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是薩特政治思想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事實證明沒有什么第三條道路可走，薩特再也不能忍受那個把他撕成兩半的矛盾，不能再有什么遲疑，不能再有什么妥協，他感到自己必須盡快做出明確的選擇。種種外部環境告訴他：在左派面前，只有一條路還沒有被堵塞，那就是尋求與共產黨的重新團結。

　　這年，盡管法共方面仍有人在攻擊改編成電影的《骯臟的手》，但幾位負責人開始采取友好的態度，他們請薩特加入“爭取釋放亨利·馬丁委員會”，并就此事件與他合作寫一本書以使事實真相公之于眾。這是邁向和解的第一步，薩特立刻答應了，并投入了營救亨利·馬丁的行動中。亨利·馬丁是一名法國共產黨員，他反對在印度支那進行殖民戰爭，因而拒絕服役。當局逮捕了他，并判處他5年有期徒刑。1月，薩特和一些非共產黨人士聯名給共和國總統寫了一封信，要求特赦馬丁。奧里奧爾總統接見了薩特，他承認對馬丁的判處過重了些，但只要共產黨人發起的這場營救馬丁的運動還在進行，他就無法考慮特赦馬丁。這個答復并沒有讓薩特及共產黨人泄氣，他們繼續進行這本旨在揭露馬丁事件所有細節的《馬丁事件》一書的寫作，為要求特赦馬丁提供論據。

　　此后，薩特在政治上與共產黨進一步接近。事實上，早在薩特反對冷戰的斗爭中，他就一直站在共產黨一邊，認為“共產黨是工人階級意識確切而必要的體現”。不過，薩特無意加入共產黨，他怕太接近了反而會遠離他自己所尋找的真理。薩特后來把自己在這一段時期內與法共的關系，稱作是共產黨人的“同路人”——“同路人也者，我認為就是站在黨外來思索何為真理，希望對黨有所補充的人”。

　　這一年的夏天，薩特和波伏娃去了意大利，打算作為期3周的旅行。消息傳來，巴黎發生了雅克·杜克洛被捕案。雅克·杜克洛是在參加反對美國將軍李奇微（他繼艾森豪威爾出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武裝部隊最高統帥）訪問巴黎和抗議法國政府拒釋亨利·馬丁的示威游行之后被捕的。聞訊后的薩特顧不得原定的旅行計劃，火速趕回巴黎。果然如他所預料，面對如火如荼的請愿、示威、罷工等活動，右派發起了一系列反攻。6月4日，由于右派的抵制和不擇手段的破壞，共產黨發起的總罷工徹底失敗了。失敗的確令人痛心，而更令薩特痛心的卻是他在這期間所耳聞目睹的一系列逮捕、貪污和欺騙事件，而親手策劃這些事件的右派卻把罷工的失敗說成是全體工人階級對共產黨所持的反對態度的必然結果。薩特再也無法抑制住心頭的憤怒：“當我回到巴黎的時候，我必須立刻拿起筆來，要不然我就會被活活悶死的。我寫了，夜以繼日地寫了《共產黨人與和平》的第一部分。”

　　薩特寫作《共產黨人與和平》的第一部分時的激情嚇了朋友們一跳。在給妹妹的信中，波伏娃這樣寫道：“在兩周當中，他度過了五個不眠之夜，在其他幾個夜里，他只睡了四五個小時。”這篇在《現代》上連載的文章充滿了論戰的激情，它不僅回答了右派與非共產黨左派對共產黨的種種指責，而且試圖探究一些很深刻的問題，例如：“共產黨在何種程度上是工人階級的必然的代表；又在何種程度上是后者確切的代表。”薩特還對“群眾”與“工人階級”作了基本的區分：群眾是由孤獨而軟弱的個人組成的結合體，而工人階級則由革命實踐聯合起來，共產黨就是這種實踐的必然中介。薩特最后得出結論：共產主義是不可避免的。這篇文章在左派知識分子中間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激發了以梅隆·龐蒂為首的一批《現代》雜志同仁的反對。許多人公開地，或者不那么公開地同薩特一刀兩斷，其中有些人是因為實在無法贊同薩特的政治見解，而有些人則是因為發現同薩特連在一起會給自己帶來損害。

　　1953年，《亨利·馬丁事件》一書出版，薩特在其中選錄了有關文章并獨自寫了近一百頁的評論。盡管此時亨利·馬丁已被當局在群眾的壓力下釋放，但這本書仍然激起了不小的反響，人們對薩特日益鮮明的趨共立場感到吃驚：“這本書，是一個資產階級分子與其本階級決裂的行為。”此外，由于新聘用了兩位左派知識分子——貝居和朗之曼做編輯，《現代》雜志重新帶上了濃厚的政治色彩。

　　薩特從未像現在這樣接近共產主義者，但作為一個真誠的革新分子，他不想拋棄自己獨特的判斷力，也不想讓人們誤解他已經與共產黨員無界限，為此，他在與共產黨人一道工作的同時，不斷撰文闡明自己是為了什么，是在多大程度上同共產黨保持一致——“文章的目的在于表明我與共產黨人在一些確切的、有限的方面的一致，不過我是從我的原則而不是從他們的原則來論述的。”

　　在共產主義運動中，薩特所無法茍同的是斯大林的高壓統治、蘇聯的反猶太主義、布拉格審判等等。當右派作家莫里亞克在《費加羅報》上指責薩特不對斯大林的反猶態度表示譴責時，薩特答復說，他會選擇自認為合適的時機這樣做。薩特也逐漸認識到，共產主義不是一夜之間就會到來的，但資產階級政權想使自己永世長存，而馬克思主義卻已預見到了自己的未來。社會主義的暴力不過是一個新紀元在兒童時期的疾病，人類必須經過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才能具備真正的人道主義——薩特重新閱讀了馬克思、列寧、盧森堡等人的著作。他試圖朝馬克思主義方向擴展他的哲學，但并不拋棄他自己的原則和目的。

　　為了進一步了解共產主義的實踐，薩特和波伏娃應邀來到中國，作為期45天的訪問。

　　1955年9月6日，薩特和波伏娃抵達北京機場。這是一次奇特的訪問，因為雙方都互不了解：薩特和波伏娃是第一次來到遠東，中國對于他們而言完全是一個陌生的國家。而中國人對薩特和波伏娃也知之甚少，因此交談很難深入下去，往往是在寒暄了幾句后，便轉向了天氣或烹調。但當兩人在中國人的帶領下，來到北京、上海和沈陽的街道時，那種美妙、新鮮的感覺彌補了這種相互的不了解。

　　正處在大躍進時期的中國使薩特與波伏娃大為震動，在革命成功后的短短幾年內，中國已經較好地解決了通貨膨脹、貧窮、饑餓、流行病、嬰兒死亡率偏高等一些常常伴隨著革命而來的問題。最讓他們欽佩的是：從新生的政界、杰出人物到工人，艱苦樸素蔚然成風。不過，薩特也第一次完全懂得了“不發達國家”這個詞的含義，體會到了當貧困困擾著6億人口時，貧困意味著什么。

　　看到中國人民是以怎樣深切的急迫心情在為自己建設未來，薩特感慨萬千。11月2日，薩特接受了《人民日報》記者的采訪，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盛贊“在中國，直接的現實是未來，一個偉大的民族為了建立一種更人道和更公正的社會制度而努力”。在人民大會堂，外交部部長陳毅接見了薩特和波伏娃。

　　回到巴黎后，薩特打算撰寫一篇關于他最近訪華的研究性論文，然而新的時局使他未能完成這一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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