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在世界經濟危機中，一面趕寫《政治經濟學批判》，一面擠時間學了丹麥文和瑞典文、高等數學，還研究了俄國現狀，發表了一系列關于俄國農民解放的文章。這期間，馬克思已英明預見俄國爆發革命的可能性。

　　馬克思又把目光盯住了歐亞大陸的世界東方。

　　歐洲1848年革命失敗后的反動年代，正是中國人民對外反抗列強入侵、對內反對腐敗的清政府而英勇斗爭的時期。馬克思十分關注遠隔重洋的中華古國，深切同情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強烈憎恨民主主義者對中國的壓榨和欺凌。他和恩格斯從各種報刊上密切注意中國發生的事件，收集列強掠奪和侵略中國的種種罪證，研究中國人民英勇斗爭的材料，寫了許多文章聲討殖民主義者在中國犯下的罪行，聲援中國人民反侵略的斗爭。

　　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后，英國侵略者為了使鴉片貿易合法化，進一步擴大侵華權益，處心積慮地妄圖發動新的侵華戰爭。1856年10月，英政府勾結法國，挑起了第二次鴉片戰爭。1858年英國和法國派軍艦北上，攻占了大沽炮臺，侵犯天津，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天津條約》。1859年英法以“換約”為名再次炮轟大沽，1860年英法侵略軍發動更大的侵略，侵占天津和北京，焚燒圓明園，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北京條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發表了十多篇文章，揭露英法侵略者挑起這場侵略戰爭的罪惡目的，支持中國人民反侵略的正義斗爭。馬克思指出：這是殖民主義者發動的一場“極端不正義的戰爭”，他嚴厲譴責侵略軍奸淫燒殺、無惡不作的罪行，他痛斥了英國人為發動侵略戰爭而制造的荒唐借口，指出他們的“這些不分青紅皂白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中國人針對英國人提出的每一件控訴，至少可以提出99件控訴”。

　　馬克思用大量材料揭露了英國的鴉片貿易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危害，英國在印度種植罌粟，提煉成鴉片，輸入中國牟取暴利，僅1856年一年靠壟斷鴉片貿易就獲取收入2500萬美元，占國家總收入的六分之一。非法的鴉片貿易“年年靠摧殘人命和敗壞道德來充實英國國庫”。罪惡的鴉片貿易和赤裸裸的武力侵略必然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反抗。馬克思和恩格斯熱情地贊揚中國人民的反侵略斗爭。馬克思說：“本來已趨于平息的，在鴉片戰爭時期燃起的仇英火焰，在中國爆發成了憤怒的烈火，一切關于和平和友好的聲明都未必能撲滅這股烈火。”恩格斯說：“這是保衛社稷和家園的戰爭，這是保存中華民族的人民戰爭。”

　　馬克思和恩格斯還揭露了沙皇俄國通過對華貿易和利用英法侵華戰爭對中國進行的掠奪。馬克思指出：“約翰牛由于進行了第一次鴉片戰爭，使俄國得以簽訂一個允許俄國沿黑龍江航行并在兩國接壤地區自由經商的條約；又由于進行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幫助俄國獲得了韃靼海峽和貝加爾湖之間最富庶的地域。”恩格斯在譴責沙皇俄國對中國的侵略時說：“它除了分沾英法所得的一切明顯的利益以外，還得到了黑龍江沿岸地區，這個地區是它悄悄地占領的。”馬克思特別揭露了沙皇俄國侵華政策的狡猾陰險，它靠狡詐的外交手腕，“不要花費一文錢，不出動一兵一卒，就能比任何一個參戰國得到更多的好處。”

　　帝國主義的搶劫和侵略激起了中國人民的無比憤怒。他們痛恨鴉片貿易帶來的災難，對外國人進行多種形式的斗爭：在歐洲人吃的面包里放毒，在外國船上舉行暴動，奪取輪船，被強抓來的苦力在被運往國外的船上奮起反抗，寧愿與船同沉海底或在船上燒死，也不愿投降；綁架和殺死他們能遇到的每一個外國人，等等。殖民主義的辯護士們把中國人民的這些斗爭形式誣蔑為“可怕的殘暴行為”。馬克思、恩格斯站在中國人民方面批駁了他們的謬論，公開為中國人民辯護，恩格斯義正詞嚴地指出：“這些對毫無防御的城市開火、殺人又強奸婦女的文明販子們，自然會把中國人的這種抵抗辦法叫做怯懦的、野蠻的、殘酷的方法；可是既然只有這種方法能生效，那么中國人管得著這些嗎？既然英國人把中國人當作野蠻人看待，那么英國人就不能反對中國人利用他們的野蠻所具有的全部長處。”

　　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視當時正在如火如荼地展開的太平天國起義，高度評價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馬克思指出，中國連綿不斷的起義現在已經匯合成一個強大的革命，它不僅動搖清王朝的統治，也會影響到歐洲的革命。他說：“中國革命將把火星拋到現在的工業體系的即將爆炸的地雷上，使醞釀已久的普遍危機爆發，這個危機一旦擴展到國外，直接隨之而來的將是歐洲大陸的政治革命。”恩格斯把當時的中國人民的革命運動看作“整個亞洲新世紀的曙光”。馬克思和恩格斯還懷著喜悅的心情展望中國的前途，他說：“有一點仍然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鞏固的帝國8年來在英國資產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響之下已經處于社會變革的前夕，而這次變革必將給這個國家的文明帶來極其重要的結果。如果我們歐洲的反動分子不久的將來會逃奔亞洲，最后到達萬里長城，到達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的大門，那么他們說不定就會看見這樣的字樣：

　　中華共和國
　　自由，平等，博愛

　　馬克思不僅支持中國人民的反侵略斗爭，而且十分同情被殖民者征服的印度的悲慘境遇。他嚴厲譴責英國對印度的野蠻殖民政策。他指出：

　　“印度社會根本沒有歷史……它的歷史，不過是一個接著一個的征服者的歷史，這些征服者就在這個一無抵抗、二無變化的社會的消極基礎上建立了他們的帝國。”英國的“貴族只是想降服它，財閥只是想掠奪它，工業巨頭只是想用低廉商品壓倒它”，結果印度這個自然物產非常豐富的國家，卻淪為世界上最貧困的殖民地。殖民者在這里公開貪污、勒索、侵吞私人股息，甚至在寺廟設置慘殺和賣淫掠取香客錢財，卻無恥地稱這是維護“財產、秩序、家庭和宗教”！馬克思憤怒地指出：“當我們把自己的目光從資產階級文明的故鄉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產階級文明的極端偽善和它的野蠻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因為它在故鄉還裝出一副很有體面的樣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絲毫不加掩飾了。”對于這樣一個長期受盡奴役和欺凌的國家，馬克思寄以希望，他說：“無論如何我們都可以滿懷信心地期待，在多少是遙遠的未來，這個巨大而誘人的國家將復興起來。”而復興的道路或者是英國本國的工業無產階級起來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或者是印度人民掀起民族解放運動來擺脫英國殖民主義的枷鎖。

　　1857—1859年期間，印度人民舉行了民族解放的起義。馬克思從印度人民的起義中看到了東方殖民地人民新的覺醒，給予了熱情的關懷和支持。他寫了許多文章分析起義的原因和性質，駁斥英國資產階級報刊散布的種種謊言。他還看到了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爭對于宗主國人民的革命斗爭的意義。他在給恩格斯的信中說：“印度使英國不斷消耗人力和財力，現在是我們最好的同盟軍。”

　　馬克思在論述東方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斗爭的文章中始終貫串了這樣一個光輝思想：被壓迫民族反對殖民主義的斗爭必然會影響到整個資本主義體系，加深它的矛盾，加劇它的危機，削弱它的力量，從而有利于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斗爭。因此，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同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是相互支持和相互影響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必須支持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爭取自身解放的斗爭，這些思想奠定了馬克思主義關于民族解放斗爭的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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