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永遠變化著，帶著5月事件的余波前進。5月運動的成果之一便是產生了許多種左翼報紙，如《人民事業報》、《我控訴》、《人民之聲》、《一切》等等。這些單頁的地下報紙觀點激進，專門暴露社會陰暗面，其影響日益擴大，因而被當權者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它們由一些熱情的左派分子在街頭拐角處或大學校園里大聲叫賣，而它們最忠實的讀者是那些25歲以下的年輕人。1970年，“無產階級左翼”的力量越來越單薄，面臨解散的危險，而它的宣傳陣地——《人民事業》正遭到步步緊逼的查封。4月，該報的兩位主要負責人：青年編輯勒當泰克和勒布里斯突然被一輛響著警笛的警車押走。左翼分子被眼前這樣嚴重的局勢弄得有些不知所措，要知道從1881年起，除了被占領時期以外，法國還沒有一個新聞編輯人員被送進牢房。

　　如何反抗這種無恥的鎮壓？左翼分子請求薩特給予幫助，如果能請這位當代的伏爾泰出面任《人民事業》報的主編，不是給了當局有力的回擊嗎？然而這樣一種未成氣候的小報，能請得動當今知識界的泰斗嗎？幾位左翼分子躊躇再三，然而薩特本人對左派勢力的一貫支持鼓舞著他們。

　　盡管不贊成這張報紙的全部觀點，薩特被來者所提出的恢復暴力革命的希望打動了，他欣然同意由他接管《人民事業》報的主編工作。這意味著他必須為這家報紙上刊登的每一篇文章承擔責任，意味著他也可能隨時被捕。——這不是薩特所懼怕的。然而當又一期報紙出版并被沒收時，當局只是向報社的一個無名小卒提出了起訴。

　　6月的一天，盡管證人們在法庭上慷慨陳詞，被捕的兩位報刊領導人仍然被分別判處1年和8個月的監禁，更讓人意料不到的是，“無產階級左派”組織亦在當天遭到取締。為了表示抗議，學生們在拉丁區舉行集會，然而警察粗暴地驅散了他們，一名學生領袖遭到通緝。事情還沒有完，幾天后，警方包圍了承印《人民事業》的印刷廠，廠主被毫無理由地“監督拘留”。好在75000份報紙早被迅速而神秘地運走了。緊接著，30名《人民事業》報的叫賣者被指控為試圖重建“無產階級左派”，不由分說地被關進牢房。看來，當局正在有計劃有步驟地對《人民事業》進行取締、封殺。如果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人民事業》報到了生死攸關的時候了！

　　第二天，《人民事業》報用大字號登出了新主編的名字——讓·保爾·薩特。人們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時間議論紛紛。傍晚5點半左右，經過蒙巴納斯公墓后面的達蓋爾街的人可以看到，一群攝影記者和電視攝錄記者圍著一對雙鬢已白的老人，兩位老人正在向帶著購物袋的家庭主婦和正趕著回家的上班族分發報紙。這是一條不太寬的人行道，道邊的水果、蔬菜、奶酪、鮮花各攤前擠滿了購物的人們。薩特、波伏娃和朋友們鉆進人群，一邊大聲喊道：“請看《人民事業》報，支持新聞自由！”一邊手腳麻利地散發報紙。走過達蓋爾街，他們又走上了勒克萊將軍大道，這兒的人更多，在目睹了無數次示威游行的銅獅的注視下：這些知名的報販向態度各異的人們散發報紙。有些人滿臉狐疑，不愿或不敢伸手接遞到眼前的報紙；另一些人則滿不在乎地拿了過去；還有人高聲喊著：“給我一份！”一個賣魚的婦女問道：“他們賣給我們吃的藥有毒，你們的報紙登不登這種東西？”“凡是他們對你們做的歹事，我們都登。”“那給我一張。”一群人開始圍過來，人們興奮起來，像過節一樣。

　　一件小插曲為薩特他們的叫賣報紙添上了喜劇色彩。一位年輕的、積極的警察走到薩特跟前，抓住他的手臂，從他手中奪過報紙。立刻，無數鎂光燈閃爍，記者們已搶下了這個頗有新聞價值的鏡頭。這時，有人高叫：“你逮捕的是諾貝爾獎獲得者！”那位警察連忙松開手，但薩特依然跟著他走。街上又有人叫道：“攔住那個賊！”這使那警察加快了步子，最后變成了碎步小跑。薩特和朋友們這才轉過身來，繼續分發報紙。人們被這滑稽的場面逗樂了，他們開始爭先恐后地索取報紙。不一會兒，薩特他們就已兩手空空，只好打道回府。而不待他們回到住處，盧森堡電臺已經播放了突發性新聞，更多的人聽到了薩特的聲音：“請看《人民事業》報，它并沒有被取締，逮捕它的報販是違法的！”

　　6月26日，他們再次行動。這次的路線是從《人道報》報社對面走向斯特拉斯堡——圣德尼。這次，來了一輛警車。20多名《人民事業》報的支持者被禮貌地帶往警察局驗證身份。當警車來到警局面前停下時，警察讓腋下還夾著一捆報紙的薩特下車，并一臉恭敬地說：“您自由了，薩特先生。”波伏娃和其他所有人則被帶進了警察局。留在外面的薩特立即向聚攏過來的人群散發剩下的報紙，于是他也被請進了警察局。抬眼一看，薩特立刻感覺出了警察們的慌亂：驗證身份的警官被受訊者的嘲笑弄得滿臉尷尬，而局長則忙著打電話給他的上司，只聽到他連聲說著：“真糟，這事辦糟了！”不一會兒，他們作出了決定：釋放薩特和波伏娃，而其余人必須留下。薩特和波伏娃立即表示：他們倆一定將是最后離開的人。這種態度使警方的打算落了空，因為上級命令他們要不惜一切代價釋放薩特而又要扣留其他人。雙方僵持了一小時后，幾名便衣警察和一位上司趕到了，扣留的人被一小撥一小撥地釋放了。當薩特走出警察局大門時，早已聞訊而來的記者立刻把他包圍住了。英國、德國、意大利、瑞士的電視臺記者都攝下了這珍貴而滑稽的場面。對著十幾個麥克風，薩特說他并不想讓自己被捕，而是想使政府處于一個自相矛盾的處境。從警方不知所措、底氣不足的態度來看，他成功了。

　　兩次叫賣活動的勝利使《人民事業》報逐漸為更多的人知曉，它的發行量是明顯上升之勢。但政府還在頑固地進行彈壓，沒收報紙仍然像是家常便飯一樣。《人民事業》報的支持者們決定再進行一次示威活動。

　　也許是有人走露了風聲，那天，當支持者們還剛剛聚集在印刷廠時，就發現街角已停了一輛警車，他們決定不予理會，一切按原計劃進行。他們的車和警車一前一后地出來了，不一會兒，他們的司機巧妙地把尾巴甩掉了。但更多的人知道消息后趕來了，其中包括從各家電臺、電視臺來的記者。薩特對記者講了幾句話后，車子徑直開往馬斯佩羅書店，在那兒三千份報紙很快搶購一空。下一個目標是“讀書樂”書店，但那輛被甩掉了的警車又跟上了，不過其上的便衣警察們只是遠遠地跟著，并不上來干涉。又放了幾千份報紙在“讀書樂”書店以后，人們開始三三兩兩地在街上發報紙。三個魯莽的小伙子遠離了大伙兒，一直深入到圣米歇爾大道，警察逮捕了他們。恰好目睹了此情此景的另三名同志自愿和他們一起去警局。得到消息后的薩特和波伏娃迅速趕到那家警局，他們身后簇擁著本國和外國電視臺的記者，再后面是那輛一直跟著他們的警車。在警察局門外薩特對記者發表了義正辭嚴的講話，一位警察則站在二樓上給跟來的幾個人每一個都拍了照。是紀念？是恫嚇？還是虛張聲勢？然而什么事也沒有，6位朋友很快獲釋。如此結局，似乎令警方很不甘心，當大家一塊兒去飯店吃午飯時，那輛警車竟然又跟著到了飯店——但也只能如此而已，他們再不敢妄然采取任何行動。薩特和他的戰友們再一次挫敗了當局試圖破壞他們示威活動的企圖。

　　此后，政府似乎也厭倦了這種毫無成果的爭奪戰，而最讓人棘手的是：伏爾泰是抓不得的。漸漸地，政府對于《人民事業》報的干擾停止了，該報終于取得了完全合法的地位，得以在報亭公開出售。不到半年，它已經辦得如火如荼，其規模、知名度和發行量都已今非昔比。1971年1月，該報的支持者們成立了“《人民事業》報之友協會”，在成立大會上，當波伏娃談起他們在三次散發報紙的過程中同警察打交道的始末時，聽眾們無不捧腹大笑。

　　成功鼓舞著薩特繼續為左派的新聞出版自由而進行斗爭。除了仍舊擔任《人民事業》報的主編外，他又接過了兩家左派報紙：《人民之聲》和《一切》的領導職務。和當年于危難之時接過《人民事業》報一樣，薩特并不完全贊同這兩家報紙的觀點，只是認為它們的存在意味著左翼勢力的壯大。因此他決定用自己的聲譽和影響，保護這類較為激進的出版物免受政府查封或被勒令停刊。

　　此外，薩特還和許多左翼分子一起參加了旨在幫助在政府對左派分子的鎮壓中的受害者的團體——“紅色援軍”組織，他希望通過這個組織能把形形色色的非共產黨左派組織聯合起來。

　　薩特為“紅色援軍”組織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包括：幫助創建該組織的宣傳刊物《紅色拯救報》；為審判朗斯煤礦雇主的人民法庭起草并宣讀對該煤礦惡劣雇傭狀況的起訴書；積極支持政治犯們為爭取改善服刑條件而進行的絕食抗議；領導了一次對一家汽車廠的接管運動；為一本關于法國毛派的書作序……隨著薩特不斷地投入社會實踐，他越來越成為法國國內最有影響力、最引人注目的左派領袖。而歷史永遠地攝下了薩特在圣·米歇爾大街叫賣報紙的鏡頭，在警察局前慷慨陳詞的鏡頭以及總被一輛警車跟著的鏡頭。這些珍貴的歷史鏡頭鼓舞著一代又一代法國人為爭取新聞自由以及最高意義上的民主、自由而不斷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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