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9月巴黎知識界最引起轟動的事之一是薩特——加繆之爭。幾乎所有的報紙都大量選載兩位作家的公開書信，而有名的周刊《周末文藝》因專門開辟了三欄登載了名為“薩特—加繆之決裂是徹底的”而銷量猛增。知識界的頭面人物也都紛紛對這一公開的決裂發表評論。一時間，巴黎人不斷重復著這場爭辯中最刻薄的言辭：加繆說薩特“總是把自己的座椅放在順乎歷史前進的方向”，而薩特則針鋒相對地說，不論加繆走到哪里，總是“帶著一個便攜式臺座”，以供人瞻仰。

　　當代法國最偉大的兩位作家的相識要追溯到1943年6月，薩特的戲劇《蒼蠅》在首都劇院彩排的時候。那天，薩特正站在票房旁的休息廳里，突然有一個高高瘦瘦、褐色皮膚的年輕人走到他面前，自我介紹說：

　　“我叫阿爾貝·加繆。”盡管這是第一次謀面，他們對彼此并非毫不熟識。早在1939年，當薩特還只是文壇上一位新人時，加繆就發表了一篇贊揚薩特的短篇小說《墻》的文章，薩特在1942年9月則回敬了一篇《論〈局外人〉》的文章，而此時加繆也只是文壇上一個不知名的小卒。他們相互賞識，完全因為發現了彼此作品中某些不謀而合的地方。

　　1913年11月7日，阿爾貝·加繆出生于法屬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的一個普通工人之家。加繆從小就自強自立，中學畢業以后，靠校方信用貸款和打各種各樣的零工來謀求學業，他先后就讀于高級師范預備學校和阿爾及爾大學，只是由于健康的原因，他才沒能像薩特和波伏娃那樣通過統考獲得哲學教師資格，而走上了一條截然不同的生活道路。大學畢業后，加繆參與創辦了具有明顯激進傾向的《阿爾及爾共和報》，而他以記者身份所寫的文章在社會上激起了廣泛的反響，因為其中充滿了對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民的同情。不久，《阿爾及爾共和報》因其左傾政治立場而被殖民當局查封，身為主編的加繆被驅逐出境。1940年，加繆來到巴黎，在《巴黎晚報》任編輯。1942～1943年，小說《局外人》和哲學論文《西緒福斯的神話》相繼出版，立刻評論蜂起，使加繆一舉成名。

　　幾次接觸以后，薩特發現生活中的加繆非常可愛，他后來回憶說，1943年時的加繆是“一個有點阿爾及利亞歹徒味道的快樂的小伙子”。他單純、和氣、真誠，一心向往成功，希望成名，并對此毫不掩飾。他常常擺出一副一本正經的模樣，但在某一個始料不及的情況下，他會開點有些過分但十分巧妙的玩笑。最讓薩特和波伏娃欣賞的一點是：生活使他忙得團團轉，但他總能從所接觸的人和事中得到快樂。薩特感到加繆為自己的生活帶來了一陣新鮮空氣和阿爾及利亞的陽光。此外，兩個人都發現他們有太多的共同點：他們都是不依附于任何學派的孤獨者，他們也不屬于任何派別和任何階層。和薩特一樣，加繆也正經歷著從個人主義到“介入主義”的轉變，在抵抗運動中擔當了重要職務。還有一個共同點最為重要：他們都同樣迷戀戲劇，正是這種共同的愛好使加繆在與薩特初識之后，很快打入了薩特生活的圈子。

　　加繆在大學時就開始了編演戲劇的活動，在戲劇方面有較深的研究。當1944年，薩特寫完了他的新劇本《禁閉》時，他看著眼前這位才華橫溢的小伙子，不假思索地說：“你來演主角吧，這出戲也由你來導！”

　　加繆一開始還猶猶豫豫，但經不住薩特再三堅持和這個提議對他的誘惑，很快同意了。此后，加繆便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表演和導演中。他在工作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干練敏捷、熱情奔放使得他與薩特、波伏娃及其朋友之間的友誼日益加深。他常常參與薩特他們的聚會，品嘗波伏娃并不太高明的廚藝。有時，他們會去利普餐廳吃飯，然后去皇橋酒吧繼續交談。他們有那么多話要說，以致到酒吧關門時還談興未盡，于是他們買了一瓶香檳，帶回波伏娃在旅館里的住處，在那兒一直談到凌晨以后。盡管由加繆出演《禁閉》男主角的計劃由于種種原因而未能實現，但薩特和加繆已經成為了一對無所不談的好友。不久，他倆又一起參加了由加利瑪爾出版社主辦的《百科全書》工作，共同負責編寫其中的倫理學篇章。由于朝夕相處，志趣相投，兩人的友誼不斷開出絢麗的花朵。

　　巴黎解放戰斗前夕，抵抗組織實行合并，加繆擔任了秘密報紙《戰斗報》駐全國抵抗運動的代表。這份報紙致力于搜集有關德軍實力的資料，并擁有一定的武裝力量。1943年夏，加繆帶來一對自稱為海貍和米羅的自愿者，參加《戰斗報》的秘密會議，后來當薩特和波伏娃成為存在主義浪潮中的名人時，與會者才發現海貍和米羅正是波伏娃和薩特。在抵抗運動中，薩特大力協助加繆，使《戰斗報》成為一支重要的抵抗力量。巴黎解放戰斗打響后，加繆特別請薩特和波伏娃負責報道這一重要的歷史時刻。數月后，他又委派薩特代表《戰斗報》前往美國，薩特總是把隨意寫下的印象記、筆記等寄給《費加羅報》，而把費盡心機采訪到的文章留給《戰斗報》。戰后，薩特創辦《現代》雜志，由于工作繁忙，加繆沒有成為編委之一，但他為《現代》雜志的撰稿人在《戰斗報》上開辟專欄，由于《戰斗報》的發行量已經達到了20多萬冊，這一舉措是對《現代》的大力支持。當存在主義風靡法國時，人們總是把薩特和加繆的名字連在一起，稱他們為存在主義的領袖。這不僅僅因為他們的哲學中確實有很多共同的東西，也因為人們常常看到他們在一起的親密身影。

　　友誼的維持必須與思想的一致為基礎，1945年是薩特和加繆友誼的黃金時間，從這年底起，他們之間有了分歧。加繆是個理想主義者，他企圖尋找一種能夠抵御歷史和一切形式的極權主義的人道主義，因而反對共產主義。與此相對照，薩特從二戰期間就開始擺脫理想主義，要求自己在歷史現實中生活。盡管與共產黨有分歧，但從根本上說其政治觀點是左傾的。他試圖概括出一種能夠容納各種歷史形式以及較為劇烈的動亂的人道主義。不過此時他們對某些問題的意見依然一致，因而上述政治觀點的分歧尚未給兩人造成隔閡，不時會有一道陰影折射過來，導致雙方關系發生波動。

　　1947年，冷戰的形勢迫使薩特和加繆無暇再關心存在主義的命運，而把注意力集中到共產主義和蘇維埃問題上來，他們之間的討論變得越來越勉強，關于政治、道德、叛亂、革命等問題的爭論一觸即發。一天，當加繆大聲批評梅隆·龐蒂的新作《瑜珈信奉者與無產階級》，指責他為莫斯科方面辯護時，薩特忍不住走過來幫梅隆說話。加繆用一種大失所望的眼光看著薩特，“怎么你老是調整自己來順應時勢？”說了這句話后，他拔腿就跑，并把門甩得砰然作響。薩特連忙追出去，但他不肯回頭。從這天起，一對好友斷絕了往來。

　　“我總是與自己作對。”薩特曾經這樣說。當薩特上下求索的時候，他有時是盲目的，但他總堅持開放自我。當他找到了認定的方向時，就毫不猶豫地否定舊我。而加繆傾向于把自己包裹起來。他總是確信自己早已形成的觀點，從而確信自我。當遇上政治形勢與他的觀念相矛盾時，他就繞著走。這種不同的人生態度使兩位偉人不可避免地分道揚鑣。

　　隨著形勢越來越嚴峻，薩特和加繆的思想分歧越來越大。當薩特滿懷豪情地加入“民主與革命聯盟”組織時，加繆甚至不愿意在該組織成立的宣言上簽字。數月之后，當加繆積極聲援世界公民運動時，薩特則認為該運動是幼稚的、無效的。薩特越來越相信社會主義干真萬確，而加繆日漸堅決地信奉資產階級的價值觀，于是，兩人的交情已經所剩無幾了。1951年11月，加繆的《反抗者》一書的出版導致了他們最后的決裂。

　　《反抗者》采取了完全與薩特對立的思想、哲學及政治立場，它表明加繆頂多是一個資產階級制度的批判者而非破壞者。為了不使最后的一點友誼喪失殆盡，薩特對此書未置一辭。可是，《反抗者》使《現代》雜志的幾乎每一位編委都困惑不解，如果不予以反駁，《現代》便處于一種尷尬的境地。為此，薩特決定找一位不會對《反抗者》全盤否定的人來對它進行批評。一年前加入《現代》的弗朗西斯·讓松自告奮勇寫一篇措詞慎重的文章。

　　加繆對自己的新著抱著很大的希望：它實在算得上是討論戰后改變了的政治和主要道德方向的重要論述呢。可眼下各種評論都讓他氣餒，因而他寄希望于《現代》上的評論會對他有利。但薩特對他直言相告：

　　《現代》對此書評論的調子如果說不會太尖刻，起碼也是相當冷漠的。加繆聽了大吃一驚，十分生氣。讓松的文章出來了，他意氣用事了些，對加繆的非難十分尖銳：他指責加繆“否定歷史”，進行說教，批評了他那種無濟于事的老好人的態度。他的這篇長達16頁的文章是這樣結尾的：“《反抗者》，首先是一本失敗的大部頭書。”

　　盡管事先受過警告，加繆還是為薩特派對他的徹底否定震驚不已。這種打擊幾乎令他無法承受，私下里他對一位朋友說，他簡直無法繼續工作，失去了生活的欲望。最后，他決定給《現代》寄去一封長達17頁的答復信，矛頭直指薩特。信中稱薩特為“社長先生”，說自己不喜歡聽那些總是順應歷史方向的人來教訓別人。薩特當即回答了加繆的指責，這就是《答阿爾貝·加繆》一文。他令人信服地讓人們注意到了加繆在自辯時流露出來的傲慢自大和自我中心意識，事情就這樣公開化了，兩位曾經志同道合、共同戰斗的朋友徹底地決裂了。

　　自此，薩特和加繆再沒有見過面。1960年1月4日下午兩點左右，加繆不幸遭遇車禍身亡。薩特和波伏娃為加繆的英年早逝痛惜不已，薩特寫了一篇很動人的悼念文章，以紀念他們曾經一起走過的日子。他說，加繆政治上的不干預思想有時是應該受到譴責的，但他一直保持著對加繆這個人的好感，和對他作為一位作家的尊敬：“我跟他吵架了。吵架，這算不了什么，哪怕是兩人永不見面，這不過是生活在一起的另一種形式而已，在我們居住的這個狹小的世界里，彼此并沒有從視線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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