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又來到了這座古老的、有很多尖塔和狹長胡同的萊茵城。城外的花園和果樹園里，修飾整齊的奇異的灌木，在櫻桃花叢中間閃耀著淡黃色的光輝。

　　“我們暫且對我們在美因茲的工作滿意”，馬克思在同他的朋友乘車去科倫的途中說：“我們號召德國所有的工人組織工人協會是正確的，在這個協會中，我們可以給工人極大的支持，直到我們有能力建立工人階級的獨立組織為止。”

　　“但我們在科倫將不會很容易，就我所知，這里的工人居然聽信一位醫生戈特沙爾克的話，說他正在要求建立工人共和國。多么無聊！”

　　“他們沒有正確理解《共產黨宣言》”，恩格斯答：“這就靠我們同革命的資產階級共同為反對君主政體和封建土地占有制而斗爭，并且同時創造社會的和政治的條件，以便推翻反動的階級之后能夠立即開展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

　　馬克思點頭表示同意，他眺望著別墅前的花園，像沿途到處看到的一樣，那里綠草如茵，百花盛開。

　　“弗里德里希！春天是個美麗的季節，可惜工人們能夠享受的不多，他們從清晨到深夜在工廠里做工，只有睡眠的幾個小時才能稍稍舒展眉頭。”他點起一支雪茄，目送著雪茄的煙柱被柔軟的春風吹散。

　　馬克思、恩格斯、德朗克三人一同回國后先到達美因茲。考慮到科倫的拿破侖法典仍在起作用，比德國其他地方享有較多的言論、集會和結社的自由，加上這里的工業比其他地區發達，工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較大，是工人運動的中心。因此，他們又一同轉至科倫。

　　到達科倫，立即著手做兩件事：一是籌辦一家日報；二是建立一個全德工人黨，以推動這次革命。為了完成第二項任務，同盟的主要盟員分赴德國各地，在不少地方迅速建立了工人聯合會，原計劃在這些工人聯合會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政黨，但由于德國無產階級的大多數覺悟不高，還認識不到有成立一個自己的、不受資產階級影響的獨立政黨的必要性，這項任務未能完成。而幾百個盟員分散在德國各地的廣大群眾中，依靠秘密通訊和派遣特使聯系已不能直接地指導各地的斗爭。這就更加強了馬克思創辦日報的想法，各地的工人聯合會也為日報的出版、發行打下了基礎。

　　這位6年前24歲的《萊茵報》主編，因他的激進而《萊茵報》被查封。為了《萊茵報》的存在他主動放棄了好不容易找到了的一份工作，淪為了流浪漢。可是，自己的退卻，并不能挽回報紙的命運，報紙終被停刊。

　　……都失去了，母愛失去了，連父親的遺產也失去了，去荷蘭姨父家想溝通母親的感情也無濟于事，得不到家里一文錢的接濟……

　　6年過去了，幾多寒暑辛酸不說，帶回了三本書，也帶回了三個孩子，還懷揣一筆所剩的父親的遺產。

　　7月里，馬克思從科倫的阿波斯托爾街7號搬到了科倫塞西林街7號。工作剛安頓下來，他把回國先住在特利爾岳母家里的燕妮和孩子、琳蘅也接來一塊住下。

　　“那位黑胡子的年輕主編回來了！”

　　“一位曾在這里被趕跑了的主編又想要在這里辦報紙，要恢復他原來失去的那張報紙……”

　　很快，馬克思的住宅區又像在巴黎那樣成了這里的革命中心。

　　創辦報紙遇到了異乎尋常的困難，首先是缺少必要的資金，因此中央委員會派到德國各地建立同盟新支部和創辦工人協會的特使也都努力為報紙籌集資金，但工人們和無產階級化的手工業幫工手里沒有錢，至于那些擁有資財的自由資產階級，當然誰也不會把資金交給這位撰寫過許多無產階級戰斗性著作的前《萊茵報》主編，供他創辦一份革命民主主義的機關報。

　　在烏培河谷有很多朋友和熟人的恩格斯，招股也沒有大的喜色。

　　“很遺憾，認股的事，在這里很少希望。……問題的實質是，在這里甚至連激進的資產者都把我們看成是他們未來的主要敵人，不愿意把武器交到我們手里，因為我們很快地把它掉轉頭來反對他們自己。”

　　“從我的老頭那里根本什么也弄不到。……他寧愿叫我們吃1000顆子彈，也不會送給我們一個塔勒。”

　　辦報所需要的流動資金估計要3萬塔勒，這些資本原來打算按50塔勒一股招收，但到5月底，認股總數只有1300塔勒。

　　馬克思又從父親的遺產中拿出3000塔勒，并盡可能征求收取訂費：恩格斯從父親給的生活費中擠出了幾百塔勒，千方百計找人認了14股，總共籌集到了1.3萬塔勒，暫時勉強解決了出版報紙的資金問題。

　　報紙取名《新萊茵報》，這是因為一方面表示同過去馬克思主編的《萊茵報》有繼承關系，一方面加上“新”字以說明兩者之間有差異，報紙的副標題是《民主派機關報》。

　　報紙原設想在7月1日出版，由于革命形勢發展迅速，反動派迫害的步子也在加快，馬克思決定報紙提前出版。報紙創刊號曾對此作了說明：“鑒于反動派實行新的無恥發動，可以預料德國的9月法令很快就要頒布，因此，我們決定利用自由環境中的每一天，從6月1日就開始出報。5月31日晚《新萊茵報》創刊號排版印刷完畢。報販們來到編輯部，取走剛印好的報紙，立即分送到科倫全城，馬克思渴望已久的無產階級宣傳武器《新萊茵報》終于誕生了。

　　在報紙的編輯部里，馬克思任總編輯，編委會的成員是恩格斯、維爾特、德朗克、斐·沃爾弗、畢爾格爾斯、威廉·沃爾弗。威廉·沃爾弗兼任秘書。馬克思的工作量非常大。他要擬定報紙每天的編排計劃，撰寫社論，同國內外通訊員聯系，選用他們送來的消息，編審大部分稿件，同國內許多進步報刊交往。除了保證每天按時出版，還要經常出版號外和傳單，并設法把它們散發到萊茵省和其他地方。此外，處理報紙的財產要花費他不少時間，同當局和反動勢力的威脅和糾纏、同自由派報刊的誹謗作斗爭等等，也耗去了許多精力。總而言之，馬克思是編輯部的靈魂，恩格斯說，馬克思的任何決定，“對我們來說是理所當然毋庸置疑的，所以我們大家都樂于接受它。”

　　《新萊茵報》從創刊號直到最后一號，始終都忠實地遵循自己的政治綱領，國家統一、民主、共和的社會主義思想像一條紅線一樣，貫穿在每一期《新萊茵報》上。

　　由于《新萊茵報》始終堅持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和支持一切民族的解放斗爭，它贏得了廣大人民和堅定的民主派的信任。3個月內它的印數就達到了5000份，這是當時德國極少數幾家報紙才能達到的數字。同時它的鮮明的政治立場也自然引來了德國封建勢力和大資產階級的敵視和迫害，創刊號的文章激烈反對資產階級議會這個“清談館”的行徑，使一半資產階級股東退出，剩下的一半股東由于馬克思堅決支持巴黎工人六月起義也全部退出了。7月6日科倫法院傳訊馬克思，控告他侮辱國家官吏和警政人員，搜查了報紙編輯部。8月初科倫警察廳通知馬克思，科倫市政當局不承認他是“普魯士臣民”，妄圖再次把他驅逐出境。9月26日科倫實行戒嚴，《新萊茵報》同其他民主派報紙被勒令停刊。

　　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戰友經過種種努力，使報紙于10月12日復刊。11月14日馬克思再次被法院傳訊，1849年2月初普魯士政府又接連兩次控告馬克思危害國家，馬克思在法庭上義正辭嚴為《新萊茵報》的文章進行辯護，無情地揭露政府的種種無恥的迫害。1849年5月，普魯士反動政府相繼鎮壓了德累斯頓、愛北斐特等地的人民起義后，又立即把刺刀對準了《新萊茵報》……

　　他坐在辦公室，長長的黑發垂肩披著，蓬松的黑色胡須里那張豐潤黝紅的嘴唇微微地閉著，大刀闊斧的筆圈閱一篇篇稿件，撰寫一篇篇檄文……好一個威嚴的總編。

　　一個聽了馬克思在萊茵大會上演講的卡爾大學生說：

　　“馬克思當時30歲，就在那時候他無疑已經是社會主義思想界的首腦人物，他體魄健壯，額部寬闊，留著長長的黑發和蓬松的鬢須，立刻引起大家的注意。他被認為是他那個專門領域的大行家；不能否認，他所講的都很明了，邏輯性很強，而且很重要，但是我一生中從未遇到過像他那樣高傲到令人難以忍受的人。”

　　《紐約每日論壇報》當時駐科倫記者阿伯特說：

　　“他的面孔和整個體態都煥發出充沛的精力，但是在他的溫和而矜持的神情后面，任何人都能看得出燃燒著勇猛精神的熊熊烈焰。”

　　他從總編室走向大街、會場、戰區、法庭……，如同他五千多份火一般的《新萊茵報》飛遍科倫，飛向柏林，飛向德國，他帶著一身的油墨和書卷香走進各國革命的硝煙、戰火——

　　滿頭烏黑的長發及鬢須和著他的長領開襟大衣飛也似地飄起來，像雄鷹擊浪、呼風喚雨、震撼著舊世界……

　　維爾特在《新萊茵報》小品欄的一首諷刺詩歌寫道：

　　今晨我前往杜塞爾多夫，
　　與一位可敬的樞密顧問同行，
　　一路上他肆意咒罵，
　　對《新萊茵報》忿忿不平。
　　他說這家報紙的編輯
　　統統都是魔鬼，
　　他們既不怕可親的上帝，
　　連檢察長茨魏費爾也不懼畏；

　　他們認為只有一個良方，可治人間一切禍災，這就是成立玫瑰紅色的共和國，把財產完全掌管起來；

　　整個世界要重新分配，劃分為億萬等分，同樣多的地畝，同樣多的沙粒，連海濤也得搭配均分；

　　人人都分得一個地段，大家都特別高興啦，而最好的一塊地方，就歸《新萊茵報》的編輯吧；

　　他們還要實行公妻，一心想把婚姻關系廢棄，將來人人自由放任，結對交配可以隨意；經過這番摩登改造，整個世界必將改變面貌。而《新萊茵報》的編輯們，都要將最美麗的婦人擁抱；

　　他們簡直要把一切毀滅掃空，唉，全身褻瀆神明的人，個個玩世不恭。至于私有財產之神，將來誰也不會供奉……

　　至此樞密顧問大人不再言語，我卻驚訝不已，在我們這個瘋狂的世紀，您可真算是個明達人士。

　　尊貴的大人啊，有您同行，真使我高興。說到《新萊茵報》的編輯，我本人就是其中一名。

　　好啊，請繼續起程吧，請將我們的名聲隨著您傳播到世界各地，作為一個大人物和樞密顧問，您真有無窮的智慧和無限的想象力。

　　我的好大人于是繼續往前走，
　　我要在我們歡樂的小品欄里，
　　為你樹立一座紀念碑，
　　讀者會知道對榮譽如何估計。
　　是啊，并非每一個蠢材，
　　都挨到我們的腳踢，
　　親愛的樞密顧問，
　　我算有幸向您表示敬意。

　　《新萊茵報》在總編的領導下，像一把利劍，又“真正像榴彈一樣”打擊敵人——

　　《新萊茵報》第一號就無情地揭露大資產階級同國王進行的種種妥協活動，用每天發生的事件引導讀者看清反動派正在禁止集會和游行，逮捕和武裝襲擊手段來奪回他們在三月暴動失去的陣地。

　　《新萊茵報》堅決反對大資產階級企圖以奧地利或普魯士為中心來達到自上而下的統一。

　　《新萊茵報》向德國報道具有歐洲意義的巴黎六月起義中勞動人民浴血奮戰的大無畏犧牲精神。1848年6月底，發生了馬克思早在二月革命爆發時就預言的事情：巴黎的無產階級第一次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筑起了街壘。巴黎工人對那個冒牌的“社會共和國”深感失望之余，于6月23日舉行了起義，以回答有產階級的挑釁。他們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以惟獨無產階級才能具有的堅韌不拔、果斷英勇和富于自我犧牲的精神，同力量比自己強大一倍并有良好裝備的資產階級軍隊進行斗爭。并闡明這一巴黎4萬無產者的斗爭的重要教訓：只有通過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并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才能實現社會主義。

　　巴黎工人經過幾天浴血奮戰之后，于6月26日遭到失敗。數以千計的無產者慘遭野蠻軍隊的屠殺，世界各國的新老反革命分子又以最卑鄙的方式對失敗者進行誹謗，而正是這個時候，《新萊茵報》把被擊敗的無產階級旗幟高高舉起。馬克思以革命樂觀主義的精神，于6月29日在他的“一篇極其有力的論文”中向這一英勇斗爭——這一斗爭預示著無產階級為自己的社會解放進行斗爭的階級大搏斗即將到來——表示祝賀。他寫道：

　　“有人問，難道我們對那些在人民的憤怒面前犧牲的人，……不流一滴眼淚，不嘆一口氣，不發一言嗎？”

　　“國家將關懷他們的孤兒寡婦，法令將頌揚他們，隆重的殯儀將送他們的遺體入土，官方的報刊將宣布他們永垂不朽，歐洲的反動派得從東方到西方到處贊揚他們。”

　　“但是平民則受盡饑餓的折磨，遭到報刊的誣蔑，得不到醫生的幫助，被‘正直的人’叫做小偷、縱火者和流刑犯；他們的妻子兒女更是貧困不堪，他們的那些幸免于難的優秀代表被放逐海外，給這些臉色嚴峻陰沉的人戴上桂冠，是一種特權，是民主報刊的權利。”

　　這篇充滿激情的向“勝利的戰敗者”致敬的公開聲明，使得剩下最后的一批資產階級股東也退出了《新萊茵報》。馬克思不顧忌資產階級股東對他的如何評說甚至退股的威脅，他旗幟鮮明地舉起《新萊茵報》這面紅旗，鼓舞著德國工人，列斯納說：“……我把《新萊茵報》（1848年6月29日）上馬克思所寫關于這一事件的文章讀了二十來遍，因為這篇文章恰好表達了我們的情感。”

　　《新萊茵報》提出警告，沙皇俄國已經把軍隊調集西部邊境，隨時準備幫助德國反動派鎮壓革命。

　　《新萊茵報》以編輯部的名義向意大利《黎明報》表示：“我們要捍衛意大利爭取獨立的事業，要和奧地利在意大利以及德國和波蘭的專制統治作誓死的斗爭。”

　　《新萊茵報》無情地揭露普魯士的殘暴和卑鄙，并指出：“只要德國繼續壓迫波蘭，它就不能擺脫竭力支持德國封建專制制度的俄國的控制和威脅；只要拿起武器對付俄國，退回掠奪來的波蘭領土，才能打破整個歐洲的均勢，才能使打退的德國封建勢力不致卷土重來，才能使德國得到真正的統一。”

　　《新萊茵報》上恩格斯著文鼓舞匈牙利人民采取多種方式堅決反對外國侵略者：“一個想爭取自身獨立的民族，不應該僅限于用一般的作戰方法。群眾起義，革命戰爭，到處組織游擊隊——這才是小民族制勝大民族，不夠強大的軍隊抵抗比較強大和組織良好的軍隊的惟一方法。”……

　　特別是巴黎工人六月起義失敗后，反革命勢力在整個歐洲轉入反攻。普魯士大資產階級組成的內閣倒臺，成立了自由派貴族內閣，力圖恢復三月革命以前的秩序。為了有力地打擊他們的反撲，馬克思認為必須把民主派的力量聯合起來，緊密聯合當時科倫的民主協會、工人聯合會和工人業主聯合會。

　　8月23日，維也納發生了新的流血事件。工人們為反抗政府降低工資舉行了示威游行，反動政府對手無寸鐵的示威群眾進行了血腥鎮壓。在革命可能被大資產階級出賣的嚴重時刻，馬克思為了加強民主運動的聯系，指引斗爭的方向，于8月25日去柏林和維也納。8月30日，馬克思在維也納的工人聯合會上發表演講，介紹了國際形勢并闡明了無產階級運動的任務。9月2日馬克思又做了一次報告，論述了雇傭勞動與資本的關系，清楚地說明工人階級受資本家剝削的根源。

　　9月3日，維也納工人聯合會左派市民自衛團等組織為8月23日被槍殺的工人舉行葬禮，參加者除工人外，還有大學生、婦女、城市居民等。隊伍穿過大街，形成一次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工人聯合會向一切自由和進步的組織呼吁，向德國、匈牙利和其他國家的進步組織呼吁，呼吁建立緊密的聯合和合作，并要求國會武裝工人，大力宣傳要建立一個自己的工人議會。

　　9月12日，馬克思回到科倫，當晚參加了工人聯合會同民主會召開的一次會議。會議決定第二天舉行民眾大會，抗議國王在英國和沙俄的壓力下同丹麥簽訂可恥的休戰協定，認可什列斯維希——霍爾斯坦是丹麥的領地。這次大會有五六千人參加，恩格斯和德朗克在會上發表演說，威廉·沃爾費提議成立了安全委員會，保護人民用鮮血爭得的成果。接著又召開了多次類似的民眾大會。其中最大的一次是9月17日在離科倫不遠的菲林根荒野舉行的大會。一萬多人步行、騎馬、坐敞篷車和平底船從四面八方匯集到這里。大會宣布要成立一個民主主義的德意志共和國，決心同反革命勢力斗爭到“流盡最后一滴血”。

　　9月26日，科倫戒嚴，所有民主協會組織被撤銷，集會權被廢止。

　　《新萊茵報》和其他民主派報刊被勒令停刊。

　　《新萊茵報》編輯部受到嚴重威脅，幾位編輯被通緝，資金日益短缺。戒嚴8天過后，馬克思重振隊伍，繼續把自己剩余的一點錢財大部分投入辦報。盡管考慮到自己家庭生計而心情沉重，但他還是毫不猶豫地這樣做了。因為“問題在于，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堅守住這個堡壘，不放棄政治陣地”。

　　10月11日，馬克思同維爾特和其他友人克服重重困難，《新萊茵報》復刊了。

　　維爾特這位戴著袖珍眼鏡的幽默小品專家，又親眼目睹了馬克思刺傷了敵人的那種樂趣，在復刊中“小品欄”里醒目地寫道：

　　世界上再也沒有別的事情，
　　比刺痛敵人更令人高興，
　　比向那種笨蛋快活地大開玩笑，
　　更令人感到美妙。
　　我這樣想，也就這樣定好弦，
　　心中一切自安怡，
　　外面的鬧劇已經開場，
　　神圣的科倫城宣布戒嚴。
　　刺刀林立，全城好像箭豬一樣，
　　普魯士的大天使們包圍了新市場，
　　從那里蜂擁到雞欄，
　　又進而擁到干草市場。
　　一個少尉來到了我們的面前，
　　帶著如臨戰陣的隊伍，
　　在隆隆的鼓聲中宣布了
　　《新萊茵報》的死刑。

　　盡管這時，威廉·沃爾費冒著被通緝的危險，迅速返回科倫，協助馬克思處理編輯工作。但馬克思的負擔仍然非常沉重。除了編輯部的日常工作外，他還得參加各種集會和會議，和工人們進行認真的討論，同種種糊涂思想與怯懦行為展開激烈的斗爭，還得向軍事機關搞抗議活動，處理如雪片飛來的各地通訊。此外，由于他還受法院起訴的威脅，因此每天不得不考慮到自己有可能被捕而需要認真對付。

　　10月18日，普魯士國王發動政變，延期召開國民議會，將政府所在地從柏林遷往勃蘭登堡，并設重兵保護。

　　馬克思對這一措施非常氣憤，立刻同《新萊茵報》的工作人員商議，決定鼓動大家去反抗。

　　《新萊茵報》被迫暫時停刊時，恩格斯被派去了瑞士工作，這時，他正風塵仆仆趕回來了。

　　“這只是由于市民的疏忽，由于卑鄙的民主主義者的麻痹才發生了這件事。”當恩格斯走進房間的時候，馬克思對他說：“因為他們害怕同貴族作堅決性的斗爭，他們相信國王的話——他們難道沒有讀過歷史，不知道暴君的誓言只是在他自己感到威脅的時候才有效嗎？！”

　　后來，他一個人留在室內，起草了呼吁書：

　　“……”

　　在這個時候我們應當做些什么呢？

　　我們應當拒絕納稅，弗蘭格爾和勃蘭登堡之流都知道……他們佩著軍刀，領取制服和俸祿。但是軍刀、制服和俸祿是從哪里來的，這一點他們就不知道了……

　　王權不僅反對人民群眾，而且也反對資產階級。

　　因此，要用資產階級的方式來戰勝它。

　　怎樣用饑餓來制服它呢？

　　應當拒絕納稅。

　　你們好好想一想吧！普魯士親王們、勃蘭登堡們、弗蘭格爾們全部都不生產士兵吃的糧食，你們，只有你們自己才生產士兵吃的糧食。”

　　正如所預料的那樣，馬克思提出的拒絕納稅的要求在全體人民中憤怒地燃燒起來。連國民議會也不得不接受這個要求，被普魯士軍隊從科倫市政廳趕出來的議員們在米茨旅館舉行了會議。在那里，以226票一致決議拒絕納稅。決議是：

　　“在國民議會不能自由地在柏林繼續開會以前，勃蘭登堡內閣無權動用國家資金和征稅。”

　　“因此，從今天起捐稅就廢除了！！

　　納稅是叛國行為！！

　　拒絕納稅是公民的首要職責！”

　　當馬克思知道上述消息以后，他又寫了一篇新的呼吁書，要求成立一個革命民團，以便貫徹國民議會的決議。

　　“不再納稅”的口號，連續28天每天在《新萊茵報》第一版的報頭下面刊登。

　　普魯士政府又起訴馬克思，法院傳訊馬克思出庭——

　　那是1849年2月8日，一個嚴寒的冬天，高聳的大教堂的尖塔周圍飄著鵝毛般的大雪。

　　馬克思、沙佩爾和施奈德爾都是一起在呼吁書上簽過名，現在他們正走在去陪審官裁判所的路上。

　　盡管風雪交加，但他們三個人精神飽滿，堅定地要供述呼吁書上的每一句話，毫不畏縮。

　　在宣讀起訴書和檢查官講話之后，馬克思發了言。

　　陪審官在馬克思第一段講話之后就已經抬起了頭，馬克思的勇敢和激情給了他很好的印象。其中一位陪審官是大酒商，他坐在陪審官的彈簧椅上，開始有些不自在起來，被告剛才說了些什么呢？

　　“國王實行了一場革命，他推翻了現存的法律制度，他不能訴諸被他自己可恥地蹂躪了的法律！”

　　在那位大酒商打算考慮上面的話之前，他已經被最后的幾句話懾服了：

　　“這是一種怯懦的法律偽善！諸位先生，你們一定不會用自己的判決來批準這種偽善的。”“我完全無法理解，檢察機關怎么還敢根據已被王權本身蹂躪了的法律來控告我們！”

　　馬克思發現好像陪審官要站起來退庭，但是他的抗辯還沒有結束，他正要更加有力的證據回擊他們。這些證據無可辯駁地、簡單明了地揭露了控訴書的違法行為。

　　“查理一世不止一次地獲得勝利，但是，到頭來還是上了斷頭臺。諸位先生，誰又能向你們擔保：現任內閣以及過去和現在都是現任內閣手中的馴服工作的那些官員，將來不會被本屆議院或它的繼承者宣判為國事犯呢？”

　　這位大酒商警悸而畏縮起來，“國事犯”這個詞對他來說好像是抽了一鞭！一個被告用這種大無畏的精神控告當權的容克地主和他們的內閣官員，這在法庭上還算第一次！

　　“諸位先生！檢察機關的代表企圖用4月6日和8日的法律來論證他的控告。我曾經不得不向你們證明，正是這些法律會取消對我們的控告。但是，不瞞你們說，我過去從未承認，而且將來永遠也不會承認這些法律。對于人民選出的代表來說，這些法律從未發生過效力，更不用說給三月革命指出道路了。”

　　“政府接二連三地采取暴力行動。它肆無忌憚地違犯極重要的法律，HabeasCorpusAkte，市民自衛團法。它在戒嚴的幌子下任意實行無限制的軍事專制。它甚至把人民代表本身都給趕跑了。而當一方蠻橫無禮地違犯一切法律的時候，卻要求另一方甚至最嚴格地遵守會議規則！”

　　“當現代社會還沒有摧毀和消滅舊社會賴以強行保全自己的那種正式的遺留下來的權力以前，當它還沒有摧毀和消滅這個社會的國家權力以前，它是不可能高枕無憂的。天賦王權的統治——這也就是過時的社會成分的統治。”

　　檢察官聚精會神地做記錄，他多次停筆去考慮被告的為人。

　　站在檢察官面前的是像他自己一樣的一個大學生，法律學家的兒子，大概不會是那種流浪的手工業工人吧？！什么東西鼓舞了這個人，使他這樣熱衷于工人的事業？

　　“這樣看來，在這兩個社會之間不可能有和平。他們的物質利益和需要使得他們進行你死我活的斗爭。一個社會必然獲得勝利，而另一個社會必然遭到失敗。這是它們之間惟一可能的和解。因此，在這兩個社會的最高政治代表之間——在國王和人民代議機關之間，也不可能有和平。”

　　馬克思坐下，法庭沉默大約一分鐘，一種少有的、壓抑的沉默，直到最后主審法官繼續傳訊沙佩爾。

　　沙佩爾和施奈德樂同馬克思一樣進行自我辯護，他們勇敢地承認了呼吁書中的話。

　　無可奈何。馬克思天衣無縫的邏輯思維和毋容置疑的事實以及那一字一句如同顆顆熾熱的子彈……法庭在這種強烈反差的氛圍下，原告成了被告。

　　法官也傾向了馬克思。

　　全體法官退庭。

　　被告在法庭庭丁的看守下，在法庭黑暗的走廊里踱來踱去。他似乎聽到了陪審官們在室內發生了無休止的爭論。不出意料，送給他的法庭裁決書上寫著：“無罪釋放。”

　　這個月，政府向馬克思提起兩次起訴，都如此以馬克思的勝訴而告終。

　　工人和市民為爭取德國憲法而組織起來的斗爭在工業城市薩克森和萊茵省被反動派的軍隊鎮壓下去了。為了參加以后的普法爾茨和巴登的起義，正在比利時參加斗爭的恩格斯短期回到了科倫。

　　《新萊茵報》于1849年5月19日被查封了。

　　馬克思召開最后一次工作人員會議，并把他寫的準備在報紙停刊號上用紅字刊登的那篇文章的幾段念給大家聽：

　　“歐洲的總革命的大火山不僅在沸騰，而且就在爆發的前夕，那紅色的、火山噴出的熔巖之流將很快地把全部得天獨厚的、強盜騎士式的經濟永遠埋葬。那卑鄙、偽善、荒淫、腐朽而怯懦的，可是還顯得傲慢的資產階級，將被那最后變成聰明的、統一的無產階級群眾把他當作贖罪的獻品推入熾熱的火山的噴火口……紅色！紅色！紅色！紅色勝利了！紅色共和國已經臨近勝利的前夕！”

　　編輯室里沉默了一會兒，每個人都在回憶這最后的幾個月，想到那位在所有的政治問題上是他們的領導者、在一切私人問題上是他們的朋友和助手的馬克思，他們從他的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現在一切都過去了……

　　同心愛的工作分手不是容易的事，當馬克思感到眼圈濕潤的時候，他背轉身來，向窗外眺望。

　　恩格斯站在馬克思身旁，把手搭在他的肩上，隨后，其他幾位編輯都走進來了。

　　“朋友，你們不要難過掉淚！”馬克思激勵地說，“我們還要再干，而且到那時，所有的人將站在我們這一邊！”

　　5月19日的最后一號《新萊茵報》從第一行到最后一行全是用紅色油墨印刷的，發行數千份。人們想方設法用高價從他人手里競相轉買終刊號。

　　《新萊茵報》就像一團正燃燒的火焰，就像一面飄揚的旗幟……

　　《新萊茵報》“紅色終刊號”印發的第一個星期，恩格斯、威廉和斐迪南受到通緝，馬克思和德朗克、維爾特要被驅逐出境。5月11日給馬克思的驅逐令寫道：“《新萊茵報》愈益堅決地煽動居民蔑視現存政府，號召暴力革命和建立社會共和國。”還命令：“若彼對此項要求不服，應著即押送出境。”

　　總編輯用他激動得顫抖的筆編審最后一期稿子。

　　退還債權人的股金。
　　發放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的工資。
　　支付紙商的貨款和通訊員的稿酬。
　　為通緝的戰友籌劃好盤纏和生活費用。

　　……

　　馬克思和燕妮把自己最后一點積蓄都拿出來了。

　　全家剩下的一點東西就是燕妮身上最后一件銀器，出走前也不得不立刻送去當鋪用于旅費。

　　馬克思最大的痛苦是離別祖國。可現實擺在馬克思面前的又是只有流亡的這惟一出路。

　　馬克思這位政治流亡者、通緝犯和被迫害者第三次來到塞納河畔的巴黎，他化名M·拉姆博次。

　　他在巴黎的戰友，戰斗生活中那結成深情厚誼的戰友呢？

　　海涅病得很重，連三步路也不能走，他要從靠背椅到床上去，都不得不扶著墻壁走……

　　巴登和普法爾茨的斗爭已經結束，軍事法庭分設在曼海姆·弗萊堡和施塔特等地。

　　恩格斯在參加普法爾茨和巴登起義時擔任費賴沙爾·維利希的副官，他的命運還不知怎樣？

　　夏天很快就過去了，還一直沒有聽到恩格斯的消息，終于在6月的最后一天，燕妮興奮地帶著喜訊沖進房間里，她說：“弗里德里希還活著，他在瑞士的韋維。你自己看信吧，他在信里寫了什么？”

　　馬克思從她的手里奪過信，迅速地瀏覽一遍，然后又仔細地、反復地讀了幾遍，他忽然縱聲大笑地說：“他還在擔心我，我有可能逮捕……我必須馬上給他回信！”他笑出了眼淚，“我親愛的，你自己也這樣子，怎么還老為我感到不安呢？！”

　　這時，燕妮也流淚了。馬克思驀地抱著她，就像是抱住了恩格斯……

　　這一夜，馬克思沒有怎么入睡，噩夢一直折磨著他，他好思念他的戰友……

　　他又想起信中幾段話：“《新萊茵報》方面有一個人參加了戰斗畢竟是件好事，因為所有民主派無賴都在巴登和普法爾茨，而目前他們正在吹噓他們所沒有完成的英雄業績。否則，又會有人叫嚷什么《新萊茵報》的先生們膽子太小，不敢參加戰斗。可是，在所有的民主派先生當中，除了我和金克爾，沒有一個人打過仗。”

　　“弗里德里希，這位勇敢的‘騎士’，過去我對他的愛騎馬飛馳越野的擔心真是多余的……”馬克思為恩格斯感到驕傲，恩格斯挽救了報紙的名譽，并且證明他們不僅能做文字辯論，而且，如果時代需要，他們還可以投筆從戎，參加戰斗。

　　那很好，他平安無恙。

　　馬克思想著想著，不知什么時候入睡了。

　　一覺猛然醒來，他披衣坐到寫字臺旁，點起雪茄，揮筆疾書，給恩格斯寫回信。

　　“我們全家都在這里。法國政府曾經要把我驅逐到莫爾比昂省這個布列塔尼的朋齊維治地去，直到現在我拒不執行。

　　……紅色沃爾費現在住在我這里，財務情況自然是十分混亂。

　　弗萊里格拉特繼續留在科倫，如果不是我的妻子懷孕的話，我在經濟上一有可能就將欣然離開巴黎。”

　　馬克思十分注意從那些驅逐出境的人員中研究德國的事變。

　　8月底，他接到法國政府要他離開巴黎的命令。馬克思早就下了決心，一旦驅逐出境，他馬上就走。他激動地對燕妮說。

　　“我不去摩爾比安，我離開法國去英國倫敦去，但是鑒于你目前的狀況，明智的辦法還是暫時留在巴黎。”

　　燕妮向來就為馬克思分擔憂患和迫害，這時她勉強微笑著，以便表示她對這種新的無奈并不悲傷。

　　馬克思緊緊地握著她的手，十分感動地說：“燕妮，我親愛的！你多勇敢啊！”

　　燕妮緊緊偎依著又要離開的丈夫……這時，他們都感覺到了她腹中的新生命在蠕動……

　　8月24日，馬克思一個人登上了開往倫敦的輪船。因為沒有錢，全家無法與他同行，加上燕妮又正處于妊娠的最后一個月。

　　可想而知，馬克思這次倫敦之行他心情更不好。他以前和恩格斯一道在英國的兩次短暫旅行，并沒有給他留下令人快慰的印象。英國人的實用的、平穩的和忍耐的性格，跟他的好動的和急躁的性格有些格格不入。另外馬克思的英語還掌握得不太好，這就使他的活動大受限制，使他感到某種依賴性。

　　環境和條件盡管對他有多方面的不利，可他一到英國，又立刻投入了政治斗爭。他恢復了共產主義者同盟的領導，并重新組織了同盟的活動，與此同時，他進行關于籌辦德文機關刊物談判，準備在這里創辦《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

　　這時歐洲大陸上到處都在迫害革命者，有一些革命者逃到英國來了。他們都是一小批一小批的，既沒有錢，又不懂英語。來自歐洲各個國家的都有，既有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又有波蘭人、法國人。在倫敦的德國人增加到300人，基本上是工人和小手工業者。他們找工作往往碰壁。馬克思和他的朋友，在他們本人受著窮困煎熬的同時，組織了一個倫敦救濟委員會，作出了革命團體的好榜樣。

　　馬克思寫出激動人心的號召書。他和同志們為了籌集必要的生活費用整天奔波于倫敦街頭。

　　眼看懷孕的妻子帶著三個孩子和琳蘅于9月15日就要到倫敦來，錢幾乎沒有，他迫在眉睫的還要解決個人的生存問題。

　　錢，這個既可愛又可惡的瘋狂的魔獸，一時以其光環炫耀于人，一時又以其“銅臭”被厭棄于人。馬克思不由得不好意思地想起了這之前給幾位朋友寫的“要錢”信：

　　6月7日，馬克思給恩格斯寫信，談了德法兩國形勢的一些看法后，他簡單、直率地向他提出：

　　“你必須設法在什么地方給我弄些錢；你知道，我為了履行《新萊茵報》的義務已經把最近的收入用光了……”并在“給我弄些錢”的下面打上著重號。

　　7月13日，馬克思不得不寫信給魏德邁說他的妻子在巴黎已一文不名。他問是否可以爭取他關于蒲魯東的書（《哲學的貧困》）出第二版得到一筆預支稿費，這本書在布魯塞爾沒有全部賣掉。

　　使情況更糟的是：法國政府把馬克思看作危險人物，禁止他在巴黎居住，并勒令他住到布列塔尼半島偏僻、又有礙健康的莫爾比昂省去，還規定在那里不得擅自離開。

　　往往這時，馬克思經過片刻的絕望之后又會重新振作起來。1849年8月23日他馬上給恩格斯寫信談他的新計劃：

　　“……我要離開法國。

　　“去瑞士不給我護照，所以我必須去倫敦，而且就在明天動身……

　　“此外，我在倫敦創辦德文雜志有肯定的希望……

　　“所以，你必須立即前往倫敦。

　　“我肯定對此抱有希望……”

　　“希望在哪里？……”馬克思一時又在責怪自己經濟上的無能，“妻兒子女到倫敦來了怎么辦？看著我的滿臉鬢須能飽肚嗎？”

　　于是，馬克思在9月5日給詩人弗萊里格拉特寫信：

　　親愛的弗萊里格拉特：

　　我只給你寫幾行字，因為四五天來，我生了一種類似輕霍亂的病，感到非常軟弱無力。

　　我的妻子來信，要我告訴你已收到你的信和所附的100法郎。你想想巴黎的警察多么卑鄙：他們連我的妻子也去打擾；他好容易獲準在巴黎呆到9月15日，即我們所租房子到期的日子。

　　現在我確實處境困難。我的妻子臨近產期，15日她又必須離開巴黎，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弄到必要的錢，使她能夠動身并在這里安頓下來。

　　另一方面，我有一切希望在這里辦一個月刊；但是時間緊迫，而且頭幾個星期困難特別大。

　　燕妮來了。馬克思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給她安排在一家貧困的家里寄宿，一面繼續疲于奔命，四處奔走，以求找到一個較為方便點的住處，因為燕妮產期已近。最后他在簡陋的切爾西街區的安德森街4號找到一個比較合適的住處。11月5日，燕妮生下一男孩，取名亨利希·格維多。

　　這時馬克思一家又正面臨著嚴酷無情的冬天。燕妮在1850年5月20日給魏德邁寫信談起了艱難的處境：

　　……我的丈夫在這里被日常生活的瑣事壓得喘不過氣來，而且這一切是如此令人苦惱，以致需要他的全部精力，他的全部的鎮定的、清醒的、冷靜的自尊感，才能堅持這種每日每時的斗爭。親愛的魏德邁先生，您知道，我的丈夫為了報紙曾經作了多大的犧牲，他拿出了幾千現款，而當成功的希望幾乎沒有了的時候，他卻成了報紙的所有人（好心的民主派硬叫他這樣干的，否則他們自己必須負擔債務）。為了挽救報紙的政治榮譽，為了挽救科倫友人的公民榮譽，他挑起了一切重擔，賣掉了自己的印刷機，交出了全部收入，臨行前還借了300塔勒來償付新租的房舍的租金，支付編輯的薪金等等——而這時他已經是被驅逐出境的人。

　　您知道，我們沒有給自己留下任何東西。我到法蘭克福去典當了我們僅有的最后一點銀器。在科倫我托人出賣了我的家具，因為衣物和其余一切東西都有被查封抵債的危險。當倒霉的反革命時期到來時，我的丈夫到巴黎去了，隨后我帶著我的三個孩子也去了，但他還沒有來得及在巴黎安身，又被驅逐了，我本人和我的孩子們也被禁止在那里繼續逗留。在他之后我也渡過了拉芒什海峽，過了一個月我們的第四個孩子出生了。要了解倫敦以及這里的情況，才能知道撫養三個孩子和生育第四個孩子多么不容易。單房租一項我們每月就得付出42塔勒。這一切我們只能用當時我們自己所有的錢來支付。但是，我們為數不多的錢在出版《評論》時已經花光了，雖然訂了合同，錢還是拿不到，即使拿到了，也只是零星小數，因此我們在這里的處境十分悲慘。

　　我只要把我們的一天的生活情況如實地向您講一講，您就會看到，過著類似生活的流亡者恐怕是不多的。因為這里奶媽工錢高，盡管我的胸和背部痛得很厲害，我還是決定自己給孩子喂奶。但是這個可憐的孩子從我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痛苦和內心的憂傷，所以他總是體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著劇烈的痛苦。他從出生以來，沒有一個晚上是睡到兩三個小時以上的。最近又加上了劇烈的抽風，所以孩子終日在死亡線上掙扎。由于這些病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傷裂口了；鮮血常常流進他那抖動的小嘴里。有一天我正抱著他這樣坐著，突然我們的女房東來了。我們一個冬天已經付給她250多塔勒。其余的錢按合同不應該付給她，而應該付給早已查封她的財產的地產主。但她否認合同，要我們付給她5英鎊的欠款，由于我們手頭沒有錢（瑙特的信來得太晚了），于是兩個法警，將我不多的全部家當——床鋪衣服等，——甚至連我那可憐的孩子的搖籃以及眼淚汪汪地站在旁邊的女孩們的比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們威脅說，兩個鐘頭以后要把全部家當拿走。那時忍受著乳房疼痛的我就只有同凍得發抖的孩子睡光地板上了。我們的朋友拖拉姆趕忙進城去求人幫忙。他上了一駕馬車，馬狂奔起來，他從車上跳下來，摔得遍身是血，被人送回我們家來，那時我正和我可憐的發抖的孩子們在哭泣。

　　第二天我們必須離開這個房子。天氣寒冷、陰暗、下著雨，我的丈夫在為我們尋找住處，但是他一說有四個孩子，誰也不愿收留我們。最后有一位朋友幫了我們的忙，我們付清了房租，我很快地把自己所有的床賣掉，以便償付藥房、面包鋪、肉鋪、牛奶鋪的欠款，他們聽說我被查封財產都嚇壞了，突然一齊跑來向我要賬。把出賣了的床從家里抬出來，搬上小車——您知道，又出了什么事？當時天色已晚，太陽已經落了，按英國的法律在這個時候是禁止搬運東西的，于是房東領著警察來了，說里面可能有他的東西，說我們想逃到外國去。不到五分鐘，我們門前就聚集了不下二三百個看熱鬧的人，切爾面的流氓全來了。床又搬了回來，只好等第二天早晨太陽出來以后再交給買主；最后，當我們賣掉了一切家當，償清了一切債務之后，我和我的可愛的孩子們搬到了萊斯特廣場萊斯特街一號德國旅館我們現在住的這兩間小屋。在這里我們每星期付五個半英鎊才湊合住下來了。

　　親愛的朋友，請原諒我這樣詳盡地向您講述了我們這里的僅僅一天的生活。我知道這是失禮的，但是今天晚上我心潮翻滾，兩手發顫，不得不把心里話都向我最好的最忠實的老朋友一一傾吐一次。您不要以為這些小事所造成的煩惱把我壓倒，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在我們的斗爭中我們決不是孤獨的，而且我有幸是少數幸福者中的一個，因為我的身旁有親愛的丈夫，我的生命的支柱。真正使我痛苦萬分，使我傷心的是，我的丈夫不得不經受這樣多的瑣屑的苦事，而本來只要很少的東西就可以幫助他；他心甘情愿地、愉快地幫助過很多的人，而在這里卻得不到任何幫助。但是，前面已經說過，親愛的魏德邁先生，您不要以為我們要向什么人提出要求。即使我們得到過什么人的接濟，我的丈夫還是能夠用他的財產加以償還的。我的丈夫對于那些了解他的思想、得到過他的鼓勵、受到過他的支持的人所能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在事業上為他們《評論》更多地出力，更多地關心《評論》。我能夠驕傲而大膽肯定這一點。這是他們應當為他做的一點小事情。我不知道，難道我的丈夫憑他的著作還沒有資格拿十分銀格羅申的報酬嗎？我相信，沒有人會因此受到損害。這就是我感到苦惱的事情，但我的丈夫卻不以為然。在任何時候，甚至在最可怕的時刻，他從來不失去對未來的信心，仍然保持著極其樂觀的幽默感，只要看到我很愉快和可愛的孩子們向媽媽撒嬌，他就心滿意足了。親愛的魏德邁先生，我這樣詳盡地向您講述我們的情況，他是不知道的，因此，請您別提起這封信里的事。

　　他只知道我以他的名義請您盡快把錢收齊寄來……

　　再見吧，親愛的朋友！請代表我向您的親愛的夫人致以衷心的問候，請代我這個常常為自己的孩子流淚的母親吻您的小寶貝……盡管有這一切的一切，我們的三個大孩子長得都非常好，女孩子們個個美麗、健壯、活潑、可愛，我們的小胖子十分滑稽和逗趣。這個小鬼整天興致勃勃地扯著嗓門唱些滑稽可笑的歌，當他用心全力高唱弗萊里格拉特的《馬賽曲》時，房子都顫動了。他唱道：

　　快來吧，六月，你這立功的時刻，
　　我們渴望建樹新的功績。
　　這個月份正如它的兩個不幸的先驅者一樣，
　　它的世界歷史使命也許就在于要開始巨大的斗爭，
　　而在這個斗爭中我將重新攜手戰斗。
　
　　祝您健康！

　　一天，恩格斯拎著送給孩子的禮物找到了倫敦馬克思的住宅。

　　經過一場血與火的戰爭的洗劫，這位在戰場上敗下來的“副官”，還是那樣的穿著整齊，花格子的西服、亮直的發路也顯出其疲憊后的一種抖擻精神……

　　恩格斯明顯地消瘦了，因為瘦，個子更顯出其比粗獷、敦實的馬克思高出許多。

　　“您是從哪里來的？”馬克思急忙問。

　　“從意大利來。”

　　“怎么到意大利去了？”

　　暴動失敗后，恩格斯逃到意大利，從意大利才跑到馬克思身邊來的。

　　恩格斯很擔心地問：“您早就沒有錢用了吧？”

　　馬克思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燕妮臉上微微地紅了，但在他面前用不著客氣，客氣反而覺得是侮辱了他。

　　恩格斯緊接著說：“走投無路的時候老頭子才給了我一點錢，先拿著這一點。”連個數字也不說，恩格斯就把錢交給了琳蘅，他又說：“黨和全人類勞動人民等著您的勞動；您只管做你的工作，相信我，錢是會有的！”

　　燕妮心中暗想，世界上再沒有這樣好的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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