的關系沒斷。薩特的《可尊敬的妓女》仍在莫斯科上演，這便傳達了一個信息：蘇聯人已經變聰明起來了，他們也信守二十大的精神，因此沒有與不愿容忍布達佩斯事件的支持者們拉開距離，一個在某個具體問題上攻擊蘇聯的人可以不被認為是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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