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14年一個月朗星稀的晚上，在巴黎拉丁區勒·高夫街1號7層樓的一間燈光柔和的臥室里，一位年輕、秀麗的母親看著她那正在床上蹦蹦跳跳的兒子若有所思地說：“布魯，你知道10年以后，你會變成什么樣子呢？”孩子一下子停了下來，愣住了。不待兒子回答，母親就開始描繪起她早已勾畫過無數遍的藍圖：“你住在一個很大很大的房子里，你的太太溫柔美麗，好多好多孩子圍著你……”年輕的女人還在絮絮叨叨，但孩子已經不再聽了，他也入神地想像著自己多年以后的樣子，然而卻是一幅與母親的構想迥然相異的情形：

　　“在這10年之間，我從未離開過我的書桌，我矮矮的個頭，也像我父親那樣留著小胡子，我爬在一大堆辭典上面，我的小胡子漸漸發白，我的手在不停地寫著，本子一本接一本掉落在地板上。夜已深了，人類沉睡了，我的太太和我的孩子們也都睡著了，我的房東太太也進入了夢鄉，睡意抹去了我的所有記憶，這是何等的孤獨，20億人都躺下睡著了，只剩下我這個惟一的哨兵在他們上面，監視著……”

　　時光冉冉，66年后，這位孩子走完了他的人生旅途，讓人稱奇的是，他真的被視為“在人類理解力的各領域正在值勤的守夜人”。人們認為正是他為20世紀的人類寫出了真正取材于這個時代的作品，正是這位永不安于現狀的真理追求者用筆和思想捍衛了人的尊嚴、自由和良心。這個在9歲時就想像自己通過不停地寫作來拯救、幫助人類的男孩，就是后來名震全球的存在主義大家：讓·保爾·薩特。

　　正如薩特所自詡的那樣，這是一位天才。單看他所留下的卷帙浩繁的作品，我們也會感到他的一生太令人炫目。薩特所留下的文學作品和哲學作品是驚人的，這不僅指其獨創性和多樣性，也指這些作品的純粹重量。單單寫出這許多東西，就已經是一項常人無法企及的成就了，更不必講其中還包含著大量優秀的乃至偉大的內容。他的《惡心》使寫作同類作品的小說家黯然失色；他的戲劇是最好的時代見證；他的批評和傳記作品也保證了他在這些似乎不那么舉足輕重的文學領域中的領先地位。他的存在主義風靡一時，影響了整整一代人的思想和行為。

　　然而，如果我們不提及薩特生活的其他方面，那么這個復雜體將是不全面的。他的生活堪稱典范，一種斗爭和勇氣的典范，一種創造和超越的典范。他擔任過各種角色：教師、記者、雜志創刊人和主編、通訊員、演說家、電影編劇……事實上，這位文人對當代政治越來越有興趣，以致若要完整地了解他，必須從他的持續的政治介入中去尋找他。在與現實的交鋒中，他推進過各種美好的事業，也反對過各種丑惡的東西，什么時候脆弱的良心和道德在抨擊20世紀歷史上的暴行，什么時候我們就可以聽到他的清晰聲音。

　　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巴黎人，但即使隔著中西文化等方面的差異，我們仍然會被他獨具魅力的個性所吸引。他慷慨大方，機智恢宏；他是一個堅定的理性主義者，然而血液是奔騰著情感的激流；他是敢作敢為的，但從未煩躁不安；他時常滿腔熱情地投入，但并不為失望而痛苦、氣餒；他比任何人都醉心于愛情和友誼，同時是一個真正看破了世俗榮譽和名聲的人。他為我們提供的不僅僅是一種哲學，還是一種風范，一種生活的方式。

　　不過，正如薩特所設置的思想迷宮，他本人亦是一面折射出多色光的多棱鏡，數不清的矛盾集中在他一個人身上。作為一個布爾喬亞，他憎恨資產階級，并成功地做了一個叛逆者，然而他又不是一個百分之百的無產階級作家，在很多方面他是一個個人主義者；他看上去狂妄自大，有明顯的優越感；但他比許多人擁有更充分、徹底的平等精神；作為在語言和其他文學技巧的運用上已經爐火純青的作家，他在晚年開始懷疑文學的作用，寫了一部精美的自傳否棄寫作；作為一個改革家和道德主義者，他的存在看上去似乎有許多非道德性的因素；他熱心于社會政治活動，但他從來都不是一個政客；他擁有最多的讀者，也最受出版者的賞識，然而所遭受的詆毀也最多……

　　一個負荷了如此繁多的矛盾的人，仍然被公認為“20世紀知識分子的偉大榜樣”，這就是薩特，真正地超凡脫俗卻又并非完人。

　　是偉人，而不是偶像；是傳奇，也是一個平常的故事。我們沒有理由不去追溯他的一生，不去在感受了他一生致力于證明的東西——“存在的意義”之后，去回顧自己走過的路。

　　1870年左右，在法國的佩里戈爾地區，一位名叫薩特的默默無聞的鄉村醫生從醫科學校畢業歸來。不久，他娶了瑪麗-瑪格麗特·多娃，本地一位房地產主的女兒。誰知新婚第二天，新郎發現傳聞中腰纏萬貫的岳父竟然已囊空如洗，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窮光蛋。薩特醫生感到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一怒之下的他竟然在婚后40年一直沒有跟妻子說過話，即使在飯桌上，他也只是用手勢來表達自己的意思。每天天剛蒙蒙亮，薩特醫生就背著藥箱出門了，出入迪維埃大街的小巷胡同，忙著替人看病。而一直要到實在無事可做了，他才披星戴月地回到冷清清的家里。日子就在薩特的一言不發和瑪麗的以淚洗面中悄然而逝。

　　盡管在沉默中，瑪麗-瑪格麗特還是為薩特醫生生了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女兒名叫埃萊娜，不到20歲便嫁給了一名騎兵軍官。不幸，這位軍官不久就瘋了；小兒子約瑟夫生下來便口吃，當他從部隊退役回家后便陷入了找不到工作的困境。他不得不留守在家里，夾在寡言少語的父親與抱怨不休的母親之間左右為難。一天，他開槍自殺了。

　　大兒子讓·巴蒂斯特·薩特同樣命運多舛。為了兒時一個天真的愿望——去看大海，年輕的巴蒂斯特報考了海軍軍官學校。不幸的是，在法屬印度支那執行任務期間，他染上了腸熱病。1904年，薩特被派駐到瑟堡任海軍上尉，此時的他已經被這種可怕的病癥折磨得形容憔悴了。

　　在這里，命運總算對這位海軍軍官垂青了一次——他結識了一位身材高挑、容貌秀美的女子：安娜·瑪麗·施韋澤，并很快獲取了她的芳心。這年5月，他們結為秦晉之好。但病魔并不憐惜這對新婚燕爾的夫婦：巴蒂斯特一天比一天消瘦、一日比一日虛弱，腸內的溫度不緊不慢、卻是持續地上升著。有時病情會緩和一些，但腸熱的發作如陰魂不散的惡魔驅除不去，盡心盡力地看護著病人的瑪麗日漸憔悴。

　　1905年6月21日，在離布勞理森林不遠的第16區的米涅爾街2號的一套公寓里，一個瘦弱的男嬰呱呱墜地，這就是讓·保爾·薩特。真是所謂“生不逢時”，因為其父已經顯而易見地將不久于人世，這個孩子的出生所帶來的，與其說是喜悅，不如說是悲愴。當年輕的母親凝視著愛子時，常常是先不由自主地綻開笑顏，旋即禁不住潸然淚下。嬰兒幾個月時，巴蒂斯特的病情越來越嚴重，一家三口不得不搬到佩里戈爾祖父家附近的一個農場里，以便讓身為醫生的祖父能照料兒子。

　　讓·保爾·薩特赤條條地來到人間后不久，就與他的父親一道消瘦下去。因為看護病人日夜不眠而精疲力竭的母親沒有奶水，更可怕的是：嬰兒也患了腸炎，已被死神暗暗窺視著。

　　不得已，可憐的小薩特不到9個月就被強行斷奶，并被寄放到一個農民家里，在那兒，小薩特的病情時好時壞。同時，父親巴蒂斯特的腸熱病進一步惡化。此時最遭罪的是年僅20歲的安娜·瑪麗，她在兩個半死不活卻是至親的親人之間疲于奔命。所幸，小薩特的腸炎在不知不覺中痊愈了。但在1906年9月17日，一切都無可挽回——巴蒂斯特在妻子的雙臂中溘然逝去。

　　由于父親在薩特僅僅一歲零三個月的時候便永遠地離他而去，也由于在父親死后，薩特所寄居的外祖父家的人都絕口不提這個匆匆死去的“短命鬼”，薩特對他的生父知之甚少，且毫無感情。他對父親的印象僅止于曾在床頭所看到的一張照片。照片上是一位瘦小的軍官，他有一雙坦誠的眼睛、留著濃密的胡子、圓圓的頭有些禿頂。父親留在這世上的另一痕跡是他留給薩特的幾本書，但后來被薩特統統賣掉了。因為薩特對活著的父親毫無記憶，也因為與童年薩特朝夕相處的幾位親人從不曾把薩特當成一個死者的兒子，而看作是奇跡的兒子。薩特感到他與生父無異于兩個陌生人，只是“像過埠一樣地在同一地球上呆過一段時間，僅此而已”。

　　盡管父親對于薩特而言好似過路客一個，但父親的早逝卻對他的一生產生了重大影響。成年以后的薩特一直認為“父親的死是我一生中的大事，因為這不僅使薩特度過了一段與眾不同的童年生活，而且對他的精神狀況、性格、感情的成長和一生的道路都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薩特一向強調在他的精神世界中，沒有“超我”這個對人的思想、行為進行管制、約束的東西。父親的早逝使他從未體驗過“父權”之類外在權威的壓迫，沒有學會子女的順從，也從未屈服于權威或渴望權力。盡管薩特后來被奉為哲學界和文學界的領袖與權威，但他從未用同樣的眼光看自己——“我不是什么首領，也不想當什么頭人，發號施令與屈從遵命之間是同一回事。”在薩特看來，每當他發出一個命令時，他自己就先忍不住要發笑，接著他會使在場的人都忍俊不禁。由于沒有人教過他服從，薩特便從未受到過權力這種病毒的侵蝕。生父的早逝使薩特從未感受到任何強制性的壓力，從而使他從小就擁有一種“難以置信的輕松感”，而這種輕松感使他總是充滿了自信。父親的早逝還使薩特自小養成了任性放蕩的習慣，使他缺乏穩固的家庭觀念，也助長了他個人奮斗、我行我素的特殊性格。而他那無視權威、蔑視道德原則、社會規范的絕對自由主義思想，也許也應在這一特殊的遭際中尋找最初的胚芽。

　　因為年幼無知，巴蒂斯特的病逝沒有給薩特留下任何創傷，卻使安娜·瑪麗陷入了人生的最低谷。回顧過去，她傷心欲絕，展望未來，她手足無措：一個身無分文又沒有工作的年輕寡婦帶著一個嗷嗷待哺的孩子，這日子可怎么過啊？左思右想，安娜發現面前只有一條路可走：投奔娘家。與薩特一家告別后，安娜一手抱著兒子，一手拎著再簡單不過的行李，回到了她從小生長的地方。

　　安娜的娘家在巴黎西部的默郭地區。父親夏爾·施韋澤是名德語教師，外號叫“卡爾”。由于出生于法德邊界的阿爾薩斯，卡爾對于法、德兩種語言都同樣精通。年逾60的卡爾正在申請退休，但當喪夫的女兒帶著幼嬰孤苦無援地站在他面前時，他默默地撤回了申請，重新執起教鞭。外祖母名叫路易絲·吉耶曼，這位胖乎乎、滿頭銀發的婦人談吐詼諧活潑，為人卻有些急躁、狡黠。由于素來自詡為女性中的強者，路易絲在落難女兒的投靠中暗暗感到了自己的勝利。

　　純樸、老實、溫順的安娜頗有自知之明，盡管父母都友善而不失熱情地接納了她，兩位兄長也待她彬彬有禮，但她仍然敏感到了一種暗地的責備：她的回家實在有些像遭到遺棄。由于事先未能預見到丈夫的身體不好又沒有及時告知家里，安娜感到自己像一個不光彩的罪人：怎么能這樣冒冒失失地嫁給一個短命鬼呢？況且一般家庭尚能接納年輕的寡婦，卻不歡迎已做了母親的女兒，因為這意味著一種沉重而且長期的經濟負擔。為了取得家人的寬恕，為了補償給大家帶來的麻煩，安娜不遺余力地奉獻自己。每天，她勤勤懇懇、一絲不茍地操持家務，既是管家，又是女仆，既當護士，又做女伴。

　　勤快并不能化解一切。無人能夠體會到安娜活得有多累。首先是以家庭主婦自居的路易絲讓她難于應付：路易絲既想在眾人面前顯示自己作為一家之主的不可或缺；另一方面又對每日的安排菜單、清理賬目不勝其煩。因此，可憐的安娜如果不夠積極主動，就會被說成是一個累贅；如果太過于勤快能干，又會被懷疑為企圖獨攬家政大權。此外，卡爾對女兒的管制仍然像未出嫁前那樣嚴格，甚至更難變通。每當安娜有一點自娛的機會，如以前的好友邀請她吃頓晚飯，她從不敢盡興，并總是提心吊膽。因為她知道，還不到10點，父親就已經拿著懷表在房間里踱來踱去了。而當10點的鐘聲敲響時，他便開始大發雷霆。不久，溫順的安娜便主動放棄了這種娛樂的機會，因為在她看來，這是一種代價過于昂貴的享受。

　　如果說讓·巴蒂斯特的死“使母親重新被套上鎖鏈”的話，那么對于薩特來說，父親的死卻給了他充分的自由，給了他一個與眾不同、得天獨厚的童年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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