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是法國人民成為亡國奴的第四年。漫漫長夜總有盡頭，人們在等待著，等待著。時局越來越對盟軍有利，德軍已成了強弩之末。8月，解放巴黎的戰(zhàn)斗終于打響了！巴黎人民與盟軍并肩作戰(zhàn)，為解放祖國不遺余力地奉獻著自己。

　　受秘密報紙《戰(zhàn)斗報》的邀請，薩特和波伏娃專門負責巴黎解放的報道工作。他倆走街串巷，滿腔熱情地把所見所聞在第一時間報道給大家。大街上，人們砍倒樹木、挖掘壕溝、修筑街壘，一個個斗志高昂、精神振奮。子彈不時地打在墻壁上噼啪作響。每當寫出了一篇文章，薩特或者波伏娃便火速回到《戰(zhàn)斗報》總部，把稿子交付主編，在那兒，荷槍實彈的抵抗運動成員守衛(wèi)著大門。他倆撰寫的一系列報道在當時的巴黎廣為流傳，使那些對勝利仍持懷疑態(tài)度的法國人看到了新的希望，而那些為自由而戰(zhàn)的英勇戰(zhàn)士們則由于知道有那么多志同道合者而備受鼓舞。巴黎不久將解放的喜悅蕩漾在每一個飽受占領之苦的法國人心中。

　　1945年迎來了和平的第一個春天。隨著法西斯勢力的滅亡，維希政府遭到了人們的徹底摒棄。未來的法國將采取何種政體呢？所有的知識分子開始尋求新的模式。戰(zhàn)后的法國經(jīng)濟蕭條、社會動蕩，人們懷疑一切，再也無法用原有的價值體系對他們進行規(guī)范。不過，這種狀況倒是為紛繁多元的思想觀念打開了方便之門。如何能賦予世界以一種新的意識形態(tài)呢？通過集中營時期的《巴里奧納》和淪陷期間的《蒼蠅》，薩特認識到了寫作能起到非同小可的重要作用，寫作應該成為一種激勵自我的召喚、一種介入現(xiàn)實生活的手段，而不僅僅是制造出一個“神圣”的客體或是被降低為一種娛樂、一種消遣。在這樣一個尋求認識自身、認識世界的時代，實在應該有一個渠道，能使人們的急躁、驚訝和贊同等情緒及時得到宣泄；還應該有一個園地通過對于文章的內(nèi)容和傾向進行選擇介紹，來影響同時代人，為他們指引時代的方向——創(chuàng)辦一種雜志！這種想法一旦在薩特的頭腦中生發(fā)出來，便迫不及待地要付諸實踐。

　　新雜志取名為《現(xiàn)代》，是薩特和波伏娃在想到他們最喜愛的查理·卓別林主演的《摩登時代》時滿懷深情地取下的。9月，《現(xiàn)代》的第一屆編委會成立了，陣容空前強大，似乎集中了當時法國知識界最富朝氣的生力軍。薩特的高師同學，才華橫溢的梅隆·龐蒂擔任總編；現(xiàn)任新聞部部長馬爾羅的參謀，也是薩特的高師校友雷蒙·阿隆從倫敦趕來，加入了編委會；著名的評論雜志《新法蘭西》主編、加俐瑪爾出版社的讓·波朗也成為這個陣營中的一員。他們帶來了豐富的編輯經(jīng)驗和種種辦刊技巧，使得這本雜志剛剛問世，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持久不衰。

　　1945年10月15日，《現(xiàn)代》雜志以嶄新的面目出現(xiàn)在巴黎人面前。創(chuàng)刊號很快被搶購一空，由薩特撰寫的飽含激情的創(chuàng)刊詞被人們廣為傳誦。在創(chuàng)刊詞中，薩特陳述了他思考已久的觀點——文學應該介入生活，他號召人們要堅決抵制對時代不負責任的誘惑。“既然作家無法逃避，我們愿意他緊緊懷抱自己的時代，時代為作家而生，作家為時代而生……作家處于他的時代處境中，每句話都有反應，每種沉默也一樣。”很明顯，薩特創(chuàng)辦《現(xiàn)代》的意圖就是要對時代、社會進行介入，他要借這塊園地來與當代人取得密切聯(lián)系，并通過自己的選擇來影響他們。從此，他得成為一個支持者，而不僅僅是一個見證人。從文學觀點來看，薩特決心為他的時代而寫作，使他的文字對現(xiàn)實產(chǎn)生有利的影響。當然他不會迎合時代或受制于時代，而是試圖去改變它，使它向著未來超越現(xiàn)在。創(chuàng)刊詞表明：薩特自二戰(zhàn)以來所發(fā)生的轉變已徹底完成：他已脫離了唯心主義和理想主義的道路，而走上了更有前途的現(xiàn)實主義道路。他再不會像以前那樣對政治采取逃避態(tài)度，而將持續(xù)不斷地介入。

　　創(chuàng)刊號取得的輝煌成績使薩特一時間聲名鵲起，而在同一周內(nèi)，他所做的講演——“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更令他名噪一時。在演講中，薩特反復闡述“我們所理解的存在主義是一種怎樣使人的生活過得去的學說”，因為“我們的自由完全依賴于別人的自由，而別人的自由依賴于我們的自由”，因而薩特得出結論：“我不得不在爭取我的自由的同時，爭取別人的自由。”這次演講是在新落成的“現(xiàn)代俱樂部”內(nèi)舉行的。聽眾把場內(nèi)擠得人山人海，走道、后面都擠滿了人，而門外還有許多人無法進場，于是發(fā)生了猛烈的擁擠，一些聽眾甚至動起武來，幾名婦女當場暈倒，講演結束后，聽眾們反應熱烈，而新聞界也空前重視——他們對這次講座大加評論：不是狂熱吹捧就是大力抨擊。這一發(fā)言也在理論界，尤其是哲學界和文學界引起了很大的爭論。在專門舉辦的討論會上，持不同觀點的兩派爭論激烈，以致雙方都失去了理智，無法使自己冷靜下來。負責人不得不當機立斷：討論會暫停，以后的討論分組秘密進行，以達到阻止外人參加的目的。盡管如此，一些知識分子仍然禁不住在爭論時陷入極度興奮的情緒中。

　　《現(xiàn)代》的創(chuàng)刊、轟動一時的關于“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的演講以及同期上演的波伏娃的戲劇《吃閑飯的嘴》和《他人的血》的出版在法國社會生活中掀起了一股追求存在主義思潮的時髦之風。

　　仿佛只在一夜之間，存在主義成了最時髦的詞語，它如潮四起，滲透到巴黎意想不到的每一個角落。而薩特被譽為“存在主義教皇”，而波伏娃則不得不接受“薩特圣母”的稱號。薩特是不希望自己被貼上任何學派的標簽的，在一次討論會上，他試圖表示抗議：“我的哲學是關于存在的哲學。‘存在主義’？我不知道這算什么學說？”然而，存在主義的攻勢如此強大，他的抗議顯然是徒勞的。現(xiàn)在，到處都可以聽到有關薩特以及他的作品的傳言。在街頭，記者們對著薩特拍個沒完沒了，不時有陌生人沖到他面前來提幾個不著邊際的問題，有的甚至糾纏不休。許多認出了他的行人在他身后緊緊跟隨，不時有人遞過來本子請他簽名。連薩特和波伏娃常去的“弗洛”咖啡館也因此帶上了傳奇色彩，許多人趕到那兒，企望看到他們心目中的偶像或獵取到關于他們的種種傳聞。“弗洛”的老板感到福從天降，因為生意前所未有的紅火。

　　即使是薩特本人也震驚于自己所引起的騷動。然而，只要把薩特在這一時期的活動稍加勾畫，再同他以往的哲學和文學創(chuàng)作實踐聯(lián)系起來，我們便可看出：即使說外在環(huán)境對薩特極為有利，他的成功也不能說純粹出于偶然，而是偶然和必然巧妙結合的結果，其中的契機便是：薩特貢獻給讀者的東西和讀者們所需要的東西這二者之間，有著令人驚嘆的一致。

　　時值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剛剛結束，青年知識分子的心靈正被這次如噩夢般的戰(zhàn)爭所驚擾，被世界顯現(xiàn)出來的難以置信的荒謬所刺激。他們因人世的虛偽而厭煩，以前那種對于永久的和平、永恒的進步和不變的本質的信念已經(jīng)被徹底拋棄了，他們需要一種新的意識形態(tài)來支撐人生。這種意識形態(tài)應該能夠包容現(xiàn)在這種感受，同時又能使不會因為這種新的發(fā)現(xiàn)而拋棄過去，成為“垮掉的一代”。這時，薩特的學說出現(xiàn)了，它指出了人的存在的荒謬，但又強調(diào)“自由選擇”，提倡去行動，去介入，這就使人們在正視恐怖和荒謬的同時，仍能保持進行自由選擇與自我設計的信心，在改造不合理的社會的同時，獲得自我價值的見證。這正是一代青年夢寐以求的出路，是他們所殷切期盼的聲音。

　　不過，這場存在主義攻勢中有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現(xiàn)象。雖然人人都在對存在主義高談闊論，但大多數(shù)人始終不理解“存在主義”一詞，對“存在主義”理論幾乎一竅不通。起初，人們毫無理由地把披著長頭發(fā)的男女青年視為存在主義，后來越來越多趕時髦的人來摻和存在主義，一切都成為存在主義的了：有存在主義罪行、存在主義服飾、存在主義酒吧、存在主義歌曲……最熱衷“存在主義”的還是青年人。小伙子們一律剃成小平頭，還從圣多昂門舊貨市場的舊衣店找來大量衣服，一時間，成千上萬的方格襯衫、小褲腳的長褲、橫格短袖、籃球鞋組成的新潮服裝涌現(xiàn)在巴黎街頭；姑娘們則更喜歡黑色對折裙、黑色緊身毛衣、留長長的直發(fā)……這是她們模仿“存在主義歌唱家”朱麗葉·格雷科推出的款式。1947年秋，存在主義登峰造極、盛極一時。人們議論著存在主義繪畫、存在主義政治、存在主義經(jīng)濟，連薩特和波伏娃最喜歡的食品如豬肉、腌萊、酸菜、干酪也成了存在主義名菜。人們已經(jīng)完全將一種他們并不太理解的哲學和年輕人的生活方式混淆起來了。

　　成功帶來的不僅僅是名氣，是被崇拜。薩特不明白自己怎么惹怒了這么多人，尤其是右派和左派對他進行兩面夾擊。薩特常常描寫戰(zhàn)爭、人工流產(chǎn)、同性戀、吸毒或賣淫的，這使他的小說展現(xiàn)了一幅資產(chǎn)階級不愿看到的社會畫面，他們甘愿傾聽有關溫柔的現(xiàn)實的謊言，而不愿正視那已經(jīng)被異化了的世界。資產(chǎn)階級在薩特的著作中看到了自己，但又無法接受他所示范的那種自我超越。他們要求有自我選擇的自由，但種種責任令他們厭煩。感到自己處境的尷尬，右翼的人們開始在雜志上、在課堂里、在演說中對薩特大肆攻擊：《十字架報》貶斥存在主義是“比18世紀的理性主義和19世紀的實證主義更危險”的理論；詩人萊昂斷言“存在主義是罵娘的哲學”，伊夫、岡東指責“存在主義是糞便哲學”；還有人控訴存在主義是悲慘主義、頹廢主義。一時之間，“行了，存在主義！”成了最時髦的辱罵之詞。

　　薩特既然背叛了本階級，來自右翼的悍然攻擊就該是意料之中了，但左派之中竟然也響起了種種不滿的聲音，他就有些費解和委屈了。左派認為存在主義是一種不健康的哲學，它拋棄生活的樂趣、顛倒價值的比例。共產(chǎn)黨的報紙《真理報》用一種諷刺的口吻談到存在主義：“存在主義，它教導人們，一切歷史進程都是荒謬的，一切美德都是謬誤。”

　　《行動》上發(fā)表的一篇文章指責存在主義把通向一切歷史哲學的道路全堵死了，使人們看不到真正重要的問題。共產(chǎn)黨的理論家羅敏·加馬蒂嚴正地批評薩特，說他正把青年人拉離馬克思主義：“你阻撓人們向我們靠攏。”

　　然而，事情還不盡如此，后來對存在主義的批評發(fā)展成了對薩特本人的惡意攻擊。何為存在主義者？“他是一個惡心、厭倦、生活徹底放蕩，有著各種怪癖，超脫存在之責任的人。”薩特吃驚地發(fā)現(xiàn)：不知何時自己頭上扣了一個倒翻的垃圾箱。他的哲學也被人辱罵為“破爛、輕浮，只適合于病人”。人們對于他和波伏娃這種雖來往密切，但彼此享有感情和性的獨立的特殊關系也大作文章，說薩特是一個道德徹底敗壞，而又最善于藏污納垢的家伙……有一天，居然有人在公開場合大聲問薩特：“你是不是一個瘋子？”已經(jīng)學會了自我保護的薩特對此不置一詞。

　　如果說善意的批評、建議最能使薩特有所觸動，重新審視自己，那么惡毒的人身攻擊對他卻毫無影響。現(xiàn)在的薩特無論在心智上，還是思想上都已經(jīng)完全成熟，而作為一個冷靜而深刻的哲人，他知道路該怎樣走。他仍然手筆不停地創(chuàng)作，以更大的熱情投身于時代的洪流中。

上一篇：第九章 巴黎高師

下一篇：第二十九章反對越南戰(zhàn)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