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5月運動被稱為是一場“薩特式的”革命，這不僅因為這次運動的主體——青年學生們幾乎全都讀過薩特的書，把他奉為精神領袖，而且因為在整個運動期間，薩特的態度始終是支持學生，利用自己的聲望來對學生予以盡可能的幫助。

　　事情的開端并不引人注目，誰也沒料到“一次騷亂何以能在一個短暫的春季突然遍地開花”？3月27日晚，又一批塑性炸藥爆炸了，4名公立中等學校的男孩被捕：他們參加了一個反對越南戰爭的委員會。4天后，一位名叫科恩·邦迪學社會學專業的學生領袖組織同學們占領了南特大學（巴黎大學的文學和人文科學院）的行政大樓，以示抗議。隨后幾天，他們散發傳單，擾亂課堂和考場秩序，要求反對越南戰爭、反對自己被迫服從的壓迫。

　　對付這伙愣頭青，南特大學校長不假思索地采取了關閉學校的辦法，可學生們把“鬧事地點”轉移到索本大學。索本大學校長干脆叫來了警察，警察粗暴地驅趕學生，還逮捕了其中幾名強硬分子。這是一個世紀以來警察第一次踐踏神圣的學府，它只會激起更強烈的反抗——巴黎中、高等學校教師聯合會號召全體成員罷教；法國全國學生聯合會決定在5月6日組織一次大規模的示威游行。

　　5月6日，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如期舉行。很快，學生與警察沖突起來。拉丁區第一次施放了催淚瓦斯，圣·日耳曼林蔭道上最先筑起了路障。學生們推倒路障，并將石塊扔向警察以迫使他們后退，而警察則用高壓水籠頭和棍棒對付他們，在警察局內他們把逮捕到的學生毒打一頓后，扔進監獄。

　　暴力鎮壓使矛盾進一步激化。5月8日，5萬學生示威者揮動著紅旗和象征著無政府主義的黑旗，高唱著國際歌從丹費爾特—羅歇路走向星形廣場。他們的要求是：立即開放巴黎大學、撤回駐留在校的警察、釋放被捕學生。而在同一天里，薩特、波伏娃、米歇爾·萊里、科萊特、奧德里、雅克·拉岡等知名人士聯名發表聲明對這次學生示威活動表示支持，申明中還號召“所有勞動者和知識分子從精神上或物質上支持學生和教師介入的斗爭運動”。

　　也許因為曾經做過老師，薩特十分喜愛并理解青年學生。很久以來，他一直密切關注著學生世界里所出現的問題。早在1964年2月，當法國全國學生聯合會主席克拉韋茲在《現代》上撰文呼吁取消灌輸式教學，改善教師和學生之間嚴格的等級關系，從而引起了全國性的爭議時，薩特就贊成學生們的請求，呼吁教育界加快改革，盡快采用新的方法來教授知識。眼下如火如荼的學生運動又使薩特感到難以做一個無動于衷的袖手旁觀者。面對青年的大膽反抗和要求，薩特贊嘆不已。

　　年輕的時候，薩特是那樣渴求自由，那樣憎惡一切強制性的要求，等級森嚴的制度。如今已年過花甲的他，眼見這些可以做孫兒孫女的學生們接受了他許多年前寫在紙上的東西，并滿腔熱情地將其付諸行動時，薩特感慨萬千。年輕人指責戴高樂統治下的法蘭西仍然是一個停滯不前的民族，一個還在實行著殖民主義的國家；而大多數知識分子沉溺于藝術世界而成為無用之輩……這不是實情嗎？雖然毫無社會經驗的學生們把一切都簡單化了，理想化了，狂熱化了，可又有什么理由不支持他們？薩特密切關注著事態的發展，尋找可能幫助學生的機會和辦法。

　　5月10日是一個給人們留下可怕記憶的日子：令人震驚的蓋盧莎克街事件發生了！當警方拒絕釋放被捕的學生，而教師和學生聯合會決定在拉丁區筑起街壘以作為回答時，巴黎警察局局長用擴音器宣布：他將奉命清除街壘。不一會兒，警察向學生和群眾發起了猛攻，他們用警棍肆無忌憚地毆打手無寸鐵的示威者，即使他們躲進街道兩旁的公寓大樓，警察們還窮追不舍。憤怒的人們開始用焚燒汽車作為反抗，沖突進一步升級。許多試圖來幫助學生的無辜的過路人也遭到了暴力。一時間，居民們驚恐萬狀，社會輿論倒向學生一邊，幾乎所有有識之士都感到義憤填膺。

　　是可忍，孰不可忍？第二天，人們就從盧森堡廣播電臺聽到了薩特那堅定有力的聲音：

　　“這些年輕人不愿意有一個與他們的父輩們一樣的未來，也就是不愿意有我們這些人的未來，這種未來證明了我們曾經是一些怯懦的人。……大學生跟大學，只有一種關系，就是把大學砸了。要砸，惟一的解決辦法，就是上街。”

　　薩特認為，在萎靡不振的西方國家里，惟一的不滿現狀的左派力量只存在于所有的青年人的身上，因此，大學生們不應氣餒，應該把這種斗爭不屈不撓地進行下去。人們很快把薩特的講話復制成成千上萬張傳單，在整個拉丁區散發。薩特感到自己已經被深深地卷入了這次風暴，他無意退縮，并有些興奮：他希望這場運動將震撼當局的統治，甚至把它打倒。

　　5月13日，由學生、左翼黨派的領袖、工人代表團匯成50萬示威大軍從共和國廣場浩浩蕩蕩走向丹費爾特—羅歇路廣場。人們高呼“學生、教師、工人聯合起來！”“要受歡迎的政府”……擁有大學教師頭銜的蓬皮杜總理趕緊下令打開索邦大學的校門，立刻，標語、傳單、大字報和漫畫貼滿了校園。在10天之內成功地把工人動員了起來是大學生們的一次偉大的勝利，這樣，他們不再是孤立的了，他們的力量陡然壯大。很明顯，沒有勞動者的幫助，當局不可能輕易作出讓步。

　　5月20日晚，9位作家被邀請到索邦大學和學生們一起座談，薩特和波伏娃一齊被邀，這無疑是學生們注意的焦點。“薩特要來了！”消息一傳開，人們蜂擁而至，只能容納4000人的階梯教室里擠入了7000多人，而教室外的走廊上更是摩肩接踵、水泄不通。看到聽眾們處于一種激動、亢奮的情緒中，紊亂的場面潛藏著鬧事的危險，波伏娃不禁為被學生們擁走的薩特暗暗捏了一把冷汗。擔心是多余的，當教室里響起薩特的聲音時，鬧哄哄的人群立刻安靜了下來。薩特首先毫無保留地贊成學生的行動，隨后他提出自己的希望：學生們應堅守“你們創造的這種將打破一切既定制度的激烈的民主”。接著學生們爭先恐后地向薩特提問題，薩特一直回答了一個多小時。最后，薩特以激勵人心的話語作結：“一種新社會的觀念正在形成，這一社會將建立在充分的民主以及社會主義與自由的結合之上。”人們發自內心地使勁鼓掌，掌聲持久不衰，此情此景讓同來的幾位作家發起了牢騷，因為他們來這兒似乎沒什么可干的。“我對明星制度厭倦極了。”兩年后寫出了轟動一時的小說《情人》的女作家瑪格麗特·杜拉斯小聲地嘀咕著。

　　此后，薩特一直和學生們保持著來往。他曾以《新觀察家》周刊記者的身份采訪了這次運動的主要學生領袖——科恩·邦迪，他甚至試圖為這些小左派分子在《現代》上找一塊發表意見的講壇。學生們也常常來征詢這位久負盛名的支持者的意見。

　　然而，事與愿違，5月運動不久就開始落潮了。當6月初，又發生了一系列暴力事件后，公眾輿論開始轉而反對學生。以蓬皮杜為代表的政治勢力以在工資上進行大幅度讓步來換取公眾的同情，而巴黎大學內部呈現出一派“頹廢”——到處是流里流氣的嬉皮士；毒品販子在那兒兜售毒品；一些戴著頭盔、手持鐵棍的“敢死隊員”則完全沒有政治頭腦……最初，全國上下都同情學生，至少對他們抱有好感；現在，人們對他們不無失望，而一而再、再而三的暴力事件使他們感到恐怖，他們開始渴望正常秩序的恢復。靠著這股反沖力，6月底，戴高樂主義者在公民投票中大獲成功，5月革命流產了。

　　盡管是在意料之中，薩特仍感到殊可惋惜。當《新觀察家》的記者就此采訪他時，他無法抑制內心的激動：

　　“事實上運動在某種意義上已經失敗了，但它只是對那些有以下看法的人才是失敗了，這些人認為，革命可以馬到成功，工人會始終跟隨學生，在南特與巴黎大學爆發的運動還將導致社會與經濟的崩潰，而且這不僅將引起制度的衰敗，還將導致資本主義體系的瓦解，這是一種幻想……”

　　正如不能以成敗論英雄，任何事情的意義也不能從一種表面的、膚淺的層面作出評價。薩特對記者說，五月運動中許多嶄新的側面，歷史將讓人們看到它的重大意義。

　　今天，我們看到“五月風暴”震撼了法國人民對于民主、自主權等觀念的意識，從而間接地導致了戴高樂在1969年4月27日的下臺。它代表的不是一代人的危機，而是整個社會的危機，因而在法蘭西民族意識中回蕩了很多年。同時，五月風暴使法國的革命青年的斗爭和工人的斗爭在汲取了寶貴的經驗之后，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對于薩特而言，從這次運動中他意識到自己繼續與學生、工人并肩作戰的責任感，再次認識到個人的社會實踐的重要性。從此時起，他開始把主要精力轉向社會活動，而只把一小部分精力放在著述上——只繼續那些已經著手并即將完工的著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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