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解憂？惟有杜康。”中國古代偉大的文學家、軍事家曹操如是說。對薩特而言，緩解焦慮、煩惱的最佳方式是創作加旅行。寫作《阿爾托納的被幽禁者》和《辯證理性批判》使薩特近年來所積蓄的沮喪、恐懼緩和了很多，而隨之而來的巴西之行則使他沉浸在暫時的忘情歡樂中。

　　1961年，幾位巴西的作家、知識分子邀請薩特和波伏娃去他們的國家談談古巴革命、談談古巴革命的領導人物卡斯特羅，那兒正興起一股卡斯特羅熱。為什么要老是沉湎于對本國的不幸無能為力的痛苦之中呢？為什么要拋棄生活本身的樂趣？薩特決定使自己擺脫精神懈怠、慵懶的狀態，到這個發展中國家去走一遭。

　　當飛機在累西腓機場降落時，他們只覺得眼前一片眼花繚亂，驕陽下站著一大群攝影師和記者，數不清的雙手、數不盡的鮮花。一輛小車徑直將他們送到一個典型的巴西農莊。坐在主人的露天客廳里，由棕櫚樹、香蕉樹等熱帶樹木構成的波浪起伏的自然風景使薩特和波伏娃如置身天堂。巴西人的好客名副其實，他們認為一個人是通過自己的嘴巴來了解一個國家的。立即有人為兩位貴賓倒了滿滿兩杯灰黃色的果汁——甘蔗白蘭地和檸檬汁的混合液，薩特和波伏娃還是頭一回喝這種奇特的飲料。接下來的食譜更讓他倆大開眼界：西蕃蓮、木薯粉、椰子奶和一種巴西東北部最典型的菜肴——扁豆大雜燴。飯后的散步更讓他倆感到好久不曾有過的舒暢：水在睡蓮下無聲地流淌，裝在一只大籠子里的好多種鳥做出自我炫耀的姿態，抬眼仰望，山坡上的南洋杉、玉蘭樹和紅杉挺拔秀麗，一切美如仙境。

　　巴西人的好客還表現在他們對薩特的演講的狂熱。當薩特在里約熱內盧大學的一間階梯教室舉行記者招待會時，許多人不遠千里地從外省趕來聽他講話。當有記者問及有關戴高樂、馬爾羅的問題時，薩特作了直截了當、毫不忌諱的回答。第二天，各家報刊競相刊登關于這次招待會的報道，而且自此以后，里約熱內盧的每家報刊，不論是時報還是周刊，都熱切關注、追蹤薩特的活動，刊登他的大幅照片。

　　傳媒的作用使薩特的第二次講演引起了更大的轟動。這次舉辦的地點是教育中心的大會場，但相對于聽眾而言，這地方太小了。于是陽臺上、花園里都擠滿了站著的人群。當薩特的聲音一響起，人們立刻安靜下來，只是不時爆發出響徹天際的掌聲。天氣的炎熱、激動的情緒使臺上的演講者和臺下的聽眾都大汗淋漓。演講一結束，人們立刻把他們心目中的偶像圍得水泄不通，問題像連珠炮似地發出來。當薩特走出會場時，他已經不知道流了多少汗，罩在外邊的茄克由于汗水的滲透而褪色了，并把里面的襯衣染成了藍色。

　　就像在法國一樣，巴西青年對薩特表現出不同凡響的熱情。每到一個城市，總是有學生成群結隊地來歡迎他，而一直到他離開那兒，學生們還在熱切地談論他，一些學生和幾位年輕的教授還組成了“薩特社”，專門研究、探討薩特的哲學、文學作品以及他這個人。在阿拉卡拉，剛下飛機的薩特才吞下幾塊三明治，就被擁進了一個掛滿了標語的階梯教室。標語上寫著：“古巴萬歲！”“薩特萬歲！”“你也講過古巴了，現在談談貧民窟吧！”……在圣保羅，當薩特和波伏娃單獨出來玩時，經常會有小汽車停下來問：“我們能不能帶你們到什么地方去轉轉？”而在里約熱內盧的每個街角，往往總有學生與他們搭腔。一次講演結束的時候，一位女大學生問道：“薩特先生，你對你自己有什么看法？”輕松的心境使薩特找回了似乎很久都沒有了的幽默：“我不知道，我從來沒有遇見過我自己呀！”“啊，多為你傷心！”這位姑娘即興大叫了一聲。

　　薩特和波伏娃幾乎游遍了整個巴西，行程1.2萬公里。巴西總統庫比契克親自接見了他們，里奧市授予他們榮譽市民的稱號。每到一地，薩特不厭其煩、熱情洋溢地向巴西人講述殖民主義制度、為自由獨立而戰的阿爾及利亞、古巴革命、土地革命、貧民窟的不幸和巴西革命的可能性。異域風情使他留連忘返，而能為人類社會做些什么的感受讓他仿佛年輕了10歲，巴西之旅真是不虛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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