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7年5月，盧梭從英國回到了法國的加萊港，但并無“重歸故里”之感，在法國境內，盧梭仍然是一個通緝犯。為了隱藏身份，他改名為雷諾。過去一向愛護盧梭的孔蒂親王對他的處境仍然很關心，提醒他要小心提防別人的抨擊。不久，他和戴萊絲又遷往圣丹尼斯市居住。為了充實隱姓埋名的隱蔽生活，盧梭繼續研究植物，到處采集標本，還以書簡形式寫下研究成果，有時還和國外的植物學家通信聯系，如英國的波特蘭女伯爵，他們曾經一起采集標本，盧梭和她通信，署名就是“植物學者”。采集標本時，他也常常想起從前和媽媽在尚貝里度過的那些快樂的日子，那時他們曾一起采集草藥，提煉藥丸，生活是那么純凈。

　　除了研究植物外，他還繼續寫他的回憶錄。回到法國的第一年，他寫完了《懺悔錄》的第五章到第六章，即這本書的第一部。這部分主要是他童年和青年時代的生活，寫到1742年他動身到巴黎為止。盡管這一段生活也充滿艱辛，但總體上給盧梭留下的記憶是平穩中而有甜美，寫作時也主要是沉浸于幸福的回憶。他當時曾想寫到此為止了，因為他怕繼續寫自己那慘痛的歷史會引起感傷，而且他也怕涉及從前和他有關系的一些人的名聲，甚至也不愿意涉及和他仇恨最深的人的名聲，所以他在第一部的最后寫道：如果我的名字能夠流傳到后世，人們也許有一天會知道我還有什么話要說而沒有說。那時候，他們也就會知道我所以保持緘默的緣故了。這話說過兩年，他又在迫不得已情況下改變了主張，《懺悔錄》還是寫下去了。1769年盧梭又開始寫第七章至第十二章，即《懺悔錄》的第二部，最后完成的時間是1770年11月。本來和出版商約定，要等盧梭去世20年后才能發表，事實上，《懺悔錄》的第一部不會涉及到任何人的名聲，所以在1782年就出版了。又過了7年，即盧梭死后11年，第二部也在日內瓦出版，當時書中提到的有好多人都還健在。《懺悔錄》是盧梭晚年的重要著作，是一部最具有個性特點的自傳，它記述了盧梭從出生到1766年被迫離開圣皮埃爾島之間五十多年的生活經歷。盧梭在敘述這些經歷時，也展示了自己同情平民的感情和追求自由平等的思想，體現著自他發表第一篇論文起逐漸成熟起來的理論和觀點。它不僅是盧梭的生活的歷史，也是他對這種生活進行思考的歷程，是他的情感和思想發展的歷史。這部極富思想性和藝術性的作品，被后人看作一首抒情的詩，一首世界文學中最美的詩，它成為文學史上獨樹一幟的標志，并進一步凸現了他作為浪漫主義抒情文學大師和開拓者的地位。當然這部作品的缺陷也是明顯的，那就是對朋友過于尖刻和不寬容，這對于一個屢遭迫害而又思維敏感的人來說，也許是很難避免的。

　　盧梭住在圣丹尼斯市這一段生活是比較安靜的，就是采集植物標本和寫《懺悔錄》。他在給一個朋友的信中反映了當時的生活內容：

　　你肯定不會了解我從散步和采集植物中所獲的快樂，我借這種良好而單純的消遣來保持心中的平靜。下雨時，我便從事寫作，我寫的是我的一生，并不是外表的生活，而是我的真實生活，我一生中最隱秘的感情和我的性靈。

　　遺憾的是，這種平靜的生活被一個突如其來的事件打破了。一位名叫德強斯的城堡看守人意外死亡，盧梭成為被懷疑的對象。因為他常常帶著酒和食品到城堡里找德強斯聊天，有人懷疑他在酒里放毒使德強斯致死的。盧梭為證明自己的清白，要求法醫驗尸；經過驗尸，證明盧梭是無辜的。但是失去了一個朋友，又被人懷疑畢竟不是愉快的事，便于1768年7月到了格勒諾布市，在那里繼續采集植物標本。其間，他去了一趟尚貝里，找到華倫夫人墓地，他久久地佇立在墓前，回憶初遇媽媽的情景和從她那兒享受到的仁厚和慈愛，深情悼念這位令他永世不忘的女人。8月份，盧梭又到了戈布市。當時該市正在籌備一項活動，市長聽說他來到本市，馬上請他共進晚餐。盧梭很喜歡這個城市，在一家旅館里訂了房間后便寫信讓戴萊絲到這里團聚。

　　8月25日，戴萊絲來到了戈布市。4天后，盧梭和她設晚宴隆重招待市長和他的表兄。在市長面前，他倆舉行了婚禮，盧梭將戒指戴在戴萊絲手指上，發誓共同到老，至死不渝。這是他們在一起生活25年后感情發展的結果。現在他們誰也離不開誰了。盧梭在寫給朋友的信中表達了這種情感：

　　想必你已經知道我那位長久的伴侶，終于成為我的妻子了。因為她決定跟隨著我，分擔我的痛苦，所以我必須做這種安排。25年來相聚的歲月，終于使我們結為一體。信心和互愛使我們緊緊地結合在一起，直到我死為止，她將是我最溫柔和我所需要的伴侶。

　　1769年2月1日，盧梭和戴萊絲從戈布市遷往蒙魁鎮的一個農場居住。農場四周風景優美，有蜿蜒而流的雷泥河和氣勢雄偉的杰拉山。這地方是希沙基侯爵的私產，讓他們住一間舊屋。盧梭聽到窗外樹上燕子的叫聲高興得了不得，戴萊絲卻感到在這里越來越厭倦，想回巴黎重過都市生活。這個矛盾使盧梭很苦惱。為了緩和這個矛盾，他努力使她生活快樂。戴萊絲生病的時候，盧梭不顧體弱多病，幫助料理家務，直到她恢復健康。

　　1770年春，盧梭決定遷往巴黎，這一年他已被法國當局赦免，可以自由選擇居住地了。6月份，戴萊絲終于實現回巴黎的愿望。

　　他們住在古老的布拉屈斯鎮，靠盧梭的版權收入和朋友的津貼維持生活，另外抄寫樂譜和作曲也有些收入。盧梭生活很有規律，清晨起床，立即到寫字臺前謄寫樂譜，吃完早飯后，又繼續在桌前工作，直到下午。有時他和戴萊絲一起外出用餐；有時他倆到山丘上欣賞夕陽，或者和鄰居們一起游戲。每逢這個時候，他們都格外高興。

　　回到巴黎的頭一年，盧梭完成了他的《懺悔錄》。之后，他還擔心后世對他的一生沒有一個完整的印象，怕那些謗書所留下的陰影不能消除，便于1772年至1775年間寫了三則長篇對話，在他身后于1780年匯成文集，以《對話錄——盧梭審判讓-雅克》之名發表。對話是在一個法國人和盧梭之間進行的。這個法國人從未讀過盧梭的作品，卻盲目地接受了盧梭的敵人伏爾泰、格里姆、霍爾巴赫所塑造的盧梭的形象。對話中的盧梭對這些陰謀作了最猛烈的抨擊，也對自己作了最敏銳的分析。

　　這時候，盧梭已經變得非常孤僻了。他疑心重重，不相信任何人，不讓別人進他的書房，也很少和過去的熟人聯系。可是他越不愿見人，外界的人就越想見見這個隱居者。格里姆便借機捏造一些有趣的故事，寫成文章發表。其中有一個故事敘述人們急于想見這位隱士的情形：

　　有一天，一大群人聚集在廣場上。

　　“你們聚集在這里干嗎？”有一個人問。“我們等著看一看盧梭先生。”另一個人回答。“誰是盧梭？”

　　“我們也不知道，不過他等一會兒要經過這里。”雖然盧梭沒有在這種大場合中公開露過面，但他偶爾也會在一些女士面前朗讀他的新作，并申明他有權公開朗讀，因為官方查禁的只是他的書。確實，他在一些貴族王室家里朗讀過《懺悔錄》，有時從早晨一直讀到深夜。朗讀時他并非只挑選某些章節，也不刪減任何細節，而是包括他在書中所記述的高尚情感和種種錯誤，全都原原本本地朗讀出來。當他讀到把子女送進孤兒院時，許多女士都同情地低下了頭。盧梭的讀者和聽者不限于婦女，有的顯貴及立法者也向他請教。有一位叫維科斯基的波蘭貴族因境內政局不穩，特意來拜訪盧梭，向他詢問補救辦法。盧梭以他《社會契約論》中有關政府的立論向他解釋說：國家的政府組織影響國民的士氣、愛好及道德觀。如果將您的國家的人民引向另一種情感，您將使他們的心靈充滿一種民族情操，這會使波蘭人民和歐洲其他國家的人民顯著地區別開來。只要讓人民愛他們的國家，他們將會全心全意地效忠國家，即使國家的法律不公允，人民有愛國情操自然會做個好公民。因為只有好公民才能使國家有力量，并走向繁榮。盧梭的這些建議，后來被馬克思贊譽為“盧梭曾為波蘭人草擬了最好的政治制度。”盧梭知道他的《對話錄》無法出版，而在法國又沒有一個摯友可以代為保管。《對話錄》正是展示他當時心中的強烈感覺：世人都在一致對他進行迫害。他正為此事躊躇，碰巧遇到以前在英國的好友布司比先生，便把已謄好的《對話錄》第一部分交給他保管。其余部分謄寫完后，也想交給布司比，但他已離開巴黎。盧梭很擔心手稿落入他的敵人手中，便想了個主意，將《對話錄》包好，在外層紙上寫上：“托付給全能之主保管。”里面還夾著一張禱告詞：

　　公理與正義之神，受害者的保護者，請你接受我的獻品，我將這手稿置于你的祭壇前，寄托給上帝保管。我是個不幸的陌生人，孤獨而得不到別人的幫助，而且不斷被人嘲笑、譏諷、貶損。在以往的15年里，遭受比死還難受的屈辱，貶損我的尊嚴，而且所受的這一切迫害，我無法了解其原因。我沒有辯解的機會，我與外界聯系的權利也遭剝奪。我對于人類不存有希望，因為他們充滿了欺騙、誹謗和謊言。

　　我將我的作品托付給你保管，讓它傳到一個較好的下一代手中，他們將從我的作品中發現一個既無怨恨，也不欺騙別人的人遭受了怎樣的命運。如果我的作品落入怨恨我的人的手中，而將它毀滅或刪改，我也不會在意的，因為我遵從我主的公義，遵循我主的意志。

　　1776年2月24日，盧梭帶著《對話錄》手稿前往巴黎圣母院，打算把它放在祭壇前，置于主的腳下。他急匆匆趕往大教堂，穿過布滿鵝卵石的廣場，經過拱門，向圣壇走去。走到柵欄前發現平時開著的柵欄緊鎖著，無法進去。這時，他的身體搖晃起來，頭也像挨了打似的晃動著，無法將作品呈獻給主，使他非常懊惱。他頭昏目眩地走回家，內心的郁悶再度發作，他激憤地寫了一篇《致所有愛好正義與真理的法國人》宣言：

　　法國人呀！這個曾是溫和與愛好和平的國家，你們竟變成現在的地步，你們怎么會變得如此不幸和孤獨？你們為何要剝奪我的權利？為何要使我的殘余歲月陷入苦惱、憂愁和羞恥之中，而又不讓我知道其原因？不讓我辯解我的理由、我的怨言，甚至不準許我有發言的機會？我將一顆無辜的心和一雙無邪的手交予上帝，請求他賜給我一個你們對我的羞辱無法進入的庇護所。

　　他將這篇宣言抄寫多份，拿到街上向行人散發，但是過路的人們對他的宣言不感興趣，沒有人愿意拿走。此刻盧梭終于看清他的一切努力全部歸于無效，徒然自苦而一無所得。于是他決心采取惟一可取的辦法，那就是一切聽天由命，“不再跟這必然抗爭”，通過這種方式來使內心安寧下來。從此，他每天都在巴黎近郊作長時間的漫步和遐想，從1776年春持續到1778年春，整整兩年。他把這些遐想寫了下來，共有10篇，后來被匯集成書，在其身后1782年以《漫步遐想錄》之名出版，也有的版本題作《一個孤獨者漫步的遐想》。不再與必然抗爭了，焦躁的情緒安靜下來了，沉入了“省察內心”的遐想之中。這種習慣使他喪失了對自己痛苦的感受。可是，一次意外的事件又給他帶來了另一種痛苦。1776年10月24日，盧梭和往常一樣到郊外散步，在漫步中遐想。大約晚上6點鐘，他從山岡上走下來，看到走在前面的幾個人突然閃開，只見一條高大的丹麥狗在一輛馬車前飛奔，向他撲來。盧梭已來不及躲避，只得騰空一跳，想讓飛奔的狗在他跳起的瞬間穿過去，但狗還是撞上了他的雙腿，使他頭朝下栽倒在地，頓時失去了知覺。幸虧馬車夫及時煞住了車，不然還會有更大的災難。直到天黑，盧梭才蘇醒過來，發現身上流著血，但并不感到疼痛，心底里反而有一種奇妙的寧靜的感覺。他謝絕了車夫的幫助，還堅持步行回家，不知怎么走完的兩公里路程，在黑暗中摸上樓梯，一進屋就摔在地上，又一次失去了知覺，戴萊絲見狀發出了尖叫……第二天盧梭才知道他受的傷比他想象的重多了：上唇內側撕裂；四顆牙齒嵌入上腭，整個上腭都腫了；右手大拇指扭傷，腫得厲害；左手大拇指也受了重傷；左胳臂和左膝蓋也都腫了。盧梭疼痛難忍，飽嘗皮肉之苦。

　　事故發生后不幾天，消息便傳遍了巴黎。有的報紙在報道這個消息時，加上個意味深長的標題：《盧梭被狗踐踏！》還有的對事實歪曲篡改，甚至從中演變出謠言，說盧梭已經摔死。所以當盧梭康復后出外散步時，有幾個人看到他出現驚詫的神色。有人寫信告訴盧梭，一家報紙公布這一“喜訊”時，還以向他致悼詞的形式，預言人們在盧梭死后獻給他的祭品是痛恨和辱罵。

　　這些半是謠傳半是詛咒的消息，在盧梭的心中煽起了陣陣恐懼，已經麻木了的警覺又被驚醒了。他更加相信自己從前的結論：他個人的命運和名聲，已經被這一代人蓋棺論定，自己所做的任何努力都是無濟于事的。

　　想到這些，他感到自己的那些敵人都由于命好而步步高升，他們又因為和他結仇而異乎尋常的團結一致，只要有一個人拒絕當同謀，只要有一件加以阻撓的事發生，就可以使反對他的陰謀歸于失敗。但是這種事情一件也沒有發生，所以他深信這決非出于偶然，而是一種宿命，是早已寫在神諭上的。他這樣想下去，不僅沒有感到痛苦，反而得到了安慰，使他的心安靜下來，去俯首聽命于上帝的安排。他崇拜至善至美的上帝，他相信上帝是公正的，他要自己去受苦受難，然而他知道自己是清白的。

　　盧梭要用自己的信仰撫慰自己受傷的心靈，任憑別人如何如何，自己則要學會無怨無艾地忍受；他相信世人公正看待他的那一天遲早會到來。

　　盧梭雖然對“充滿了欺騙、誹謗與謊言”的這一代人已經不抱任何希望了，但他還希望他的作品能夠“傳到一個較好的下一代人手中”，也就是說，他對下一代人還是抱有希望的。所以他相信世人公正看待他的那一天遲早會到來。有了這個信念，他的心又平靜下來了，他又恢復了每天散步、遐想、采集植物標本、寫作、做他自己愿意做的事。1777年底至1778年初那個冬天，盧梭很少外出，他的生活好像不那么有規律了。

　　1778年4月12日，是復活節前的又一個宗教節日——圣枝主日。這天清晨，盧梭聽到了教堂的鐘聲，立刻想起50年前的這個節日，他初次見到華倫夫人，當時的情景一下子浮現在眼前，使他先是一陣激動，接著便是悵然長嘆。思索了片刻，他便拿起筆來，寫下對她的追思：

　　今天是圣枝主日，同華倫夫人初次見面，至今已經整整50年了。她當時只有28歲，而我還不到17歲……

　　我沒有哪一天不在愉快地、懷著深情回憶起這段時期，這是我不受干擾、沒有阻礙地充分體現我自己的時期，現在可以理直氣壯地說這是我真正生活的惟一而短暫的時期。

　　5月20日，應朋友吉拉丹侯爵的盛情邀請，盧梭離開巴黎，遷到了侯爵在埃爾姆農維爾的別墅去居住。他住在這里非常安閑，幾乎不和任何人來往，也不再寫作，每天散步、閑游和尋覓標本，在植物花草中尋求樂趣。

　　7月2日，盧梭還是按照老習慣一清早就外出采集植物標本，但這次因為腳痛很快就回家了。喝完咖啡，他對戴萊絲說要去吉拉丹侯爵家，給他小女兒講音樂，并囑咐她給鎖匠付款。

　　戴萊絲找到鎖匠付完款后回到家時，聽見盧梭呻吟說：“我感到胸口一陣陣疼痛，大腦也像被敲打似的。”這時是早晨7點鐘，外面天氣晴朗，盧梭說他想看看美麗的陽光，戴萊絲便扶他到窗前，只聽他說道：“全能的主啊！天氣如此晴朗，沒有一片云，上帝在等著我了。”說完，他便失去了知覺。到充滿陽光的地方去了。后經醫生診斷，寫下了“由于嚴重的尿毒癥而引起的中風”的記錄。

　　第二天，人們紛紛來到埃爾姆農維爾，瞻仰這位偉人的遺容。隨后，他被安葬在波拉斯島上，這是他生前向往的地方。法國大革命后，1794年4月15日，革命政府遷葬盧梭靈柩于巴黎先賢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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