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她感到有人正從身邊把他偷走


　　同往常一樣，薩特總是給西蒙·波娃排憂解難。但是她隱隱約約覺得，什么時候起，他似乎離她遠了。

　　雖然成功沒有使他變成另一個人，但為了把自己與世界隔絕而創造的那種氣氛也在一定程度上切斷了他們間的聯系。他不再去當初為兩人酷愛的咖啡館了。也沒有陪她去奧隆的雪道上遛達。由于環境與時勢的力量，當初默默無聞的終身伴侶，如今雙雙成了知名人士，她卻甚至感到：有人正從她身邊把他偷走……

　　“唉，你為什么不是一個無名詩人呢！”她常這樣對他感嘆。

　　他變得激進了，這既是冷戰的結果，也是由于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作品無聲無息地消失在歲月長河中的需要。看著他為了反思自己的政治立場，為了發展自己的思想，而耗盡一整天一整天的時間，她不禁分外懷念他當年的漫不經心，懷念他們倆總有很多時間待在一起的歲月。

　　“情況跟過去不一樣啊”，可是，她多么想永遠像過去一樣啊，就這么幾個字便足已使她忐忑不安了。在《一代名流》中，她借女主人公之口吐出了她當時對自己說過的一句話：“因為我感受不到快樂，所以我不快樂。”當然，她還自言自語補上一句：“有人比我更不快樂。”這正是當時她之心境的真實寫照。

　　后來，在影片《薩特自述》中有一段對話這樣寫道--

　　康塔特：在西蒙·波娃的《回憶錄》中，她記述說：大約1951年-1952年前后，你的生活方式發生了變化：你不再無憂無慮，而且很少外出。

　　西蒙·波娃：是的，因為他意識到仍然不得不對他在其他一些時期所提到的人物給予一些注意，那雖非他自己，但那仍然拖著他隨波逐流，他開始認識到不能再在咖啡館里閑蕩了，或者不能為所欲為、信口開河了。同樣，他被迫雇用一個秘書幫助他答復信件，同時把他需要看和不需要看的信分門別類。總之，薩特相當緩慢地逐步認識到，他不能再過一種毫無規律的生活了，不能再像一片樹葉一樣隨波逐流了。這是逐漸認識到的，如果把他和加繆相比，加繆在一成名時，就為自己塑造了一個突出的形象，他很快就開始拒絕新聞記者的或者別的希望從他那兒得到點什么的人們的訪問。薩特認識得晚，但他確實還是認識到這種狀況不能再照舊繼續下去，他不能再隨便答應與人會晤，或者隨便接見來訪，或者親自答復任何信件。他使他的生活有了一種秩序。在某種意義上，我必須承認，在我看來，這種變化是一種損失--損失了他一直具有的實實在在的、無憂無慮的生活，但這種損失也是必要的。同時這個變化也決未引起他心理上的變化。

　　薩特：正是那時，蘇美兩國間的緊張關系處于劍拔弩張的狀態。我們就生活在這種戰爭隨時可能爆發的恐怖之中。

　　西蒙·波娃：是的，的確如此。

　　薩特：在那些日子里，我有所感覺，我覺得如果俄國人占領了法國，那么，我所能有的最好希望就是進集中營。這種感覺也是當時使我躊躇的原因之一，因為我當時一直是蘇聯作家的頭號敵人；就是在我被法德威稱為“殘酷的文人”前不久，我產生了那種感覺，后來此人自殺了（原因當然不是因為給了我那個稱號）。然而，另外，我也不想去美洲……

　　西蒙·波娃：你也不想自殺。

　　薩特：說得對。我當時沒打算自殺，盡管那些日子里有人建議我自殺。

　　西蒙·波娃：我想那一定是加繆的老婆，她經常對你說：“薩特，我真希望你去自殺。”


　　2. 一個小她17歲的英俊青年與她相愛了


　　就在時局惡化，與阿爾格雷關系結束所留下的空虛感使得西蒙·波娃感到害怕的日子里，一個名叫朗茲曼的27歲的英俊青年闖進了她的生活。

　　克勞德·朗茲曼和馬塞爾·佩珠是在朝鮮戰爭爆發時一起加入《現代》編輯部的。猶太人朗茲曼是一個工人家庭的長子，在克萊蒙費朗度過幸福的童年，13歲時才遇到反猶太主義，19歲時加入法國抗擊德國法西斯軍隊的游擊隊組織“馬基”。戰后他成了一個超級猶太人，每當有人喚起他對大屠殺的回憶，他就會氣憤得直流眼淚；而一旦得知某位名流是猶太人時，就會得意地露出笑意。在編輯部，朗茲曼總是用十分唐突的語氣說出極端的話來，他那純粹是挖苦人的幽默和毫無節制的作為極大地活躍了會議氣氛，他和佩珠幫助薩特使《現代》更具政治色彩了。

　　精力旺盛的朗茲曼，是眾多女子心目中富有吸引力的那種男人。1952年12月，在荷蘭旅行期間，西蒙·波娃和他雙雙墜入情網，這時離西蒙·波娃的44歲生日還差兩個星期。

　　在荷蘭，他們沿著冰封的溝渠散步，或是坐在掛著門簾的酒萊館里邊呷酒邊交談。愛情從來沒有上帝，因為愛情就是她自身的上帝。愛情藐視門第、身份、長相、知識、地域、民族等等方面的差異，自然也藐視年齡上的差異。西蒙·波娃非常清楚朗茲曼屬于另一代人，但他的確對她產生了強烈的吸引力，使她恢復了目的意識，使她重新擁有了喜怒哀樂。她當然不能拒絕這種誘惑，這種機會；或者說，她心底里一直在企盼著這樣一種羅曼蒂克的艷遇！她后來寫道：“他的青春年少注定我只能在他的生活中有如曇花一現；在我自己看來，這也成了我不能把全部身心交給他的理由。”但是，她將充分享受現在，在享受現在的時候不去想那些尚未來臨的事情。

　　她與朗茲曼相愛并同居。1953年-1954年，先后與朗茲曼去瑞士、意大利、南斯拉夫、阿爾及爾、西班牙等地旅行。其間，她每年要和薩特一起作幾次長途旅行。她不愿放棄這個習慣，但又擔心一連幾個月見不到朗茲曼，因此，三人商定，在外出度假中途的某個時候，朗茲曼和他們一起待三兩個星期。因為薩特不似西蒙·波娃，從來不知道妒忌，所以這一次與朗茲曼組成的“三重奏”比起當初與奧爾加組成的“三重奏”來，顯然取得了較大的成功。

　　朗茲曼使她擺脫了中年的苦悶，并給她輸入了新的活力。他的青春使她不再受年齡的困擾。有幾回，朗茲曼見西蒙·波娃在為自己的年齡擔憂，便顯得驚恐不安，這無異于將一個指令輸入她身體的每塊肌肉和每根神經--決不能向這種憂慮讓步，把他拖進這種為年齡衰老而憂心忡忡之中顯然是不明智的，……令人忌諱的。

　　他們的共同生活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模式。他的職業是負責法國新聞社電訊稿的改寫工作，余下的時間則為《現代》撰稿和從事個人寫作。每天上午，他們在她的位于拉比歇里街的小房間中并肩工作，他在寫一本有關以色列的書，而她則在奮筆寫作《一代名流》。


　　3. 扛鼎之作《一代名流》問世


　　歷時4年的長篇小說《一代名流》，1954年10月出版了。這部旨在刻畫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法國一部分“左翼”知識分子的精神危機，認為“說真話”和“干革命”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矛盾的作品，一問世就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反響，是年12月即獲得了法國最高文學獎--龔古爾文學獎。

　　小說的故事梗概是這樣的：

　　1944年圣誕之夜，巴黎一群知識分子聚集在亨利與波爾同居的公寓里，舉杯歡慶法西斯的覆滅。和平即將來臨，在正義和幸福接踵而至的時刻，每個人面臨著新的選擇。

　　大家向何處去？

　　法國應該向何處去？

　　在他們中間，羅伯特與亨利一樣，都是著名作家和抵抗運動的英雄，是法國文化思想界碩果僅存的一代名流。

　　亨利還年輕，他決心與舊日的一切告別，動手寫作一些真正可以流傳后世的小說。而他的妻子波爾依戀的是淪陷時期那一段無所作為、關門閉戶的孤獨生活。亨利準備與波爾分手，為了向分手過渡，他決定接受葡萄牙抵抗者的邀請，動身去那里采訪旅行。與他同行的是羅伯特的女兒娜第納。葡萄牙之行使他大開眼界，明白了戰爭結束并不意味著正義的開始。他譴責美國的地中海政策。

　　年過六旬的羅伯特，憧憬一個“統一的歐洲，左派的歐洲”，認為法國“應該有一個非共產主義的左派來實現人民陣線政府”，還認為在蘇聯和美國這二強之間法國應該靠攏前者，擺脫美國的奴役。他發起并組織了一個新的左派運動，奉行獨立于法共的左翼路線。《希望報》是亨利在淪陷時期創立的一張反法西斯的報紙，享有巨大的輿論影響。因而，羅伯特提議亨利將其主持的這張報紙納入運動之內，以促使運動蓬勃發展。

　　左派和右派都在向亨利招手。亨利在文學上曾是羅伯特的學生，在生活上是羅伯特的摯友，在政治上是羅伯特的知己。盡管他崇尚思想獨立、厭惡任何幫派控制，但他和羅伯特一樣信仰社會主義。幾經躊躇后，他接受了羅伯特的建議。

　　羅伯特的妻子安娜熱愛丈夫和丈夫的事業。她是一個心理學醫生。女兒娜第納自從被德寇奪去愛人后，對人生喪失信念，變得性格乖戾、放任形骸、自暴自棄。安娜也在尋覓存在的意義，抗戰的勝利遠未撫平一切人，包括她自己的心頭創傷。她還年輕，還有別的追求……

　　羅伯特的左派運動成員復雜，他和亨利周圍原先的朋友或同路人也在紛紛轉化，有的更為激進，有的加入恐怖分子行列，有的向右靠攏。

　　《希望報》被右派咒為“共產黨的尾巴”，被共產黨斥為“無產階級的叛徒”，在左右夾擊下，發行量劇降，財政上瀕臨破產。這時候，富商特拉利尤露出了右派面目，他以拒絕資助為要挾，要求《希望報》向右轉向。亨利雖然頂住了轉向的壓力，可是為了保存《希望報》，只得讓特拉利尤及其心腹擠入報社。虧得朋友朗貝爾買下關鍵性的五分之一的股份，亨利才得以保持對報紙的控制。

　　安娜在丈夫的鼓勵下，應邀赴美國參加國際心理學會在那里舉辦的1945年年會。在芝加哥無意中結識了一位美國的左翼作家劉易斯。兩人一見鐘情。熱烈的愛情使安娜對生存產生了新的意趣。可她終究放心不下丈夫及其事業。她計劃實行一種“雙重生活”，有意每年在歐美大陸間來回往返，既保持在美國的愛情，又不失去法國這頭的家庭。當亨利與波爾徹底決裂，波爾飲恨自盡時，被安娜救離險境。

　　美國推行馬歇爾計劃，戴高樂派呼聲日增，蘇聯作出了激烈反應，政治形勢日益緊張。羅伯特與亨利站在蘇聯一邊。可是，蘇聯的逃亡者帶出來確鑿文件和資料，揭露蘇聯內部存在“勞動營”的奴役制度；左派內部因之掀起軒然大波。羅伯特認為，譴責蘇聯制度的缺陷有損于左派的事業，他決定“絕對不做損害蘇聯的事情”；亨利認為支持蘇聯并不意味著替它隱瞞黑暗，作為作家，他有責任闡述歷史真實。兩人的分歧形成了劇烈的思想沖突。形形色色的人物在他們周圍施加種種壓力。亨利終于決定公開抨擊蘇聯。羅伯特與亨利決裂。亨利被左派運動開除。法共輿論對亨利窮追猛擊。

　　其實，要是由亨利在蘇、美之間作一選擇，他還是會選擇前者，可共產黨人稱他是帝國主義的奸細。羅伯特對建立共產主義心馳神往，可他確信自己必然不能適應共產主義的生活。法國知識界的一代名流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

　　羅伯特的左派運動終于解體了，他的中左社會主義理想亦告破滅。亨利呢，由于朗貝爾的倒戈，他最終被擠出了自己手創的《希望報》。羅伯特慨嘆：今天在法國，一個知識分子是無所作為的。“我們想獨立于兩個陣營之外，其實卻無能為力”。

　　亨利深感人心冷漠，世事叵測。他受到美麗的庸俗的若瑟特勾引，把她捧成明星，讓她演出自己寫的劇本。他甚至為若瑟特母女出庭作證，幫助她們洗刷淪陷時期的丑行。他做此事并非毫無遺憾，卻未感受良心責備，他說：“在這種時代，良心毫無用處。”

　　安娜與劉易斯的熱戀在一年后告終。當她第三次橫渡大洋時，發現劉易斯已喪失了對她的愛情：“雙重生活”看來難以為繼。安娜的幻夢破滅了，又一次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她服毒自盡，打算了卻此生。可是羅伯特他們沒讓她死去。在現實中處處碰壁的羅伯特和亨利并未改變信念，他們依然期望實現人類正義，期望在法國建立社會主義。共同的遭遇，共同的失意，共同的情操，使兩個朋友言歸于好。他們互述思想，討論著未來的行動。

　　亨利與娜第納結婚，有了一個女兒。

　　安娜想道：“我一定會重新受到召喚。也許，有一天，我又會重新幸福。誰知道呢？”


　　4. “你知道人們會說，你身后有薩特……”


　　小說問世后，人們便議論安娜是她自己，羅伯特是薩特，亨利是加繆，劉易斯是阿爾格雷，惟有波爾那位越來越神經過敏的女子沒有實際“原型”，西蒙·波娃的幾個朋友都在這個人物身上認出了自己，云云。

　　對此，西蒙·波娃在《時勢的力量》里作了具體的描繪和解釋--

　　關于安娜。“的確，她的身上有我的影子，但是……出于種種原因，我把她塑造成了一個連我自己也不認識的女子。我讓她帶有我的興趣，我的感情，我的反應和我的回憶。我還常借她的口說我要說的話。但是，她缺乏我的欲望，也沒有我的韌勁，更重要的是，對我來說至關重要的職業賦予我的那種自主性她沒有，她與一個比自己年長20歲的男子的關系幾乎像一個女兒和父親的關系。雖然夫婦間非常理解，但她仍感孤寂。……她過著一種‘從屬’存在的‘相對’生活。在她身上描述的主要是我經歷的負面：害怕死亡，恐懼虛無，恥于健忘，以及對世界多樣化的不知所措和對生活的反感。生存的快樂、行動的愉快，寫作的樂趣，所有這些都寫到了亨利身上。他至少同安娜一樣與我相似，或許，是他更像我”。

　　至于亨利，人們怎么說，他反正不是加繆。西蒙·波娃辯解道，他雖與現實中的加繆一樣年輕，長著黑發，辦了張報紙，是個作家，但加繆仇恨共產主義，這一點本身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切就足以說明他與亨利的差異。“其實，在大多數情況下，亨利所擁有的只是從我身上移植過去的感情和思想”。

　　還有，薩特是否就是羅伯特？回答是：非也。關心世界，迷戀工作這是他們惟一的共同點。除此以外，羅伯特的年齡、感情冷漠、獨斷專行、悲觀沉默等等，都與薩特相去甚遠。此外，在對待蘇聯勞動營事件的處理，與加繆最終反目的原因，加繆離開報社的原因，左派組織的興衰等重大情節的描寫上，與生活的原貌亦大相徑庭。因為“從記憶中挖出的全部素材都經過了一番折射、摻和、解釋、充實、鍛造、移植、扭曲，有時，它們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無論如何，在每種情況下，它們都經過了一番再造”。她再三提醒人們按照它的本來面目來談這本書，既不要認為它是一本自傳，也不要把它看成一部報告文學，總之，不要把它看作某種真人真事的再現。

　　誠然，她的確試圖塑造一組以1944年的法國為大背景的知識分子群像。“寫這部小說的欲望之所以這樣不可遏止，那是因為，我感到自己置身于這樣的時間與空間中，在那里，我每發出一個聲音，都有機會從許多人的心底聽到回聲”。

　　她描寫了戰后的某幾種生活方式，卻并沒有給折磨主人公的諸多問題提出答案。她不想重蹈“主題小說”的舊轍。小說中回蕩的主旋律之一是“重復”，即：為真正占有某物，一個人得先失去它，然后再把它找回。如亨利和羅伯特最后重歸舊好，同時重新迷戀文學，投身政治，即回到了原來的出發點。但是，在這出發點和終點之間，他們曾萬念俱灰。從此以后，他們將不再滿足于膚淺的樂觀主義，不再像舊日那樣熱情地堅信某些東西。強烈的擇優意識武裝了他們。

　　這部歷時四載寫成的小說，意外地獲得了資產階級報刊和共產黨報刊的一致稱頌。薩特稱這是她寫得最好的一部文學作品。《法國文學選集》稱這部作品是戰后最具代表性的小說，“通過將存在主義作家--受尊敬的和不存戒備的--與中國的達官貴人相比較，表明了存在主義的結局”。為了慶祝，他們在米雪兒家中舉行了一次午餐，在那兒，薩特送了一套龔古爾兄弟的傳記給西蒙·波娃。

　　令人氣憤和覺得可笑的是，有些人仍在堅持西蒙·波娃父親50年前所持有的舊觀點：“女人是由丈夫造就的。”他們總以為西蒙·波娃的一切思想都是薩特給注入她的頭腦的。西蒙·波娃的書是薩特寫的，是薩特使她成為作家的。在她被授予龔古爾獎的第二天，就有人善意地提醒她：“如果接受采訪的話，你必須解釋清楚《一代名流》確實是你寫的，你知道人們會說，你身后有薩特……”

　　事實上，從這部小說寫作伊始，薩特就十分關注，預計將是她寫得最好的一部作品。在閱讀手稿時也曾提出一些修改意見，一如西蒙·波娃讀薩特作品手稿時提出修改意見時那樣。在這本書的出版過程中，薩特把她的兩份手稿帶給布里斯·帕蘭，其中的一份被還了回來。

　　事情的本來面目就是如此了。

　　西蒙·波娃在年輕時就培養自己不去介意公眾輿論，以后，又得到了薩特及其保護她的牢固友誼。雖然如此，她還是無法忍受一些沖她而來的謠言和目光。社會總是十分熱衷于維護一種舊觀念，認為女人只能是“二等”公民，只能是男人的影子和玩偶，只能是有權勢的男性的附屬品。西蒙·波娃為此感慨道，在法國，如果你是一位作家，那么，是個女人這一點就足以讓人用作痛擊你的棍子。你若是個妙齡女郎，人們會擠眉弄眼奉承你；你若是上了年紀的大姐，人們會向你鞠躬致敬；但你若是剛剛褪去青春年華，又未達到受人尊敬的年齡，卻膽敢發表自己的觀點，譬如女人不是天生就有許多品行方面的缺陷的之類，那么，一切指責便接踵而來了。

　　西蒙·波娃寫道：

　　我一生中最成功的事情，是同薩特保持了那種關系。30多年來，我們只有一個晚上是在怏泱不樂中去睡覺。朝夕相處了這么多年，我們從對方言談之中得到的興致絲毫未減。一位女友曾評論說，我們總是全神貫注地聆聽彼此的談話（見瑪麗·羅莎·奧里弗對一家阿根廷報紙發表的談話）。人們總是說，我們的思想幾乎完全一致，然而我們卻始終一絲不茍地對對方的觀點進行批評、修正或者肯定。我們從相同的地方獲得記憶、知識和印象，我們在同一個范圍內以同樣的手段、在同樣的原則指導下嘗試著把握世界。在通常情況下，我們中的一個說前半句話，另一個人就能說出后半句；如果有人問我們倆同一個問題，他會得到相同的回答。在某個字眼、某種感覺、某層陰影的刺激下，我們倆會走上相同的思路，并在同一時刻產生相同的感觸--相同的記憶、相同的聯想，而這些，第三者是絕對不可能產生的。因此，我們對在各自的著作中不約而同地寫到某些東西，已不再驚詫了。最近，我讀到薩特在1952年時記下的一些隨想，雖然我至今才讀到它，但其中一些段落卻一字不差地出現在我10年后寫的回憶錄之中；雖然我們的性格、愛好以及最初的抉擇截然不同，我們的文風從總體上看也毫無相似之處，但這些段落看起來卻如出一轍。

　　惟其如此，有些人便指責他們倆的這種關系同在《第二性》中闡述的道德觀點相矛盾：作者西蒙·波娃認為女人應該獨立于世，然而現實生活中的西蒙·波娃卻從不是寂寂一人。其實，“獨立于世”與“寂寂一人”并非是矛盾的對立體，更不是同義詞。

　　薩特對西蒙·波娃富有思想、富于表現力是極為欣賞的。10年后即1964年，年屆花甲的薩特在接受《時尚》雜志采訪時說的一段話，可資印證：

　　我認為她是漂亮的。我始終認為她是漂亮的，盡管當我初次遇到她時她戴著一頂難看的小帽子。我決計要結識她，就因為她漂亮，她曾經有，并且至今仍賦有那深深地吸引著我的面容。驚人的是，西蒙·波娃竟有男子的智力和女性的敏感。簡言之，我在她身上發現了我可能需要的一切。

　　此外，在1965年的一次私下采訪中，薩特說道：

　　從某種程度上說，我的一切應歸功于她。當然，即使她不存在，我也會寫作，因為我有寫作的愿望；可是，我對她的完全信任始終給我以十足的安全感，……我總是把手稿給她看。每當她對手稿提出批評時，起先我會氣惱異常，對她大肆謾罵，然后我總是接受她的意見。這不是修養問題，而是因為我看到，她的批評總是中肯的。這些意見不是根據表面現象作出的，而是絕對理解我想做的事，同時又帶有我完全不可能具有的客觀性。

　　誠然，薩特善于創造新思想，無論在哲學還是在政治方面，新的觀點總是由他提出的。“如果我拒絕承認這種特定的優勢在他一邊，那么，我實際上就背棄了自由；結果，我會成為一個具有蓄意的挑戰態度和不誠實的囚犯。這種不誠實同時也是男女之爭的必然結果，與知識分子的正直完全是背道而馳的”。事實上，--西蒙·波娃認為--她從來不把自己應負的責任推卸給薩特，因而她的獨立性從未受到過威脅，她從不盲目地贊同任何一個觀點，任何一個決定，而完全依靠自己的分析、判斷而確定是否接受。她所從事的工作要求她自主地作出大量決定，進行無數探索，付出不懈努力。正如她幫助過他一樣，他也幫助過她，兩人間的關系是一種相依相攜、互助互愛的終生伴侶式的關系，而絕非她以他為媒介而生活而生存的附庸性質。

　　她不喜歡引人注目。她從未上過電視屏幕，從未在廣播中談論過自己，也幾乎沒有接待過記者。到《一代名流》獲龔古爾獎時為止，她已好些年不在公眾場合露面了，也不再去咖啡館了，連去劇院參與“巴黎人”的消遣活動也盡量避免。但她希望在接受龔古爾獎的同時，把她取得的成就歸功于自己的努力而不是外部的影響。

　　生活在繼續。西蒙·波娃身為一位知名作家，她看重對生活的享用，對她來說，精神追求和肉體愉悅同樣不可或缺。朗茲曼那里，她在充分利用重新找到的青春，享受迎面而來的每一個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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