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初次會見斯大林


　　1939年秋季，朱可夫在蘇蒙邊界哈勒欣河大敗日本關東軍后，立刻接到莫斯科的命令，到人民委員部報到，重新分配工作。他到達莫斯科時，正值政府頒布授予紅軍高級指揮人員將級軍銜的命令。朱可夫被授予大將軍銜。

　　幾天以后，斯大林親自接見了朱可夫，這是朱可夫第一次見到斯大林，心情非常激動。接見時，房間中除了斯大林，還有加里寧、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員。斯大林和朱可夫打招呼以后抽起煙斗，并向朱可夫問道：“你認為日軍怎么樣？”朱回答說：“與我們在哈勒欣河作戰的日軍士兵訓練不錯，特別是近戰。他們守紀律，執行命令堅決，作戰頑強，特別是防御戰。下級指揮人員受過很好的訓練，作戰異常頑強。他們一般不會投降，剖腹自殺時毫不遲疑。但中高級軍官訓練差，缺乏主動性，習慣于墨守成規。至于日軍的技術裝備，我認為是落后的。日軍的坦克相當于我們的MC—1式坦克，非常落后，武器很差，最大行程小。應當說，在戰役初期，日軍的空軍比我們強，在我們還沒得到改裝的‘鷗’型和伊—16以前，他們的飛機比我們優越，但當以斯穆什克維奇為首的榮獲蘇聯英雄稱號的飛行員來到以后，制空權就牢牢地掌握在我們手中了。應當指出，與我們作戰的是日本的精銳部隊，是所謂的皇軍”。

　　斯大林很感興趣地聽著朱可夫的介紹，然后他又問道：“我們的部隊打得怎么樣？”

　　朱可夫詳細地匯報了蘇軍的士氣，說：“我們的正規部隊打得很好。彼得羅夫指揮的摩托化步兵第36師和來自外貝加爾由加拉寧指揮的步兵第57師都打得很出色。但是，由烏拉爾調來的步兵第82師開始打得不好，這個師的指戰員訓練時間很短，在開赴蒙古以前不久才擴編的。補充了不少剛入伍的新兵。我們的坦克部隊打得很出色，特別是由蘇聯英雄科夫列夫旅長率領的第11旅表現突出，如果我們沒有這2個坦克旅和3個摩托化裝甲旅，肯定不會如此迅速地合圍并殲滅日軍第6集團軍。我認為，我們必須大大擴充裝甲坦克部隊和機械化部隊。我們的炮兵在各個方面都比日軍強，特別是射擊方面，穩操勝券的部隊在整體上比日軍強得多。蒙古部隊也打得很好，特別是他們的裝甲營在巴英查崗山打得很好，應當承認，蒙古的騎兵易于遭受飛機襲擊和炮火的殺傷，他們受到的損失很大。”

　　斯大林沉思片刻后又問：“庫利克、巴甫洛夫和沃羅諾夫是怎么幫助你的？”

　　“沃羅諾夫在計劃炮兵火力和輸送彈藥方面給了我們很大幫助。至于庫利克，我看不出他做了什么有益的工作。巴甫洛夫向我們的坦克手介紹了他在西班牙獲得的經驗，對我們很有幫助。”

　　朱可夫目不轉睛地望著斯大林，看到他很有興趣地傾聽他的講述，于是繼續說：“對于我們所有部隊、兵團指揮員、部隊指揮員和我本人，哈勒欣河的戰斗都是一個學習戰斗經驗的好機會。我認為，日本方面也會通過這次戰役，對紅軍的作戰能力得出一個比較正確的結論。”

　　這時，加里寧插話問朱可夫：“你認為，日本政府入侵蒙古，它追求的主要目標是什么？”

　　朱可夫不假思索，胸有成竹地回答道：“近期目標是奪取哈勒欣河以西的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然后沿哈勒欣河建立筑壘地區，以掩護其籌劃修建的第二條戰略鐵路。這條鐵路將從中東鐵路的西面伸向我外貝加爾邊界”

　　這時，朱可夫想到了德國與英法集團之間的戰略態勢問題，就向斯大林問道：“斯大林同志，我不知該如何理解西方戰爭的極端消極性？下一步戰事將會如何發展？”

　　斯大林笑著說：“以達拉第為首的法國政府和以張伯倫為首的英國政府不愿認真對希特勒作戰。他們仍在慫恿希特勒同蘇聯作戰。1939年他們拒絕同我們建立反希特勒同盟，他們不想束縛住希特勒侵略蘇聯的手腳。但這對他們沒有什么好處，他們自己要為這種近視的政策付出代價。”

　　這次談話，斯大林的外表，低沉的聲音，對問題深刻的分析，淵博的軍事知識以及聽匯報時聚精會神的神情，都給朱可夫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2. 出任總長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里接見了朱可夫，并聚精會神地聽取了他的報告。爾后，斯大林對他說：

　　“現在你已經有作戰經驗了。你到基輔軍區去，用自己的經驗訓練部隊吧。”

　　就這樣，朱可夫便于第二天走馬上任，當上了基輔大軍區司令。到職后，待的時間不長，約有幾個月時間，主要抓了一次大型戰役戰略演習。該演習的總導演是國防人民委員鐵木辛哥和總參謀長梅列茨科夫。

　　演練的總題目的：以蘇聯遭到法西斯德國突然襲擊為背景，組織“紅”、“藍”兩軍的防御和進攻的戰役戰略演習。蘇方為“紅軍”，德國為“藍軍”。西部特別軍區司令巴甫洛夫上將扮演“紅軍”，基輔軍區司令朱可夫扮演“藍軍”（即“德軍”）。雙方各自準備，進行大規模的戰役戰略演習，設想以此作為戰略情況基礎。如在蘇聯遭到德國突然進攻時西部邊界可能發生的情況。

　　斯大林十分重視這次演習，要求各軍區和各集團軍司令員，各軍區和各集團軍事委員和參謀長，各軍事院校校長，教授和軍事科學博士，各兵種監察部部長，各總部和總參謀部領導干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自始至終參加了這次大規模演習。

　　斯大林召見這次演習的總導演鐵木辛哥，詳細詢問了演習的準備情況。問鐵木辛哥，“誰扮演‘藍方’？誰扮演‘紅方’？”

　　這次演習預計達到的戰略目的，是檢查戰爭初期軍隊的掩護和行動計劃中的主要措施是否可行，是否合適，有無抵御德國發動突然襲擊的能力。總參謀部提供的作戰背景材料，充分反映了法西斯德國軍隊最近在歐洲的行動。

　　根據斯大林的建議，此次演習的總講評將在克里姆林宮里進行。演習結束后，國防人民委員部和總參謀部的領導人、各軍區司令員及參謀長均被邀請到克里姆林宮。除斯大林外，出席講評的還有政治局其他成員。

　　總參謀長梅列茨科夫大將報告了演習的經過。當他談到雙方力量對比的數字和“藍”方在演習開始階段的優勢，特別是坦克和空軍的優勢時，斯大林（聽到“紅方”的失利感到氣憤）打斷他的話說：

　　“不要忘記，在戰爭中重要的不僅是數量上的優勢，還有指揮員和軍隊的作戰藝術。”

　　斯大林接著又追問道：

　　“‘紅方’部隊行動失利的原因在哪兒呢？”

　　擔任演習中“紅方”司令的巴甫洛夫想用一句俏皮話支吾過去，他說“勝敗乃兵家常事，演習中失誤這是常有的事。”斯大林顯然很不愛聽這句俏皮話。于是，嚴肅地批評了巴甫洛夫說：

　　“軍區司令員應掌握軍事學術，應善于在任何情況下得出正確的結論。而你在這次演習中沒有做到這點，表現很差。”

　　回憶起來，這次演習充滿著戲劇性情節。據朱可夫后來回憶，當時“紅”、“藍”軍在“戰場”上所發生的一切情況，在很多方面，與1941年6月22日蘇聯遭到法西斯德國進攻后所發生的情況相仿。幾乎出現了驚人的一致。

　　在演習講評的第二天，斯大林召見朱可夫。一見面，斯大林就開門見山地對朱可夫說：

　　“政治局決定解除梅列茨科夫總參謀長的職務，任命你接替他。”

　　這個決定完全出乎朱可夫意料之外，他不知道如何回答。沉默了一會兒，他對斯大林說：

　　“斯大林同志，我從沒有在司令部工作過。我一直在部隊里。總參謀長我干不了。”

　　“政治局決定任命你，”斯大林說，他把重音放在“決定”兩個字上。斬釘截鐵、口氣堅定。

　　當朱可夫明白了任何反對都無濟于事時，他表示感謝對他的信任，然后說：

　　“好吧，如果發現我不是一個稱職的總參謀長時，我將請求再回部隊。”

　　“好吧，我們談妥了，明天中央頒布命令，”斯大林說。

　　一刻鐘以后，朱可夫到國防人民委員鐵木辛哥那里。他微笑地對朱可夫說：

　　“我聽說了，你拒絕擔任總參謀長的職務。剛才斯大林同志給我打電話了。現在你回軍區去，盡快到莫斯科來。基爾波諾斯上將受命接替你，當軍區司令，但你不必等他，暫時讓軍區參謀長普爾卡耶夫代理司令職務。”

　　朱可夫立刻啟程奔赴莫斯科。在偉大衛國戰爭前夕，于2月1日，到達莫斯科的第二天就接替了梅列茨科夫大將的工作，當上了蘇軍總參謀長。

　　戰前五年時間里，斯大林下令更換了四個總參謀長。這樣頻繁地更換總長，使新任總長不可能完全掌握國防情況，也不可能深入地全面考慮未來戰爭的一切方面。


　　3. 良言苦諫


　　朱可夫上任后深感形勢岌岌可危，戰爭迫在眉睫，于是便認真抓了戰前軍隊動員計劃和戰役戰略展開計劃。其實，在他上任以前，在沙波什尼科夫元帥、梅列茨科夫大將和瓦杜丁中將領導下已經制定了作戰計劃和動員計劃，只不過由于斯大林的錯誤估計形勢，選錯了德國軍隊的進攻方向，使蘇軍在戰爭初期造成重大損失。

　　斯大林錯誤地認為，法西斯德軍在對蘇戰爭中首先是力圖占領烏克蘭和頓涅茨河流域，以奪取蘇聯最重要的經濟地區，掠奪烏克蘭的糧食、頓涅茨克的煤，然后是高加索的石油。斯大林在1941年春天審查作戰計劃時說：“沒有這些最重要的資源，德國法西斯就不可能進行長期的大規模的戰爭，德軍的主要突擊方向必定在這里。”

　　斯大林享有崇高的威望。任何人都沒有想到去懷疑斯大林的意見和他對形勢的分析。但是斯大林在判斷敵人的主要突擊方向上確確實實犯了錯誤。

　　1941年2月批準了軍隊動員計劃（組織問題和物質問題）的最后一個方案，稱這“—41號計劃”，這個計劃下發各軍區，并指示在1941年5月1日以前完成原動員計劃的修改。西部國境的筑壘地域，是從1940年初開始構筑的。構筑筑壘地域的方案，是斯大林根據伏羅希洛夫和沙波什尼科夫的報告批準的。可是工程1941年6月還沒有完成。

　　戰爭開始前建成的鋼筋混凝土工事約有2500個，其中1000個裝備有要塞炮，其余的1500個只裝備有機槍。

　　關于新的筑壘地域，國防人民委員和總參曾多次指示各軍區加速構筑。每年有將近14萬人在新國境線上構筑工事。

　　朱可夫援引總參謀部1941年4月14日就這個問題專門下達一個訓令摘錄，著重指出，一直到戰爭爆發也沒有真正建筑起來。

　　“紅軍總參謀部雖三令五申，但永備工事安裝武器和做好戰斗準備的進度，仍遲緩得令人不能容忍”。

　　根據斯大林的錯誤指示，當時認為最危險的戰略方向是西南方向的烏克蘭，而不是西部方向的白俄羅斯。而1941年6月希特勒統帥部恰恰將主突方向選在西部方向，在白俄羅斯方向集中使用了最強大的陸軍空軍集團。正是白俄羅斯方向距離蘇聯首都莫斯科最近。

　　這一錯誤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朱可夫作為總參謀長不得不在戰爭的前幾天里，把早先集中在烏克蘭和后來調往那里的第19集團軍全部和第16集團軍的許多部隊和兵團，轉移到西部方向，加入西部方面軍的編成內從行進間進入交戰。毫無疑問，這個情況對于西部方向的防御作戰進程是有影響的。這便貽誤和失去了戰機，給敵人提供了有利條件。

　　斯大林在戰前，輕信了情報部門向他提供的假情報，并對真情報做了錯誤的分析。作為總參謀長的朱可夫和作為國防人民委員的鐵木辛哥并不了解那些情報。直到1953年3月斯大林病逝后，從歷史檔案中才查明那些寶貴的情報，也弄清了斯大林在戰爭迫在眉睫情況下，仍聽不進朱可夫正確分析和評估的奧秘。

　　明明知道德國法西斯軍隊在蘇波邊界、蘇德邊界大量集結軍隊，形勢每況愈下，朱可夫決定調動部隊，針鋒相對，下令進入一級戰斗準備，斯大林仍猶豫不決，生怕觸犯了德國，影響兩國關系，給人以口實，受人以柄。

　　直到1941年6月20日晚上，德軍發起進攻的前一天深夜，基輔軍區參謀長普爾卡耶夫中將向朱可夫緊急報告，從一德軍投誠司務長口中得知，德軍已進入出發陣地，德軍將在6月22日凌晨全面發動進攻。

　　獲悉如此重大情報后，朱可夫立刻向斯大林報告。他依然憂慮。他問：

　　“這個投誠者不會是德國將軍為了挑起沖突而派來的吧？”

　　鐵木辛哥果斷地回答：“絕對不是。我認為投誠者說的是實話。”

　　朱可夫主張立即命令邊境軍區進入一級戰斗準備。斯大林不同意。他認為“現在下令為時尚早，也許問題可以和平解決。”還一再叮囑“邊境部隊不要受任何挑釁影響，以免問題復雜化。”經過朱可夫的爭取，下了一個命令，但將斯大林的命令也寫進去。凌晨才將命令下去，使邊境部隊無所適從。過了三個半小時，德國法西斯軍隊就背信棄義，不宣而戰。

　　德軍發起總攻時，斯大林正在克里姆林宮里睡覺。朱可夫向他報告。開始，秘書不接電話，說怕影響斯大林休息。經過朱可夫一再堅持，才叫醒斯大林。他聽朱可夫十萬火急的報告后，在電話里沉默好長時間不表態。最后，讓他們和政治局委員立刻到克里姆林宮來開會，說需要討論一下。

　　人員到齊后，斯大林還堅持說：

　　“應該立刻給德國使館打一個電話。”

　　不久后，德國大使主動找上門來，向外交部長莫洛托夫遞交了一份“宣戰書”。

　　斯大林頓時臉色蒼白，木然地坐在那里，手里握著裝滿煙草的煙斗。沉思，一陣長時間的令人難以忍受的沉寂。

　　朱可夫站起身來，建議立刻下令迎戰、還擊……

　　戰爭初期，由于準備不足，前線一片混亂。為了集中智慧有效地統率這場戰爭，成立了統帥部。后來又成立了國防委員會和最高統帥部，斯大林擔任最高統帥。

　　為了摸清前線情況，斯大林于6月22日下午1點打電話通知朱可夫：

　　“我們各個方面軍司令員缺乏足夠的作戰指揮經驗，看來有點發慌。政治局決定派你到西南方面軍擔任統帥部代表。還準備派沙波什尼科夫和庫利克去西方面軍。他二人已到我這里接受指示。你必須馬上飛往基輔，會同赫魯曉夫到設在捷爾諾波爾的方面軍司令部去。”

　　朱可夫問斯大林：“在目前這樣復雜的情況下，由誰來領導總參謀部呢？”

　　斯大林答道：“讓瓦杜丁留下吧。”

　　然后稍微帶點怒氣地補充說：“請你抓緊時間。不必擔心我們，這里好歹可以對付。”

　　情況不明，斯大林心里發慌，急于查明前線兩軍態勢，和千方百計地打亂德國法西斯軍隊的閃擊戰進攻的布局。

　　在整個偉大衛國戰爭期間，朱可夫曾以統帥部代表的名義深入前線組織、協調各方面軍的作戰行動，就地指揮戰略性戰役，先后共有15次之多，而且不管深入到哪里，都備受下邊方面軍領導和全體指戰員的熱烈歡迎。而敵人的情報機關一直在密切跟蹤他的行動，他們都把他看作“克星”，一提“朱可夫”的名字都膽戰心驚，恐懼萬分。

　　朱可夫是杰出的總參謀長，臨危不懼，頭腦冷靜，思維敏捷，洞察深刻，判斷情況準確，是統帥最得力的助手。哪里告急，斯大林就把他派往哪里；幾度臨危受命，幾度扭轉敗局，他上受最高統帥的信任，下受全體指戰員的愛戴。他在人民心目中，是勝利的象征。

　　朱可夫火速飛抵烏克蘭基輔后，經過深入調研，進一步了解到，7月19日，希特勒發布了下一階段作戰的指令，規定從博克元帥手中調出中央集團軍群的裝甲部隊，派往兩翼，其中古德里安裝甲兵團掉頭向南，去幫助勒布的北方集團軍群攻打列寧格勒。

　　7月29日，朱可夫打電話給斯大林請求接見，有緊急情況向他報告。隨后，朱可夫帶著一張戰略形勢圖、一張德軍部署圖以及蘇軍狀況和蘇聯物資技術儲備的材料，來到了斯大林的辦公室。

　　“來吧，報告你的想法吧。”斯大林說。

　　朱可夫拿著地圖，列舉了各個方面軍損失的數字，報告了編組預備部隊的進程，指明了德軍的位置及其部署，分析了德軍可能采取的戰略行動。斯大林眉頭緊鎖，微微俯身仔細地看著地圖。

　　“你從哪里知道德軍將如何行動？”善于察顏觀色的蘇軍總政治部主任麥赫利斯在一旁挖苦地問。

　　“我不知道德軍將要行動的計劃，”朱可夫回答說，“我們的建議是基于對敵軍，首先是對敵人在戰略性戰役中起主導作用的裝甲坦克和機械化部隊的狀況的分析提出來的。”

　　朱可夫繼續報告說，莫斯科戰略方向上的德軍，由于損失太大，最近不可能實施進攻戰役；列寧格勒方向上的德軍，在沒有得到補充兵力之前，不可能奪取列寧格勒；烏克蘭的德軍正在與蘇軍對峙。朱可夫認為，蘇方最薄弱和最危險的地段是中央方面軍，德軍可能利用這個弱點，向西南方面軍的側翼和后方實施突擊。

　　“你的建議是什么？”斯大林帶著一種十分奇特的神情問道。

　　“首先加強中央方面軍，至少給它增加得到炮兵加強的3個集團軍。同時委派一位經驗豐富、能干的方面軍司令員，具體說我建議由瓦杜丁擔任。”朱可夫繼續說道，“西南方面軍必須全部撤過第聶伯河，把兵力集中起來，以免被敵包圍。”

　　“基輔怎么辦，”斯大林驀地站了起來。

　　朱可夫停頓了一下，他知道，放棄基輔對斯大林，對所有蘇聯人意味著什么。但他暗暗告誡自己，不能感情用事，作為一名軍人在祖國和人民面前有責任提出自己認為當前惟一可能采取的建議。

　　“基輔不得不放棄，”朱可夫緊盯著斯大林的臉色說道，“在西部方向需要馬上組織反突擊奪回葉利尼亞的突出部，這個橋頭堡可能被敵人用來進攻莫斯科。”

　　“哪里還有什么反突擊？真是胡說八道，把基輔交給敵人，虧你想得出來。”斯大林沖著他一向依賴的總參謀長怒吼起來。

　　朱可夫臉色一陣紅一陣白，他實在忍耐不住了，回敬道：“如果你認為我這個總參謀長只會胡說八道，那么還要他干什么。我請求解除我的總參謀長職務并把我派到前線去。我在那里可能對祖國更有好處一些。”

　　“請你冷靜些，如果這樣提出問題，那么我們缺了你也能行，”斯大林煩躁地說，“你回去吧，我們馬上研究一下再叫你。”

　　半小時后，朱可夫邁著沉重的步子重新回到斯大林面前。

　　斯大林板著臉宣布，決定解除朱可夫的總參謀長職務，由沙波什尼科夫接任。斯大林問朱可夫：“你愿意去哪里？”

　　“我可以做任何工作，可以指揮一個師，一個集團軍，一個方面軍。”

　　“你剛才說到要在葉利尼亞附近組織反突擊，那就請你負責這件事吧。現任命你為預備隊方面軍司令。”

　　“我一個小時后就趕去報到。”說完，朱可夫敬了個軍禮，轉身就要走。斯大林拉住了他的手，口氣溫和、臉帶微笑地說，“請注意，你仍然是最高統帥部的成員，來來，我們再一起喝會兒茶，還可以談談別的內容。”

　　朱可夫勉強坐了下來，一小時后，他動身前往設在格查次克的預備隊方面軍司令部。

　　事實證明朱可夫是完全正確的。基輔會戰歷時一個半月，最后以蘇軍慘敗而告終。9月19日，基輔失陷。約有65萬名蘇軍官兵被德軍俘虜，大量物資裝備為德軍繳獲。一再堅持死守基輔的赫魯曉夫，在基輔失陷前半小時時，同布瓊尼、鐵木辛哥乘飛機倉皇離開基輔，險些當了德軍的俘虜。

　　當初斯大林非旦沒有聽取朱可夫的逆耳忠諫，還不公正地撤了他的職。朱可夫帶著滿肚子委屈趕到葉利尼亞前線后，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每天工作20個小時左右，以拼命的工作忘卻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對待。他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不僅察看地形、熟悉部隊，而且親自審問德軍俘虜，了解德軍的部署和官兵的士氣情況，做到知己知彼。爾后，他精心制定了周密的作戰計劃。

　　8月中旬，朱可夫向葉利尼亞地區的德軍發起進攻。戰斗十分激烈。雙方在所有地段同時展開激戰。德軍用密集的大炮和迫擊炮火力圖阻止蘇軍的進攻。朱可夫胸有成竹，沉著應戰，下令動用方面軍所有的飛機、坦克、大炮和新研制的“喀秋莎”火箭炮予以還擊。在朱可夫卓越的指揮下，蘇軍于9月6日攻占了葉利尼亞。這次戰役，蘇軍共殲敵近5個師，消滅德軍約5萬人。這是蘇德戰爭開始以來蘇軍取得的第一次重大勝利；蘇軍的士氣大為提高，勝利的信心更加牢固。斯大林聽了這一消息，立即打電話給朱可夫，感慨地說，“你們是好樣的！”并命朱可夫返回莫斯科。

　　9月8日，朱可夫回到莫斯科。斯大林緊握住他的手親切地說：“你這一仗打得不錯。你那時是對的（指朱7月29日的報告）。現在想上哪？”

　　“回前線去，”朱可夫干脆地說。

　　“回哪個前線？”

　　“您認為需要去的那個前線。”

　　斯大林臉上露出少有的舒心的笑容。他說：“去列寧格勒吧！列寧格勒處境十分困難。德國人如果奪取了列寧格勒，并且同芬蘭人會合，就能從東北面迂回莫斯科，那時的形勢就更加嚴重得多。”

　　朱可夫表示堅決服從，但他要求允許他帶兩三位將軍去，替換過度疲勞的司令員們。斯大林說：“你愿意帶誰就帶誰去吧！”隨后，斯大林又就各方面軍領導改組及敵人下一步的行動征求了朱可夫的意見。

　　哪里危急，朱可夫就會在哪里出現。

　　1941年9月9日，朱可夫帶領他親自挑選的三位將軍，乘專機飛往列寧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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