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總是能幫助薩特跨越生命中一切可怕的階梯，也只有在投入新書的寫作時，他才能避開現實中無止境的苦惱。阿爾及利亞戰爭使薩特精神高度緊張、情緒極為低落。1958年夏，薩特急不可耐地來到羅馬，開始撰寫生平最后一部戲劇。

　　正如《蒼蠅》、《魔鬼與上帝》等戲劇都是薩特對時局進行思考的產物，觸動他創作新戲劇的靈感是幾乎占據了他思考內容全部的阿爾及利亞問題。他想講述一個從阿爾及利亞服役回來的年輕人，他在那里看到了一些事情，也許還參與了這些事，但他對此保持沉默。題材不用愁，《現代》上登載的大量有關那些參與了酷刑實施的應征入伍者的敘述和他們的審訊證詞給薩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過就在動筆前，荒誕劇劇作家亞瑟·阿達莫提醒薩特千萬不要描寫法國家庭，那樣的話太敏感了，劇院一定會因害怕冒政治風險而拒絕上演。薩特又一次把故事搬到了德國。

　　新劇本的寫作狀況和寫《辯證理性批判》時一樣，讓波伏娃和其他朋友們心驚膽戰。夏日的羅馬室外溫度高達一百華氏度，薩特卻用空調機把室溫調到接近華氏零度。在仿佛冰庫似的房內，薩特身披一條毛毯奮筆疾書。看起來他是在拿自己的生命進行賭博——常常24個小時連續不斷地寫作，無節制地服用興奮劑和鎮靜藥。前者是為了保持精力旺盛，后者則是為了抑制內心驟起的緊張，因為不斷有讓人沮喪的消息傳來，諸如戴高樂重新掌權、左派再次失敗……

　　這次，薩特沒能把作品一氣呵成。過度的勞累和緊張終于把他擊垮了：他越來越感到頭暈目眩，喪失了平衡感，說話結結巴巴，而字跡簡直讓人辨認不清——他的手失去了自控力。一天，當他與一位朋友一起吃午飯時，他竟小心翼翼地把杯子從離桌邊還有一英寸多遠的地方放下來。這位朋友立即抓起電話，為他請來一位醫生。醫生開出的藥方是：休息，不要喝酒、抽煙。但一回到房間，薩特又禁不住拿起筆，又開始高強度的工作。

　　不知從何時起，那個生氣勃勃、咄咄逼人、果斷敏捷的薩特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看上去有些癡呆的老人：他僵直著脖子，垂著雙手，面龐腫脹而死板，言談舉止都有些傻乎乎，而最像老人的一點是：會在你始料不及的情況下勃然大怒。現在，每當波伏娃走進房間，就看到他目光呆滯地坐在桌前，筆在紙上亂勾亂畫。“休息一會吧。”波伏娃忍不住拿掉他手上的筆。有時，薩特會以前所未有的粗暴態度和波伏娃爭吵；有時，他會顯出順從、可憐的模樣：“好吧，五分鐘。”隨后，他就躺下來，睡上兩三個小時。看到薩特信手涂鴉留下的筆跡，波伏娃決定自己去見醫生。

　　醫生的話簡直令波伏娃難以置信：“薩特離心臟病發作只有一步之遙了，如果他這么干下去，我不能保證他有6個月的時間。”波伏娃二話不說，轉身就走，她找到了新劇本上演的資助者，請求把這出戲的上演日期推遲到來年秋天。背著薩特這么干，波伏娃預料薩特又會狂怒了，但他只是帶著冷漠的笑容聽說了這一消息。隨后的一段日子里，他每天只工作很短的時間，剩下的時間去戶外散心，癥狀慢慢地消失了。“我從未擔憂自己的身體，盡管我看出自己的身體垮了。”18年之后，他這樣回憶道：“我記得有兩個月我什么也不干，然后，我重新開始，不過這使《阿爾托納的被幽禁者》晚一年脫稿。”

　　五幕多場劇《阿爾托納的被幽禁者》刻畫了一個普通德國人——弗朗茲的形象。弗朗茲曾在二戰中參與了非人道的行徑，為了保護他家人把他幽禁了起來。弗朗茲確信自己是清白的，因為他相信自己不僅是一個戰敗者，而且是一個犧牲品。由于與外界隔絕，他的腦海中一直保留著剛剛戰敗的凋敝、荒涼、殉難的德國。10多年來，他陷于自己的過去無法自拔，既為自己辯護又否認自己，既有著清澈的洞察力又迷失在幻覺和謊語癥中。正如薩特自己在1935年患上幻覺精神不安癥一樣，弗朗茲總是覺得房間里四處隱藏著可怕的怨恨。最后他終于走出了幽禁室，發現了真相：德國早已比任何時候都更繁榮。為了承擔起自己的和祖國的罪孽，他自殺了。

　　首演式在戴高樂提出自決方案后一星期舉行，人們對它的歡迎程度超過了薩特以往的任何一部戲劇。評論家認為：如果它不是薩特最出色的劇本，也是他的重要的劇本之一。公眾都對它毫無保留地加以贊賞，認為它“宏偉絢麗、跌宕壯觀”。《阿爾托納的被幽禁者》在安托尼劇院連續上演了10個月之久，6年后，它又在雅典娜劇院演出了更長的時間。

　　《阿爾托納的被幽禁者》取得空前的成功，不僅在于此時的薩特在戲劇手法的運用上已經爐火純青，而且在于他把一個重大的現實問題戲劇化了——現代人如何承擔會有損于自己的歷史責任？避免了一切道德說教，薩特揭示了軍事英雄主義的真相，指出法國人那時面對德國人的情況正如阿爾及利亞人現在面對法國人的情況，在一個正轉變為暴力社會的歷史時期，任何人都不能避開折磨他人的危險。弗朗茲就類似于許多剛從阿爾及利亞前線復員的士兵，所有的法國人都既不應蔑視他們，也不應對他們一笑置之。在這場過于狂熱的種族戰爭中，弗朗茲的悲劇警告人們要三思而后行。強烈的現實性、深刻的思想性、嚴謹而巧妙的結構贏得了從觀眾到評論界的一致好評。也許是因為薩特寫這出戲時的環境不佳，也許是這出戲并沒有起到他所期望的現實效果，薩特從沒有對這出戲表現出任何偏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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