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肩負著一項使命，然而并沒有人賦予我這一使命。”

　　多年來，薩特咀嚼著奧地利偉大作家卡夫卡的這句話。我為什么會寫作？究竟是什么支配我寫了那么多作品呢？為了徹底弄清自己與寫作之間的關系，早在1953年，薩特就有了寫一部自傳的打算。1954年是薩特與共產黨最接近的時期，他被拋入到行動的環境中，成為另一個新世界的皈依者，這種巨變使薩特突然領悟了他以前一直沒有發現的、支配著他的寫作生活的某種神經癥。于是，他當即開始了自傳的寫作，對自己的前半生進行了一次嚴酷無情的精神分析。由于不想以不成熟的面目示人，薩特將這一年寫成的初稿束之高閣，直到1962年又一次對此書進行修改推敲，加工潤色。1964年1月，以隨筆形式寫成的童年自傳《詞語》出版了。

　　《詞語》只寫了薩特從出生到1917年共12年間的經歷，這么短的一段生涯薩特為什么斟酌再三呢？原來他要在這短短12年中挖掘出他與文學的姻緣，也就是他是如何走上文學之路的。因此薩特不屑于寫一些軼事趣聞，而是用日益嫻熟的存在主義批評方法對自己進行深刻、精細的剖析。他把自己放到童年生活的特定環境之中，入情入理地指出他在何種程度上是社會的產物，而他的童年又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他的成年。

　　薩特認為自己之所以選擇了寫作作為終身職業，主要是因為童年時就得了那種過于迷信文學力量的神經官能癥。這種神經官能癥來源于資產階級社會和家庭使他養成的強烈表演欲、自命不凡感；而由于寄人籬下的處境，他又急于尋找一個存在的理由——他終于把文學變成了某種絕對的東西，相信自己是為寫作而生。而今，薩特終于發現這種文學神話不過是一種虛幻，就像在現實生活中常感到自己無能為力一樣，詞語在他眼中漸漸喪失了原有的魅力。對一個饑寒交迫的人來說，它不如一塊面包和一件衣服，它也無回天之力去救一個奄奄一息的孩子。舊的神話破滅了，寫作不再是普度眾生的英雄行為，剩下的余生又如何安排呢？正是為了不使這部自傳的調子過于低沉，薩特沒有更早地發表這部作品。他必須有勇氣帶著童年，背負著社會存在加于他的重荷去面對未來，而不能在悲觀頹喪中消沉下去。

　　“我想在其中指出，一個人是如何能夠從被認為是神圣的文學轉入行動的，盡管這依然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行動。”

　　在答記者問時，薩特說明了自己的創作宗旨，“我想解釋，我為什么想繼續按照某種現存的美學形式從事寫作，而同時又投身到社會活動中去，我是如何爆裂的”。

　　偶然的人生經歷寫成文字會變成超時間的必然，《詞語》正是這樣一個生動例子。一出版，這本篇幅不長、印制粗糙的書立刻被搶購一空，評論界盡管在具體問題的理解上有所爭議，但達成了一點共識：這是一部優秀的作品。在半年之內，這本小小的書一直居所有暢銷書的首位。有專家指出《詞語》堪與古往今來最經典的自傳作品相媲美。而薩特那已經81歲高齡的母親對這本書作了最有意思的評論，她說：“保爾對他的童年時代什么也不懂。”

　　1964年薩特引起的第二次轟動是他拒絕了瑞典皇家學院授予他的諾貝爾文學獎。

　　《詞語》這部輝煌的著作表現出薩特那種精煉、尖銳的創作風格已經到達了巔峰狀態，一般認為，它所獲得的成功是薩特獲得1964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的決定性因素。薩特可能成為本年度諾貝爾獎得主的第一次暗示，出現在10月15日《費加羅報》的一條消息上，薩特當即寫了一個簡短聲明刊登在10月22日的斯德哥爾摩的報紙上：“由于個人的原因，我不愿意出現在萬能的榮譽者的名單上。”

　　這天，薩特和波伏娃正在“東方酒店”吃飯，薩特面前放著一小碟腌咸肉加扁豆，記者們出現了，告訴他已獲得了今年的諾貝爾獎。為什么瑞典皇家學院不理會他的婉言謝絕？薩特實在是弄不明白，他當即起草了一個聲明，表示他拒絕領受此獎，它將被譯成瑞典語在斯德哥爾摩宣讀，而法新社搶先公布了法文原件。

　　在聲明中，薩特陳述了自己拒領諾貝爾文學獎的理由：個人方面的和客觀的。從個人來看，他一向謝絕來自官方的榮譽，這種態度取決于他對作家這份職業所抱的看法：“一個對政治、社會、文學表明其態度的作家，他只有運用他的手段，即寫下來的文字來行動，他所獲得的一切榮譽都會使讀者產生一種壓力……所以作家應該拒絕被轉變成機構，哪怕是以接受諾貝爾獎這樣令人尊敬的榮譽為其形式。”客觀方面的原因則是薩特反對諾貝爾獎已經帶上的政治色彩，它事實上已經成了一種頒給西方作家和東方叛逆的榮譽，所以南美的偉大詩人聶魯達、法國的共產主義作家阿拉貢都沒有獲得這項獎，而蘇聯的帕斯捷爾納克先于肖洛霍夫獲得了這項榮譽。如果接受了頒獎，薩特認為并不表示瑞典皇家學院承認他的政治立場，而只是表明薩特自己的政治觀點無足輕重，院士們“并不計較我那政治上有爭議的過去”。

　　拒領這樣一個世界最重要的獎項使薩特再次成為媒介關注的焦點，記者們像影子一樣跟著他，他只好躲到波伏娃那里，然而母親打電話來，抱怨說她一刻也不得安寧，門外等候著一大群記者。不久，西蒙娜·波伏娃公寓的門鈴開始沒完沒了地響——他們已經猜到了薩特的行蹤。薩特只好離開這里回到自己的寓所，成群的攝影記者跟在后面，還有一輛電視攝像車，盡管薩特一言不發，他們還是一步不離地跟著他到寓所。他不得不發表了簡短的講話：

　　“我希望我的書能由那些想讀我的書的人，而不是那些沽名釣譽的人來讀……我拒絕榮譽稱號，因為這會使人受到約束，而我一心只想做個自由人，一個作家應該真誠地做人。”

　　說完他做了一個表示結束的手勢，但記者們毫無去意，當跨進門的時候，他回頭對仍然不肯罷休的記者說：“我不希望自己被埋葬。”一個長年在他公寓旁開著一家肉鋪的婦女同情地說：“薩特先生真可憐！前年是秘密軍隊組織，如今是諾貝爾獎，他們總不讓他清靜！”

　　新聞界不滿意薩特在聲明中所做的解釋，人們企圖自己猜測出他拒絕的真正原因，一時間說什么的都有：有的指責薩特是因為好出風頭才特意安排了這一切；有的暗示說他拒絕領獎是因為加繆先于他得獎（加繆于1957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有的說他不去領獎是因為害怕波伏娃妒忌；還有人說心比天高的薩特是出于驕傲而拒絕所有的榮譽；更有甚者，薩特早已腰纏萬貫，所以根本不把兩千六百萬法郎放在眼里……而許多素有名望的人也對薩特此舉持否定態度，如作家加布里埃爾·馬塞爾認為薩特根本沒有資格獲得這一榮譽——“評委捧上天的是一位西方掘墓人”，安德烈·布勒東則聲稱薩特此舉帶有明顯的政治意圖——“拒絕使東方集團的宣傳得了一分”。薩特在蘇聯的作家朋友們也對他這種姿態表示出不理解——“當薩特為帕斯捷爾納克在肖洛霍夫之前拿到諾貝爾獎而感到遺憾時，他就站到了斯大林主義一邊，這是為這些自由主義者所無法接受的”。

　　最讓薩特啼笑皆非的是一些窮人給他的來信，他們眾口一辭地寫道：“把你拒絕的錢給我吧！”他們希望薩特把錢的一部分或者全部甚至可以再添上一點給他們，這樣他們就能保護某個動物或保存某個樹種，能買個實業或修個農場；或者去做一次生平夢寐以求的航海。

　　一般人傾向于把拒領諾貝爾獎理解成由薩特的某些個人原因造成，右翼分子們卻對此借題發揮。不過，大多數知識分子還是贊賞這一氣度不凡的舉動的。青年學生尤其對薩特拒領諾貝爾獎表示支持，他們說如果薩特去領了這個獎，他無疑會讓他們大失所望。如今，薩特是他們心目中最值得尊敬和崇拜的大師，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散發著魅力與魄力。

　　數年后，諾貝爾事件又出現余波，有謠言說薩特授意其他人去補領這份獎金，他當即出面否定了這一說法。拒領世界上級別最高的一種榮譽的確是一件頗招物議、令人費解的事，它也成為薩特具有傳奇色彩的一生中一個小小的插曲。不過，如果世人了解了薩特的哲學思想、政治態度以及一貫的為人處事的原則，就會發覺這實在是再自然不過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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