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又陷入了苦悶之中，除了來自“三重奏”的挫折外，他還遭遇了一個更大的失意：他那個關于安托萬·羅康坦的故事的書稿被著名的加利瑪爾出版社審稿人波朗拒絕了。

　　退稿這種打擊對薩特而言可不是第一次了，可這次的確讓他心灰意冷，簡直有些無法承受。這本書傾注了他太多的心血。早在他服兵役期間寫成的論文《論偶然》是這本書稿的第一個版本；1934年在柏林留學時，他完成了第二版的修改，而回來后又聽取波伏娃的意見一頁一頁地重新刪改。直到此時，他才完成了第三版的修定，并取名為《憂郁》。近乎6年的心血要化為烏有，薩特悲痛萬分，忍不住潸然淚下——這在他是很少有的事情。另外，這本書完全符合薩特一貫的觀點和早已定型的計劃。它的失敗意味著薩特這么多年的努力都可能偏離了正確的方向。波朗之所以拒絕出版《憂郁》，是因為他不同意薩特用文學形式來刻畫玄妙的真理和感情這種怪想法——連主觀意圖都給否認了，薩特感到自己被打了當頭一棒。

　　權威的力量是無窮的，受到加利瑪爾出版社決定的影響，朋友們也紛紛對《憂郁》進行貶斥：這個故事寫得太冗長龐雜了一點，讀起來真有些單調乏味。這種論調讓薩特困惑不解：為什么自己的想法與別人的看法之間竟有這么大的分歧呢？薩特沒有作出傲慢的姿態來為自己辯護，他開始向自己提出幾個難以應付的問題。經過冷靜的分析和深入的思考后，薩特堅持認為《憂郁》是一部好作品，它被拒絕就像文學史上一些最初被拒絕的好書一樣。他下決心一定要使這部手稿得以出版。

　　是金子，它的光芒就不會被遮蓋得太久。1937年的一天，一封信使薩特的眼睛一亮：是伽利瑪爾出版社讓他盡快去一趟。略微有些忐忑不安的薩特終于見到了那位槍斃了他的手稿的波朗：膚色黝黑、高大而有點胖，看上去有些像巴西人。波朗開門見山地告訴薩特：稿子不可能登在他們雜志社主辦的《新法蘭西評論》雜志上：“你投給我們的作品太長了；要登六個月。要是登上去的話，等你連載第二次時，讀者早就跑了，不過，”他頓了一下，“這是一篇不錯的作品。”他開始贊揚起《憂郁》來，薩特直挺挺地坐在那兒，緊張得額頭上滲出了冷汗：“他馬上就會通過比較來找我的作品的茬兒了吧。”他暗暗猜想。

　　“你知道卡夫卡吧？”果然如他所料，波朗說出了一個薩特似曾相識的名字，但此時他的大腦一片空白，他搖了搖頭，波朗的興致卻越來越高：“盡管你倆有不少差別，但當我讀你的小說時，只有卡夫卡一下子出現在我腦海中。”一切開始明朗了。原來，薩特和波朗之間有些誤會。波朗并不看低這本書，他只是拒絕把它刊登在《新法蘭西評論》上，至于能否以書籍形式出版，他則拿不定主意。現在，加斯東·加利瑪爾本人親自批閱了這本書，愛不釋手，決定在1938年予以出版。這位出版家惟一不滿意的只是這本書的題目。薩特提出把書名改為《安托萬·羅康坦的奇遇》，在取書名方面饒有絕竅的加利瑪爾也不同意，因為這可能會使讀者誤認為這是一本通俗的冒險小說。他斟酌再三，建議改為《惡心》，薩特接受了。

　　正如出版社為《惡心》的出版所刊登的封面廣告所言：“此書絕無冒險故事。”這部長篇小說完全不以情節取勝。所有的情節都服務于薩特想要表達的哲學觀念。小說的故事是這樣的：結束了長期旅行生活的安托萬·羅康坦終于在布城定居下來了。為了撰寫一篇介紹18世紀一位冒險家的經歷的論文，他常常到市圖書館去。他的好朋友“自學者”總在那兒按照字母的順序來讀書。每天晚上，羅康坦都到鐵路員工的酒吧略坐片刻，為的是聽同樣一張唱片——《在這些日子里》。他所喜歡的女人名叫安妮，可4年來她一直下落不明。羅康坦漸漸地淡忘了他的過去，而現在的生活也喪失了意義：他原以為自己是經歷過奇遇的，可現在卻再也沒有奇遇了。

　　但真正的奇遇就這樣開始了：羅康坦發現自己的所有感覺都發生了一種隱隱約約，又略帶恐怖的變化，這就是惡心。墻壁、花園、咖啡館一下子都沉浸在厭惡之中。羅康坦苦苦地思索著，在春天開始的第一天，他終于明白了他的奇遇的意義：惡心就是顯露出來的存在。好在安妮給他寫信了，他將去找她，所以生活還存有一線希望。但現時的安妮讓他大失所望——她變成了一個臃腫的胖女人，而且放棄了當年那種對于“美滿的時刻”的追求，他們再也無話可說了。羅康坦重又回到了孤獨之中，并且預見到了人類未來的災難。然而他既不能呼救也無法拯救別人——周圍都是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正人君子。羅康坦決定離開布城，他又走進酒吧，想最后聽一次《在這些日子里》。就在唱片旋轉之時，他又隱隱約約地看到了一絲希望，一絲容忍自己的微薄希望。

　　對薩特來說，安托萬·羅康坦的故事，是他從1931年第一次從事教書工作以來的經歷。“我在30歲上，露了一手，記下我周圍同事所過的那種難以忍受的不公道的生活。”薩特后來曾這樣回顧。和羅康坦一樣，許多知識分子被現實世界的混沌和粘稠性質所擾亂，因而向往牛頓物理學中那種可預測、可解釋的世界。那么如何在那種創造表面感性認識的令人惡心的想像世界中獲得拯救呢？羅康坦的故事告訴我們：存在的一切都是以偶然性為基礎的。因此，如果我們跟存在不保持一定的距離，不從意義上超越它，便會被存在所吞沒。不過，薩特認為對生活完全持消極被動的態度也是不可取的。因為我們的苦惱表明我們畢竟有選擇的自由——我們在苦惱中意識到自己的力量，意識到可以把事物寫成我們創造未來的工具，賦予事物以一定的意義。

　　1938年春，《惡心》出版了，評論界以歡迎和肯定的態度接受了它。在共產黨新辦的《今晚報》上，尼贊寫道：“如果不是因為薩特對精神上進退兩難的困境不感興趣的話，他就會成為法國的卡夫卡。”阿爾芒·多賓在《精神》報上說：“看來很少有人懷疑《惡心》是我們時代的好作品中的一個。”加利瑪爾出版社印了4100冊，銷路很好，他們決定再印3300冊。

　　《惡心》的成功是勢所必然。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后許多歐洲小說所表達的一類情感的先期預告，因而是一部生逢其時的書。讀過這部小說的人第一次感覺到：文學與其說是揭示生活秘密的手段，不如說是研究內心和清除幻覺的共鳴板。羅康坦是他的時代的一個縮影，在他身上，人們可以發現剝去了偽裝的自我的空虛感。塞林納、馬爾羅和貝爾納諾等作家把人僅僅概括為寂寞和被遺棄，而薩特則指出了人類意識中超自然的希望以及宗教或歷史超越的中斷。《惡心》使薩特在法國文壇中嶄露頭角。

　　同一時期，《新法蘭西雜志》還發表了薩特的短篇小說《墻》，這引起了更大的轟動。《墻》描述西班牙戰爭中囚犯等待處決和臨刑的情景，淋漓盡致地寫出了所謂“恐懼”心理。《墻》使薩特這位文學新人備受矚目，許多讀者紛紛寫信給他。當時久負盛名的文壇元老紀德寫了一張短箋給波朗，稱它是“一部杰作”：“我對我讀過的東西還沒有長時間地感到如此愉快，告訴我，這個新讓·保爾·薩特是誰？似乎人人都能從他那里指望得到大量東西。”

　　1938年春是一個忙碌而有趣的春季。除了在巴斯德公立中學繼續教書，重寫待出版的其他短篇小說外，薩特還開始從事文學批評。他重讀了福克納的《薩托里斯》；以極大的熱情評論多斯·帕索斯的《1919年》；而他在2月號《新法蘭西雜志》上發表的一篇公開評論當代著名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亞克的小說《黑夜的終止》的文章，再次引起了轟動。他指出莫里亞克從某種意義上說不是一個作家，指出一切有關敘述的技巧總而言之都是些空頭理論。在另一本雜志上，他評論了俄國流亡作家弗拉基米爾·納巴科夫翻譯的靈魂犯罪小說《絕望》；在另一本刊物上，他又發表了一篇關于人的面部的現象學的論文……薩特成了一名批評家。

　　成名也使薩特享受到了接見記者的塵世快樂。

　　“請問薩特先生，您下一步打算做什么？”

　　“我打算讓我的羅康坦有所變化，在戰爭中作了自由選擇的耽迷肉欲的表示，只是為了回家準備進行完全無償的行動。一個無償的行動總是直接與社會中較好的事物相違悖，常常在社會應受譴責的某一范圍內進行。但是它不也是一次深刻的個人思想改造嗎？不也是從惡心到熱心，從自殺到熱愛生活的真正的醒悟嗎？不也是一次惟一的、不可改變的自由生活嗎？絕沒有人會成為一個‘惡心之子’……”

　　薩特兀自侃侃而談，記者們卻越聽越糊涂，懷疑自己遭到了這位文壇新人的愚弄。他們不知道，這正是薩特的下一部長篇小說——《自由之路》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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