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10日，暫時的平靜終于結束了。德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出其不意地突破馬其諾防線，進入法國本土，始料不及的法軍未作任何抵抗，真正是“一觸即潰”。5月23日，薩特最親密的朋友——保爾·尼贊在前線陣亡。6月21日，也就是薩特35歲生日那天，他與成千上萬潰退的法軍一起當了囚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未經一戰、未開一槍。貝當政府倉促撤出巴黎，并在希特勒的停戰條約上簽了字。曾經驕傲、優雅的法國人成了亡國奴。

　　薩特最初被關在巴卡拉，兩個月后被遷至西德特里爾集中營，隨后開始了將近9個月的戰俘生涯。身處淪陷了的巴黎的波伏娃深深地為薩特擔心：這個一直養尊處優，一直無法忍受紀律和強制的人能忍受得了成為一名俘虜嗎？但薩特接二連三的熱忱來信使她稍稍安心了一些。信中說，戰俘營的情況遠非無法忍受，供給的東西是不太夠用，但犯人們不必勞動，因此他仍能堅持寫作。集中營里有各種各樣的人，他已經交了很多朋友，并日益感到這種新的生活方式很有意思。波伏娃半信半疑：薩特果真是如此坦然經受這一切變故嗎？他怎么會對那樣一種明顯的痛苦生涯“懷著強烈的興趣”呢？

　　薩特并不像波伏娃所擔心的那樣，是為了寬慰她而編造謊言，他甚至一點也沒有夸大其辭。戰俘生活的確不讓薩特感到難熬，他感到自己正在重溫好久都沒有過的集體生活，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發現自己很樂意成為群眾中的一分子。戰俘營是每15個人一起睡在地板上，由于沒有其他事可干，俘虜們幾乎成天躺著。然而這樣的生活并不乏味，因為

　　“可以無日無夜、毫不間斷地與人交談，直接往來，平等對待”。薩特從這種生活中學到了很多東西，并開始努力使自己像一個普通人。他發現難友們大多都是拒絕妥協和讓步的高尚的人，他們之間所形成的那種兄弟情誼既牢固又美好。此外，薩特十分欣賞這些人即使處于厄運中也毫不減弱的即興機智，而集中營生活中無時不體現出的簡單的純樸則讓他回味無窮。

　　獄友們也十分喜愛薩特，因為他博聞廣見又口若懸河，他的嘴里總會出其不意地吐出讓人捧腹大笑的句子。一有空，他就給大家上哲學課，講海德格爾、尼采、司湯達……薩特原來是不大喜歡講課的，現在卻樂此不疲，因為他愛講什么就講什么，也因為此刻知識真的成了點燃生命的火花。“我負責組織了一所民間大學，給幾乎全由教士組成的公眾授課……我不拒絕招收學生。”在給波伏娃的信中，薩特不無得意地寫道。薩特的每一封信都會讓身處淪陷區的波伏娃精神為之一振。看到關在集中營中的薩特并不怨天尤人，而是立足于自己的現狀，整天忙得不亦樂乎，她感到薩特已為她以及所有法國人提供了一個范例——法國淪陷了，但法國人不應就此消沉。

　　在薩特的戰俘生涯中，最和他談得來的是一位年輕神父——巴熱。巴熱的最大魅力在于其行為與信仰的完全吻合。一天，當巴熱神父的同伴們激烈爭奪后來被證實是無中生有的獲釋機會時，他則拒絕接受這種機會，因為神父的職位沒有授予他特殊的優先權。在入獄前，巴熱是塞義山一個充滿了貧困和罪惡的鄉區的牧師，他之所以挑選去這個地方是因為它落后、野蠻得令人可怕。薩特很欣賞巴熱，總是樂于和他探討各種各樣的問題，而巴熱的見解無不給薩特以啟發。這位神父有關“圣靈感孕之謎”的見解尤其使薩特感興趣。他認為：和任何孩子一樣，圣子耶穌也生于污穢和痛苦之中。薩特對此深表贊同，他也認為如果救世主不能擔負起人類的種種不幸，那么基督教就毫無意義了。巴熱也極喜歡薩特，愿意向他敞開心扉。他甚至信任地向薩特講述他與女性曾有過的和至今還保持著的各種不同的友誼——純粹是柏拉圖式的，但充滿溫柔和親昵。薩特和巴熱的友誼使他們在集中營的生活大為增色。在不知不覺中，日歷翻過了一頁又一頁。

　　戰俘生活中值得一提的還有由薩特創作、導演，并親自參加演出的一出戲劇——《巴里奧納》。薩特是在與巴熱神父進行有關耶穌出世的問題進行討論時萌發出創作靈感的，只花了幾天的時間，他就完成了劇本。從表面看，這出“神秘劇”的主題是基督誕生，但實際上它是以羅馬占領巴勒斯坦這一事件為中心的。劇中有羅馬皇帝雷利厄斯利用普查之機對所有的居阿代人強迫征收高賦稅的情節，有激烈的臺詞——居阿代人領袖巴里奧納，自從被占領以來，國家一直蒙受著極度痛苦——薩特創作這出戲是“別有用心”的。

　　1940年圣誕節這天，整個集中營的囚犯們都觀看了《巴里奧納》的演出，當看到由薩特涂黑臉扮演的朝拜耶穌的黑人國王巴爾塔扎最后變成了一個抵抗戰士時，獄友們一下子明白了其中的寓意：正如異教徒和非教徒應該聯合起來，反抗侵略者的暴政、奴役；正處于法西斯鐵蹄下的人們也該團結起來，反抗德國的統治。《巴里奧納》的演出所獲得的巨大成功著實讓薩特出乎意料，應觀眾要求，12月25日、26日該劇又連續演了好幾場。

　　薩特寫作此劇的最初動機不過是讓囚犯們在節日里能略有消遣，但在創作及演出過程中，他發現戲劇的真正作用在于喚起那些與劇作家一樣受苦受難的人們。多年以后，當薩特回憶起他的第一次戲劇嘗試時，這樣寫道：“無疑，劇本寫得并不好，演得也很差勁，評論家們會說，這是一個業余愛好者的作品，它的確僅僅是一定環境的產物。然而正是在此場合，當我對舞臺腳燈那邊的我的同伴們講話，談論他們那種囚犯的境遇時，我突然看到他們出奇地安靜，全神貫注地聽著，這時我意識到戲劇應該是什么東西了——一種偉大的集體宗教現象。”

　　另一個意外的收獲是，通過寫作此劇薩特發現了自己身上潛藏的戲劇家的天賦，雖然第一次嘗試很難稱得上完美，但他感到自己找到了一種全新的創作藝術，它比小說更直接、更正面地反映現實、喚醒民眾。一個偉大的戲劇家的誕生為時不遠了。

　　盡管對這段監獄生活，薩特從來沒有抱怨過一句——“我在監獄中等于過了一段帳篷生活”，他仍然熱切地期盼著逃出牢籠、回到巴黎的那一天。由于無論是對自我、對他人，還是對社會他的觀念都有了很大的轉變，關于未來的設計實在是太豐富、太急迫了。薩特和獄友們在等待著每一個可能的逃跑的機會。不久，時機終于到來了。由于戰俘營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老百姓，德國方面同意釋放那些太小或太老以及身體狀況不行的。要偽造一個能證明自己老百姓身份的證件太容易了，關鍵是如何讓德國人相信你身體不合格。許多偽裝者都被一眼識破了，因為當問及：“有什么病”時，他們千篇一律地回答：“心跳過速。”這種癥狀太容易做假了，于是他們被重新關回牢里。輪到薩特了，他把右眼皮翻開，露出幾乎快要瞎的眼睛，可憐兮兮地說：“我什么都看不清。”這個證據醫生們很滿意，這樣，薩特被當作老百姓釋放了。

　　幾乎沒有碰到什么周折，薩特順利地回到了巴黎。可淪陷后的巴黎讓薩特驚愕不已。在集中營中，薩特和難友們發誓永不屈服，和侵略者抗爭到底，而巴黎——法國的首府，卻作了太多的妥協，巴黎人遠沒有薩特想像中那樣堅貞不屈，人們為什么都在黑市上買東西？怎么會有那么多人在一份申明自己既不是共濟會成員也不是猶太人的材料上簽字？連波伏娃都簽了？薩特不由得皺起了眉頭：他沒有想到逃出集中營重新獲得人身自由的同時便丟失了那種緊張、團結的氣氛以及簡單樸實的生活環境。巴黎和集中營不同，你不得不活，但活著就是一個亡國奴，就意味著你妥協了。薩特不得不好好思考一番了：應該如何使自己適應新的環境，又如何在這一環境中實現他在獄中時對未來所做的種種規劃呢？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薩特一生中一個最大的轉折點，兵役和戰俘生活使薩特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用薩特自己的話來概括這種轉變便是：“戰爭使我懂得了必須干預生活。”戰前的薩特是個游離于社會現實之外的人，對于生活、他人、社會、義務、責任等等，他總是抱著無動于衷的冷漠態度。盡管他不滿現實，對抗社會，但由于過于看重個人的尊嚴、過于維護個人的自由，他始終只是一個旁觀者，從未投入到社會現實之中，而一談到政治，他總是露出不屑的神情，只是用拒絕選舉來表達自己的立場。戰爭以其特有的方式給薩特上了深刻的一課，他發現，那些沒有阻止戰爭的人們同樣應對戰爭負責。沉默意味著默許，不搞政治，這也是政治。不阻止戰爭即是戰爭的同謀，無選擇的自由即是不自由。戰前的薩特采取一種不介入的姿態，然而不介入本身就是一種介入。戰爭的殘酷還使薩特認識到：自己以前所進行的哲學思考有嚴重的局限性，而且是一種膽小的哲學：“現在，我不想用哲學來保護自己，那是卑劣的，我也不想使生活適應我的哲學，那又何其迂腐！”燈下，薩特苦苦地思索著。

　　“自由是一個人對他的存在的選擇。”結束了戰俘生涯，回到了被占領的巴黎的薩特仿佛捱過了無數個漫漫長夜，終于到達了一個十字路口，他將做何選擇，才能找到那條屬于他自己的“自由之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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