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心有凌云之志，薩特并不完全討厭教書。許多學生在回想起天真的求學時代的同時，會記起他們的哲學老師：

　　“薩特第一次進教室時，身穿運動服和黑襯衣，不戴領帶，我們立即意識到：他將是一個與眾不同的老師，學校總監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并皺起雙眉。薩特即刻以他的熱忱的威望和他的不顧潮流的性格征服了我們。實際上，他并不教我們什么，他同我們所講的，都是如此明顯和如此肯定的事情，以致我們覺得我們過去就已經發現了那些真理。”

　　“他和藹樸實，驚人地愛開玩笑。我們和他有與別的成年人從未有過的一種關系，一種與家庭或權威無關的關系，然而，這是排除了通常障礙的關系。”

　　“有幾天，情況不妙。老師不動聲色，在教室外面看著，說：‘所有這些臉孔，沒有一個顯露出智慧之光。’教室里出現了死一般的沉悶，不過持續的時間不長……”

　　不過，教師這個職業畢竟有讓薩特不滿的地方：強制性的紀律、等級森嚴的制度、清規戒律以及毫無創造性。另外，生平第一次，他體會到了貧困——他必須完全靠教書那點微薄的薪水度日。勒阿弗爾灰暗、多雨，西蒙娜遠在千里之外，大學的同學、朋友都在巴黎，一種難言的落寞、孤獨感涌上了薩特心頭。

　　環境可以毀掉一個人，也可以造就一個人；逆境可以使人消沉下去，也可以激人奮發向上。薩特無疑屬于后一種情況。差不多是在深深的失落中，薩特把自己投入了寫作和如饑似渴的閱讀之中。“正是在我隨身帶著手稿到勒阿弗爾時，我尋思：‘我開始真正的寫作的時候到了。’”在這里，薩特開始認真思索關于“偶然性”的問題。還在幼年時，薩特就對這個概念有著濃厚的興趣，他常常呆呆地這樣想：我來到這個世界上，沒有已知的原因，也根本無法預見，因此自己的一生在一定限度內是偶然的。而據他推測，每個人的存在都是偶然的。在勒阿弗爾，薩特對“偶然性”的思考不再停留在感悟這一膚淺的層面，而是將其放入到他已形成的哲學體系中。

　　薩特與波伏娃仍然是魚雁往來頻繁，除了談對彼此的感情，信的內容中更多的是交換雙方現階段的思考結果、所遇到的疑難以及未來的寫作規劃。在寫給波伏娃的一封長信中，薩特把自己對于“偶然性”的思考進行了詳盡的闡述。他還說要以一個名叫安托萬·羅康坦的外省學者的深思為載體，寫一篇“論偶然性”的長篇論文。很快回信來了，波伏娃對他的打算完全贊同，并建議干脆寫成一個關于這個外省青年的故事，并注意多設置一些懸念，正如他們倆都喜歡讀的偵探小說中常常出現的那樣。接受了波伏娃的提議，薩特立即著手寫這部小說。小說采取怎樣的形式呢？他決定全部用安托萬的日記組成這部小說。從此，薩特開始每天記日記。“我就是羅康坦，我毫不自滿地用他來表明我的生活的本質。”薩特正是通過刻畫羅康坦，來對自己作一個客觀而深入的觀察、認識。他后來曾說，寫作《惡心》（即這部以安托萬·羅康坦為主角的小說）對他而言是個驅魔祛邪的行動。寫作的完成在一定程度上使薩特獲得了新生。

　　和學生們一樣，薩特同樣盼望著假期的到來。學校一放假，他就跳上回巴黎的火車，然后在巴黎車站等候從馬賽開來的列車。每一個假期，不論長短，薩特和波伏娃都會精心安排，共同度過。如果休假時間短，他們就只看望一下西蒙娜的妹妹（她后來成為一名畫家），如果休假時間長，他們就會去拜訪他們的朋友：尼贊、阿隆、杜林、卡米耶……而每到夏天那個長長的假期，他們總會去國外旅行：西班牙、摩洛哥、倫敦……到處留下了他們留連忘返的足跡。旅行使他們心曠神怡，而且對他們剛剛開始的文學創作大有裨益。

　　只有這年暑假，兩人沒有出國旅游，因為保爾、尼贊和亨利埃特盛情邀請他們留在巴黎。一伙人成日呆在一起，既敘舊情，也常常會像從前一樣爭個沒完沒了。真是湊巧，在柏林留學的阿隆·雷蒙也回到了巴黎。阿隆在柏林的法蘭西學院專攻胡塞爾的現象學，因此他現在開口閉口都是胡塞爾的哲學。德國的現象學剛剛被介紹到法國來，薩特有所接觸后，立即特別著迷。兩個人一碰在一起就開始聊胡塞爾。

　　一天晚上，薩特、波伏娃和阿隆三人在巴黎蒙巴納斯大道上的一家煤氣燈飯店吃飯，他們包了一個房間，還點了這家飯店的招牌酒——杏子雞尾酒。酒過三巡后，阿隆和薩特的話越來越多。完全是在不經意中，阿隆指著自己的酒杯對薩特說：“老伙計，你是一個現象學家的話，你就能談這雞尾酒，你就能從酒中搞出哲學來。”聽到這話，薩特感覺似乎突然被什么東西擊中了頭部，一時間酒意全無，他的臉因為激動而發白。這正是他多年夢寐以求的啊！——按照自己所見所聞得到的感覺來描述事物，并在這個過程中抽象出哲學來！

　　這一夜，薩特輾轉反側，徹夜難眠。第二天一早，他就來到圣米歇爾大街上，買了一本由萊維納斯寫的介紹胡塞爾的書：《胡塞爾現象學中的直覺理論》。薩特是那樣迫不及待，還沒把書的毛邊很好地切開，就邊走邊翻看了起來。他一下子翻到關于偶然性的那一章，他的目光在飛快地搜索著，他的心在撲通撲通地跳著：胡塞爾會不會動搖自己的理論基礎？自己多年思考的結果是否只不過是別人的牙慧？還好，擔心是多余的，在胡塞爾的現象學體系中，偶然性并沒有得到很大的重視。而對于這一現象的思考方法和角度也和薩特有所不同。證實了這一點，薩特如釋重負。但胡塞爾現象學的實際情形究竟怎樣呢？這本譯介的書只能給讀者提供一個刻板而模糊的輪廓。薩特雙眉緊鎖，怎樣才能對胡塞爾作徹底、認真的研究呢？“去柏林留學吧！”阿隆一語道破了薩特剛剛生出的念頭。

　　“我要去柏林了！可以整整一年不用教書啦！”當薩特得知，關于他到柏林法蘭西學院就讀1933～1934年度的研究生的申請得到批準時，高興得大喊了起來！不過，此時的柏林并不是做學問的最安靜的場所。德國法西斯分子已在蠢蠢欲動，戰爭狂人希特勒已經當上了總理，并策劃了著名的國會縱火案，從而取締了強有力的德國共產黨。整個柏林硝煙彌漫，動蕩不安。薩特對政治一點也不感興趣。他認為，政治活動跟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理想毫不相關。他甚至認為自身的存在與社會、國家都沒有任何關系。“我是反對社會的那種‘獨立’的人。”薩特常常這樣表白自己。對于柏林政治勢力的此起彼伏、風起云涌，薩特漠然視之。他從心底里感到歡欣鼓舞：他要到當今世界上哲學研究最發達的地方去了！

　　柏林的日子充實、愉快，還不乏浪漫。在那里，他重新找回了在巴黎高等師范學院所體驗到的那種自由，在一定程度上，他重新找到了友情。精神上的徹底放松使他以百倍的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之中。他集中攻讀胡塞爾以及他的得意門生海德格爾的全部德文著作。當時，現象學應該說是一種試圖理解人類思維方式，重新解釋人與自身以及世界的關系的一場運動。它通過描述事物，即現象來追溯其根本，以最初的直覺來把握事物和觀點。

　　薩特廢寢忘食地研讀著，他發現現象學中可以讓人感悟到探索人生及世界的重要意義，他還從中找到了寫作的工具，以及一種描繪對想像力和感情的內心研究的方式。對于胡塞爾關于“意識是關于某物的意識”的觀點，薩特深表贊同，但海德格爾提出的“真正的問題在于生存的意義”這一論調更讓薩特感興趣。海德格爾認為：人的存在最終是虛妄的，我們處在一個我們既未創造也未選擇的世界。在世界上一切生物中，只有我們人類有能力領會過去，思考未來，利用我們的才能決定目前的做法，并對命運施加影響。看到自己長久以來的想法為他人所認同，薩特無比興奮，他開始進行更深入、更廣泛的思考。

　　柏林留學期間，薩特成果斐然。論文《自我的超越性》活用胡塞爾式的分析方法，但卻用一種與胡塞爾的理論相悖的觀點勾勒出自我與自覺意識之間的關系，同時確立了自覺意識和精神之間的區別標準。薩特哲學體系中一個最早、最堅定的信念：非理性意識有其規律性，就是在寫作這篇論文的過程中打下了基礎。細讀此文，我們可以發現其中包含了薩特后來那本哲學名著《存在與虛無》的絕大部分萌芽。此外，薩特廣泛涉獵哲學名著，從各個角度對自己的思考進行檢驗、印證。可以說，柏林留學的一年是薩特建立自己的哲學體系的重要起點。

　　薩特說過，他不拒絕偶然的戀情。在柏林，薩特就實現了他自己說過的話。緊張的學習、工作之余，他墜入了一位同事之妻的“情網”中。這位被他稱之為“月亮”的女子是以其獨特的個性深深地吸引了他。她郁郁寡歡、恍恍惚惚的神情尤其讓薩特心生愛憐。她從來不相信“幸福”這個詞，常常一連幾天把自己關在家里，沉浸在煙霧繚繞和白日夢中。她說話的方式也是讓薩特著迷的地方，與巴黎蒙巴拉斯式的談話方式迥然不同，常常會冒出幾句粗俗卻奇特的句子。

　　正如“愛情契約”中所承諾的，薩特并不對遠在巴黎的波伏娃隱瞞“月亮”女人的存在。他甚至在信中整頁整頁地談她，波伏娃決定到柏林去看望薩特。

　　一見面，薩特就抓住西蒙娜的胳膊：“同別人一樣，我的自我本身也是一個存在……”行人側目，而波伏娃釋然了。她很幸福地投入了他們慣常的那種對話。她欣慰地感到：無論薩特身邊有誰，無論他是在天邊還是在眼前，他都跟自己一起分享生活。“您的思想從未離開過我，我常常在腦子里跟您對話……”薩特還在耳邊喋喋不休，波伏娃已經毫無困難地接受了這個事實，他倆相戀之后，薩特第一次對另外一個女人發生興趣。

　　沒有誰比波伏娃更了解薩特——認識世界、解釋世界，這是主宰薩特全部存在的目標和意義。為了這個，他甘愿冒一切風險去體驗盡可能豐富的生活，獲取盡可能多的經歷。女人善妒，自古有云。但波伏娃感到自己已經與薩特的生命緊緊相連，任何的偶然插曲都不會干擾她對薩特的愛，都不應引起她的妒嫉之情。如果有，她也應引以為恥。世人曾說，波伏娃的成名主要是由于搭上了薩特這班便車。這是極不公平的。波伏娃對薩特的理解與奉獻是任何一個普通的女性無法與之相比的。后來，薩特在給波伏娃的一封信中這樣深情地寫道：

　　“您就是我性格中的堅強成份。惟一成功的、盡善盡美的和令人放心的便是我們的關系。”

　　薩特在晚年一再強調：由于波伏娃的完全信賴和徹底理解，他獲得了對于一個作家而言至關重要的安全感。從這個意義上說是波伏娃造就了薩特。

　　解開了這個心結，波伏娃在柏林度過了一段十分開心的日子。薩特帶著她跑遍了柏林的大街小巷，什么都沒有改變，但一切似乎又和以前不同，薩特和波伏娃按照自己認準的方向不懈地前行，人生路上留下了他們堅實而清晰的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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