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零點起步

　　國內戰爭結束后，蘇聯紅軍進入了大規模建設的新階段。為了重振已處于癱瘓狀態的國內經濟，蘇共中央決定減少軍費開支，裁減軍隊員額。這樣，到1924年，整個武裝力量由國內戰爭時的550萬人驟減至56萬人。

　　在大規模裁軍的過程中，朱可夫被最后留了下來。

　　朱可夫自參加紅軍之日起，從一個普通士兵晉升為排連長，他始終信守一條準則，那就是以身作則與士兵同甘共苦，處處嚴格要求自己，從零點起步，向更高的目標攀登。1922年6月至1923年3月，朱可夫先被調往騎兵第38團當連長，后來又被提升為薩馬拉騎兵第7師第40團副團長。在此期間，他堅守自己的人生準則，克服種種困難，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到他所獻身的軍隊建設事業中去。

　　當時在紅軍大多數部隊中，還不具備軍人正常生活所必需的設備良好的兵營、首長住房、食堂、俱樂部和其他設施。他們分散在村子里，住的是農民的小屋，做飯是行軍灶，馬匹拴在院子里。那時他們都認為，這樣的生活條件是正常的，因為國家正經受著巨大的困難。

　　部隊的領導干部大多是年輕力壯、精力充沛、意志堅強的人。再者，他們大多數是單身漢，除了工作以外，沒有什么牽掛。他們興高采烈地工作，每晝夜工作15～16小時，但要把各種各樣的事情都安排妥當，仍感到時間不夠。

　　1923年春天，朱可夫接到師司令部的電話通知，要他去見師長。原因不明，應當承認，當時他多少有點緊張，是不是出了什么錯？

　　師長卡希林熱情地接待了他，請他喝茶，長時間地詢問他們團戰斗和戰術訓練的情況。后來，他又突然問朱可夫道：

　　“你看，我們對騎兵的訓練是否符合未來戰爭的需要？對未來戰爭你是怎么看的？”

　　這個問題在朱可夫看來很復雜。他臉紅了，一下子回答不上來。很明顯，師長看出了他有些慌張，耐心地等他鎮靜下來。

　　朱可夫回答說：“為了按現代要求來訓練部隊，我們指揮員還很缺乏必要的知識和技能。我們現在是按著在舊軍隊所學的來教部屬的。為了能很好地訓練部隊，必須用現代軍事知識武裝領導干部。”

　　“這是對的”，師長同意地說，“我們盡力做到我們的指揮員能進軍事政治院校和訓練班。但這是一個比較長的過程，而我們的學校又很少。所以指揮員首先得自學。”

　　他在房內走了幾步，突然向朱可夫宣布，已決定任命他為布祖盧克騎兵第39團團長。

　　“我對你雖不十分了解，但和我談過話的許多同志推薦你擔任這個職務。如果沒有反對意見，請你去司令部看批件。任命的命令已簽署了。”

　　朱可夫同師長分手后，心情十分激動。新的職務十分光榮，責任也十分重大。他心里想，指揮一個團始終被認為是掌握軍事學術的最重要環節。

　　團是基本戰斗部隊，團一級的戰斗需要組織陸軍各兵種的協同動作，有時還不僅限于陸軍的各兵種。團長必須熟悉下屬各分隊，以及在戰斗情況下通常配屬給團的加強兵器。團長必須善于在戰斗中選擇主要方向，并把基本兵力集中于主要方向。這一點當敵人在兵力兵器上占有優勢時特別重要。

　　一個團長，如果能熟練地掌握對團的指揮方法并能保障團經常保持戰斗準備，那么……朱可夫十分珍惜這一機會，他暗下決心，只要自己努力在這個崗位上不斷錘煉自己，將來一定能成為一個優秀的指揮員。

　　朱可夫所接手的這支部隊，是一支紀律松懈、訓練較差的落后團隊。朱可夫上任后，大刀闊斧地進行了營區建設，加強了全團的戰斗訓練和紀律教育。很快，就使這支落后的團隊成為師里的尖子團。

　　朱可夫深知自己在實際工作方面的能力要比理論問題上強，為了提高自身的理論水平，他抓緊一切時間給自己“充電”。團的工作繁雜而瑣碎，有時一干就是十幾個小時。朱可夫只好向睡眠和休息要時間。對他來說，犧牲一點休息時間是值得的，只有獲得知識才能休息得安心。


　　2. 百煉成鋼


　　仲夏，國內戰爭的英雄加伊擔任了朱可夫他們師的師長。

　　他現在是懷著愉快的心情來回憶和加伊師長一同工作時的情況。他們第一次見面是在野營帳篷里，當時加伊召集各團團長和政治委員開會。進門報告以后，加伊讓大家圍著他的工作桌坐下來。朱可夫發現他是一個漂亮的、軍人姿態端正的人。他的眼光里流露出友好的神情，他平和、安靜的聲音說明他具有沉著的性格且充滿自信。朱可夫過去聽到過許多關于加伊的英雄事跡，這次他十分注意地觀察他們的師長，真想深入到他的靈魂深處，看清他是一個什么樣的人、什么樣的指揮員。

　　談話繼續了很長時間。同師長的第一次會見給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當告別時，師長對朱可夫說，幾天以后他想看看他們團的乘馬隊列教練和戰術教練。他們團受到重視，朱可夫感到十分榮幸，不過他承認團里還有許多缺點。

　　“讓我們共同來克服這些缺點”，加伊微笑著說，接著補充了一句，“你很要強，這很好”。

　　三天以后，根據師司令部的指示，他們全團帶出進行檢閱。師長騎著一匹全身烏黑而腿是白色的馬登上了小山崗，注意地觀看團的演習。他那匹馬性情暴烈，但是騎手用他有力的手和緊夾馬肚的小腿使它乖乖地聽從指揮。

　　朱可夫進行演習指揮時，起初用口令，后來用馬刀（所謂“無聲演習”），再后來用號音。變換隊形、行進、轉彎、變換方向、立定、看齊等動作，部隊做得比朱可夫本人估計的要準確得多。最后，全團展開成散兵線向敵人沖鋒進行包圍（這是哥薩克人沿用的一種沖擊動作）。朱可夫在戰斗隊形的中央，率領全團向師長所在的高地沖去。到達高地后，全團向中央靠攏看齊，他走近師長，準備報告演習結束。還沒有等他開始報告，師長高高舉起雙手并喊道：

　　“我投降，投降，投降！”然后他走近朱可夫，熱情地說道，“謝謝，非常感謝！”

　　他走到隊伍的中央，站在馬鐙子上向戰士們說道：

　　“我是一個老騎兵，很熟悉騎兵的戰斗訓練。今天你們的行動說明，你們認真地、竭盡全力地盡到了紅軍戰士對祖國的職責。作為紅軍戰士，正應該這樣。具有優良的戰斗訓練，正確認識對人民的職責，這是我們英雄紅軍不可戰勝的保證。謝謝你們，今天你們使我非常高興。”

　　師長轉向朱可夫，和他握手，微笑地對他說：

　　“讓同志們去休息吧，我和你去看看野營的設備。”

　　加伊師長對這次演習做了充分肯定，使大家很受鼓舞。朱可夫從師長對待普通紅軍戰士那種平易近人的態度中學到了許多東西，他想加伊不僅是一位首長，而且是一位可親的老同志，是一位最優秀的共產黨員。

　　9月末，上級要求朱可夫所在薩馬拉騎兵第7師開赴奧爾沙地域參加軍區的演習。這次演習也像野營訓練一樣，是國內戰爭結束后的第一次。

　　師長指定朱可夫指揮的團擔任師主力的前衛。這就是說該團不僅必須在短時間內完成長距離行軍，而且必須執行行軍警戒的任務，經常做好準備，以便能迅速展開與“敵人”“戰斗”，并應為師主力投入“戰斗”創造最有利的條件。

　　拂曉時，派往前方的偵察員向朱可夫報告，在莫斯科—奧爾沙鐵路線那面，有“敵人”軍隊向奧爾沙車站方向運動。在奧爾沙接近路上，掩護鐵路樞紐部接近路的部隊已投入“戰斗”。

　　像在演習中常見的那樣，帶白袖章的調理員從四面八方馳向朱可夫團。調理員是幫助領導排練演習的指揮員。

　　“關于‘敵人’你了解多少情況？”

　　“你的決心是什么？”他們提出各種問題。

　　朱可夫回答說，他馬上到前隊去，親自進行實地勘察，在那里定下決心。兩腿一夾馬刺，幾分鐘后，他就跑到前隊。前隊由積極主動的康斯坦丁·秋賓連長指揮。

　　秋賓向他報告，“敵人”近兩個團的步兵已展開成臨戰隊形，在鐵路線一側向前面高地方向運動。在高地一帶我步兵已投入戰斗。“敵人”步兵很顯然還不知道我騎兵部隊已進入這一地區，因為他們既沒有碰到“敵人”的警戒，也沒有碰到“敵人”的偵察。

　　前隊指揮員還沒有報告完，發現一群騎兵向他們跑來。其中一人騎著一匹全身烏黑而腿是白色的馬，他們遠遠地就認出是師長加伊。朱可夫簡短地重復了一下剛才了解到的情況后，向師長報告說：“現在是向

　　“敵人”發起突然沖擊的最有利時機，我決定全團立即展開成戰斗隊形向敵人翼側沖擊，特別是地形對我們的沖擊非常有利。”

　　師長用望遠鏡觀察了一下，然后說道：

　　“罕見的好機會，大膽行動吧！在攻擊以前，用全部炮兵機槍火力進行射擊。師的主力20～30分鐘即可到達。他們將向‘敵人’集團的背后進行突擊，以便徹底摧毀‘敵人’”。

　　一個小時以后，整個“戰場”煙霧彌漫，第7師的幾個騎兵團展開成戰斗隊形，高喊“烏拉”向“敵人”沖去。整個景象真是動人壯觀，戰士的臉通紅，眼睛緊緊盯著前方，像在真的戰斗中一樣。“戰斗停止”的信號中斷了“戰斗”的進一步發展。到此整個演習結束。

　　在1923年9月舉行的這次軍事演習中，朱可夫的團及時捕捉戰機、戰斗作風勇猛頑強，不僅師長加伊十分滿意，還得到了演習總指揮圖哈切夫斯基的高度贊揚。

　　此后不久的一天，國內戰爭時期的傳奇英雄布柳赫爾來到朱可夫團。他視察了宿舍、食堂和文娛設施后問道：

　　“你們的戰備情況怎么樣？要知道你們離國境線不遠。”

　　朱可夫回答說，全團人員都清楚了解自己的職責，隨時準備履行對祖國的義務。

　　“那很不錯嘛。現在請你向全團發出‘警報’信號。”

　　說實話，這是他所沒有料到的，但他毫不慌張地向團值班員命令道：

　　“發出‘戰斗警報’信號”。

　　一小時以后，全團在駐地集合完畢。布柳赫爾非常仔細地檢查了騎兵的馱載、武器、裝備及其一般戰斗準備。他特別仔細地檢查了機槍連，對一個機槍班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因為他們沒有按規定往機槍內注水，而且毫無水的儲備。

　　布柳赫爾問道：

　　“你們知道這種疏忽在戰爭中會導致什么后果嗎？”

　　戰士們無言對答，臉脹得腓紅。

　　“要從這個錯誤中吸取教訓，同志們。”

　　布柳赫爾在檢查過戰斗準備以后，提出一個補充戰術情況：假設敵人正接近一個非常重要的戰術地區，企圖很快地奪取它。“敵人”距該地區12公里，而我團距“敵人”約25公里，這就是說，有利的戰術地區位于我團和“敵人”的中間。

　　時間緊迫，已不允許向下級指揮員說明情況、解釋戰斗任務，因為延誤時間“敵人”就可能先于我方到達該地區。朱可夫決定：第1連帶4挺重機槍和一門火炮作為前隊隨他快步前進，戰斗任務在途中布置。團的主力在副團長指揮下距前隊3公里行進，準備投入遭遇戰。

　　在前進中不斷變換步法，有時用跑步。最后前隊得以先“敵”占領該有利戰術地區，組織火力迎擊敵人。

　　戰斗結束后，布柳赫爾向全團講話：

　　“謝謝你們，指戰員同志們，你們忠誠地履行了軍人職責。你們團今天顯示出一切都是應當受到稱贊的。我號召你們忠誠地繼承并發揚光榮的薩馬拉騎兵師的戰斗傳統，這個師曾同白衛軍和干涉軍進行過英勇戰斗。希望你們隨時準備完成我們偉大祖國的戰斗命令。”

　　全團報以“烏拉”的歡呼聲。很顯然，布柳赫爾熱情的話語使戰士們很受感動。朱可夫毫不隱瞞他對眼前這位天才統帥——傳奇英雄的熱愛和崇敬。他夢想有一天會成為像他那樣令人仰慕的英雄人物。


　　3. 高校深造


　　1924年，聯共（布）決定對紅軍進行改組，以提高戰斗力，并把軍事科學的新發展吸收進去。這期間，紅軍總參謀部成為真正的首腦機關。

　　1925年1月，才華出眾的伏龍芝擔任了陸海軍人民委員及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成為軍事改革的關鍵人物。

　　伏龍芝大膽提拔一些在國內戰爭中表現出眾的青年軍官以代替一些保守的高級軍官。為了提高指揮員的水平，伏龍芝十分重視院校教育，認為和平時期院校是造就指揮員的搖籃。

　　1924年7月，朱可夫所在師的師長加伊召見了朱可夫。加伊對朱可夫在業余時間刻苦自學給予了表揚，同時指出：“這還不夠，軍事理論在發展，我們的指揮員需要比較系統地學習一些軍事問題。”加伊決定推薦朱可夫去列寧格勒（即彼得堡）高等騎兵學校學習。

　　朱可夫第一次來到了革命的發源地列寧格勒。在那里，他懷著濃厚的興趣走遍了十月革命時作過戰的地方。這時候，他根本不會想到，17年后他會在這里指揮列寧格勒方面軍抗擊法西斯的侵略。

　　在高等騎兵學校里，朱可夫為了成為一名杰出的軍事指揮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在這個學習班里，朱可夫同羅科索夫斯基、巴格拉米揚等后來都成為了蘇軍元帥。

　　羅科索夫斯基元帥曾回憶“我們在列寧格勒高等騎兵學校里是同學。當時，沒有一個人能像朱可夫那樣，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軍事科學的研究上。只要看一看他的房間就清楚，地圖鋪滿地板，上面勾畫得密密麻麻。從那時起，朱可夫就把事業、職責置于一切之上。”朱可夫后來之所以能夠成為叱咤風云的元帥，正是因為他在學習軍事學術中走過了一條漫長的路。

　　朱可夫入學不久，高等騎兵學校改名為騎兵指揮員訓練班，學期由兩年改為一年，這使得課程變得更為繁重。朱可夫他們拼命地抓緊時間自學。后來在回憶這段歷史時，朱可夫說：“現在想起當時學習軍事知識的那種堅忍不拔、狂熱執著的勁頭，自己都感到吃驚。”

　　在訓習班里，朱可夫他們主要學習軍事理論和政治課。他們常常通過沙盤作業和地圖上作業學習理論。另外，他們還學習了騎術，特別是掌握了騎馬長途行軍和泅渡騎兵的高難動作。課余時間的文體活動，則練習使用馬刀和劍術。

　　一年時間很快就過去了。在結業的時候，朱可夫打算檢驗一下他學習的成果。為此，他和另外幾名同學向訓練班領導提出不乘火車而騎馬返回他們在明斯克的駐地。

　　朱可夫的計劃被批準了。經過長達7晝夜，長途跋涉近千公里，朱可夫順利地回到了明斯克，受到團里戰友的熱烈歡迎。朱可夫為此也受到嘉獎。


　　4. 軍中新星


　　回到部隊以后，朱可夫發現部隊的編制有了很大變化。師下轄的團由過去的6個改為4個，朱可夫的第39團此時已被合并到第40團，新編第39團由過去的第41團和42團合并組成。朱可夫被指派為新編第39團團長。

　　一年的學習，使朱可夫進步很大。盡管改編后的團一級工作比過去更復雜了，但朱可夫覺得不論是軍事工作還是政治工作，處理起來都得心應手，應付自如。在朱可夫的領導下，新編第39團的工作又走在了全師的前面。

　　這時候，作為軍事改革的一項重要措施，蘇軍開始采取單一首長制。

　　由于朱可夫所取得的突出成績，引起了上級領導對他的重視。1926年冬，騎兵第3軍軍長鐵木辛哥和政委克羅赫馬爾在軍部召見了朱可夫。

　　“朱可夫同志，我們叫你來是想讓你在擔任團長的同時兼任團的政委，成為團的單一首長。我希望你能勝任這一新的重要角色。”鐵木辛哥向朱可夫通告了軍里的決定。

　　擔任團的單一首長后，朱可夫的工作擔子更重了。在他的努力工作下，團里的各項工作顯得井井有條。不久，整個軍區都知道了朱可夫的這個團。

　　1927年春，布瓊尼來到朱可夫的團視察，對朱可夫的工作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此后，不斷有重要人物來到這里。朱可夫這顆新星正在日漸引起人們對他的注意。

　　1928年4月，國內戰爭中的英雄塞爾基奇擔任了騎兵第7師師長。朱可夫對這位新師長的能力深為折服。通過參加由塞爾基奇組織的幾次演習，朱可夫感到自己戰術素養有了很大提高。他把塞爾基奇稱為“一個稱職的教員，一個杰出的教師。”

　　英雄惜英雄。塞爾基奇對朱可夫這位下級，也充滿了好感，在一份關于朱可夫能力的報告中寫道：

　　……是一個精力充沛、果斷的指揮員。由于朱可夫同志在教育和作戰訓練方面的工作，該團在各方面都達到了要求的水平……作為一個團長和單一首長，他應該被提前晉升。

　　1929年年末，朱可夫又被派往莫斯科，進高干深造班學習。

　　這個時候，蘇聯的無產階級軍事科學已經開始形成。在莫斯科，朱可夫對此做了系統的學習，并閱讀了大量的軍事理論著作，了解了現代戰爭中人與技術兵器的關系、未來戰爭的性質、各軍兵種協同作戰以及戰略后方與前線的關系等戰略問題。這期間，紅軍副參謀長特里安達菲洛夫的著作《現代軍隊的作戰特點》一書，引起了朱可夫的濃厚興趣。

　　在《現代軍隊的作戰特點》一書中，特里安達菲洛夫根據當時軍隊的狀況和武器裝備發展的現狀，對未來戰爭提出了大膽的設想，特別是對坦克在未來戰爭中的作用給予了高度肯定。此外，特里安達菲洛夫在書中還第一次探討了戰役學問題，對師、軍、集團軍和方面軍進攻和防御的能力，戰場開進、戰役持續時間和縱深，進攻正面的寬度以及防御戰役的實施等進行了研究。朱可夫深入地研究了這些理論，掌握了一系列重要的戰役戰術題目。

　　1930年春，朱可夫從高于深造班畢業返回部隊，并被提升為騎兵第2旅旅長。

　　朱可夫開始把他在課堂上學來的理論廣泛地運用于實踐，在實踐中驗證這些新理論，并不斷地融入自己的創造。

　　正當朱可夫準備在部隊大干一番事業的時候，1930年年底，鑒于他在騎兵部隊的出色表現，他被調往莫斯科，擔任紅軍騎兵監察部助理，協助布瓊尼工作。

　　騎兵監察部在紅軍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除負責騎兵的日常工作檢查外，還組織首長—司令部演習、野外演習以及交流軍事訓練的先進經驗及各種集訓和作業。考慮到朱可夫在騎兵戰斗訓練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他被指令分管這一工作。

　　在騎兵監察部，朱可夫參加制定了紅軍第二代條令。其與第一代條令的顯著區別是，新條令強調諸軍兵種協同作戰的理論，規定使用坦克、防空和防化學武器。

　　在制定第二代條令的過程中，朱可夫因工作需要，同當時任第一副國防人民委員的圖哈切夫斯基有了多次接觸。對圖哈切夫斯基的軍事指揮才能和軍事理論水平，朱可夫早就慕名已久。通過和圖哈切夫斯基本人的接觸，他更被圖哈切夫斯基對軍事問題、特別是戰略戰役問題的敏銳觀察力和深刻見解所折服。他把圖哈切夫斯基稱為“偉大軍事思想的寶庫”，是“軍事杰出人物中的一顆燦爛的明星。”

　　新的工作崗位使朱可夫得以從更高的層次上去認識戰役戰術問題。這對他后來的發展起了關鍵的作用。

　　朱可夫在監察部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績，這使他又一次得到了提升。1933年3月，監察部向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舉薦了朱可夫，讓他擔任騎兵第4師師長。這一任命充分體現了紅軍領導層對朱可夫的信任與賞識。

　　騎兵第4師是一支有著光榮傳統的部隊。現任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是它的首任師長，該師是著名的騎兵第1軍的主力。第二任師長是現任騎兵監察部部長布瓊尼。在內戰期間，布瓊尼曾率領該師立下了赫赫戰功。但是，眼下這個師卻面臨著榮譽危機。這一來是因為布瓊尼走后的幾任師長領導不力，二來也有客觀原因。1931年，騎兵第4師屬列寧格勒軍區。1932年，該師被匆忙調往白俄羅斯軍區。由于換防倉促，各方面工作沒有跟上，對該師的日常訓練及管理造成很大影響。伏羅希洛夫一向視該師的榮譽如自己的榮譽，為此他同布瓊尼交換了意見，決定為該師物色一個能干的師長，重新樹立起它的光輝形象。

　　憑著過去對朱可夫的了解，加上近兩年一同工作中的親身感受，布瓊尼認為朱可夫是擔任第4師師長最合適的人選。

　　朱可夫任職儀式是布瓊尼親自主持的。在儀式結束時，布瓊尼激動地對朱可夫說：“第4師過去是最優秀的騎兵師，今后它也應當是最優秀的騎兵師！”

　　朱可夫在擔任騎兵第4師師長后，一方面下大力氣解決部隊的營房設施建設問題，另一方面嚴格紀律，重點抓了部隊的訓練工作。朱可夫那鐵腕式的管理風格也就在這時開始形成。

　　在第4師，朱可夫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對各級指揮干部進行教學法訓練，對中高級指揮人員重點進行戰術訓練。

　　根據多年來的經驗，朱可夫認為只有自身戰術素質過硬的指揮員才能訓練出能征善戰的部隊。朱可夫本人也非常重視戰術訓練，他把它視之為全部軍事訓練的最重要部分。事實上，他自己在長期的軍隊生活中，不論是作為一名戰士，還是最后成為國防部長，都始終在不倦地學習戰術。

　　朱可夫特別重視在實戰條件下進行部隊的訓練。為此，他經常把全師拉到野外，訓練在復雜條件下作戰的科目。

　　就在朱可夫大刀闊斧地按自己的方式重塑第4師的形象時，發生了一件事，讓朱可夫很不愉快。

　　在朱可夫就任師長半年后，軍區司令員烏博維奇發現第4師的面貌還沒有根本改變，于是便給了朱可夫一個處分。

　　這是朱可夫一生中的第一個處分。朱可夫對此感到很難接受，一來要想使一支部隊脫胎換骨，半年時間是根本不夠的，二來第4師事實上已經開始在向好的方向發展，因此他向國防人民委員會上書申訴，并表示不愿在烏博維奇手下繼續工作。

　　烏博維奇獲知這一情況后，重新審查了對朱可夫的處理情況，并親自去朱可夫的部隊檢查了各項工作。最后，他找到朱可夫，告訴他：“我發現，對你的處分是不公正的，希望你繼續在這兒干下去。”

　　“可以認為處分撤銷了嗎？”朱可夫不依不饒。

　　“毫無疑問，處分是錯誤的”。

　　這個不愉快的插曲就這樣結束了。朱可夫和烏博維奇也不打不相識，由此成為了朋友。

　　經過朱可夫一年的艱苦工作，人們驚喜地發現，過去那支威武之師又回來了。

　　1935年，在白俄羅斯軍區組織的年度大檢閱中，第4師在作戰訓練和政治訓練等各科目上都取得了出色的成績。為此，該師獲得了政府的最高獎勵——列寧勛章。同時，朱可夫個人也獲得了這一殊勛。

　　從這時起，朱可夫贏得了更多人對他的注意。他的名字開始頻頻出現在蘇聯的大小報刊上。1936年，他在政治上也邁進了一大步，被指定為參加起草新憲法草案的軍事委員會成員。

　　就這樣，在短短的幾年中，朱可夫這顆軍中新星，以耀眼奪目的光彩在冉冉升起，更美好的前程正在向他招手。


　　5. 軍事理論之爭


　　1929年，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通過一項決議，決定在1929—1930年組成常備試驗的機械化部隊。據此，1929年，蘇軍首先在白俄羅斯軍區組建了第一個機械化團。第二年，該團被擴編為機械化旅。1932年，蘇軍組建了世界上第一批機械化軍，每個軍裝備有500多輛坦克和200多輛汽車。到1936年，蘇軍已建成了4個機械化軍，6個機械化旅，6個機械化團。此外，在騎兵師還編有15個機械團。

　　機械化軍編制的出現，標志著軍事理論上的一大突破。這就意味著坦克將作為一支獨立的打擊力量出現在現代戰場上。這與當時大多數國家普遍奉行的坦克支援步兵的觀點截然相反。可以說，在運用坦克作戰的理論和實踐方面，蘇聯當時遠遠走在了前面。

　　在蘇軍建起世界上第一批機械化軍的同時，以圖哈切夫斯基為代表的蘇聯的軍事理論界提出了向縱深進攻作戰的理論。這被認為是30年代蘇聯軍事學術最主要的一項成就。

　　大縱深進攻戰役理論的主要內容是：首先對敵整個戰術縱深實施突擊，以突破敵人正面；然后使用機械化部隊投入突破口，并在航空兵的幫助下向敵整個戰役縱深實施進攻，直至完全消滅敵軍集團。該理論的特點就是強調大量使用坦克、航空兵、炮兵、空降兵，實施深遠戰線和廣泛空間的立體戰爭。這一理論在世界上處于領先地位。

　　但是，軍事理論界所取得的這一成就，在當時并未在蘇軍領導層內部取得一致，很多人還依然留戀著給他們帶來榮譽的騎兵，認為坦克只有被分散配屬給步兵或其他部隊才能發揮作用。由于這些人很多是國內戰爭中的著名將領，因此對斯大林影響很大。結果，機械化軍這一在后來的戰爭中被證明是充分正確的編制形式在當時還只是屬于試驗性質，用以驗證裝甲部隊獨立運用的優劣。

　　在這場爭論中，朱可夫是一位堅定的“坦克派”。他不僅在各種場合大聲疾呼大量使用坦克，而且通過他領導的機械化第4團進行有關大規模使用坦克的試驗。

　　“坦克懷疑論”者的一個主要顧慮是無法解決快速的坦克部隊同速度較慢的步兵之間在戰術上的協調問題。朱可夫通過試驗，提出使用摩托化步兵，結果較好地解決了利用坦克快速突破所取得的成果。

　　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根據西班牙政府的請求，蘇聯決定援助西班牙政府。

　　1936年秋，經伏羅希洛夫舉薦，朱可夫作為蘇聯的主要軍事觀察員之一被派往西班牙。

　　與朱可夫同行的，都是蘇軍的杰出人物，其中后來成為元帥的就有三位：朱可夫、馬利諾夫斯基和沃羅諾夫。實際上，他們都是被作為西班牙政府的軍事顧問派去的。

　　朱可夫他們在西班牙還有一項重要任務，就是通過西班牙這場小型戰爭來檢驗蘇制坦克的性能及坦克作戰使用的問題。為此，蘇軍向西班牙派去了一批小規模的坦克部隊。這支部隊的成員都不是普通的戰士，他們大多是坦克部隊的中下級指揮員，在這里試驗裝備的性能并取得實戰經驗。

　　蘇聯這些坦克部隊在西班牙參加了多次戰斗，卻戰績不一。有些戰斗打得很出色，有些則很糟糕。特別是在非特·德·愛布羅的戰斗中，40輛蘇聯坦克通過泥濘地帶投入了戰斗，結果只有12輛最后返回陣地。

　　西班牙內戰提供了試驗場，新式武器得到試用，一些有爭論的現代戰術觀點，也可以在這里加以研究。

　　但是，作為一場小型戰爭，西班牙的經驗并不典型。可是蘇軍內部對大量使用坦克持懷疑態度的人卻以此大做文章。同為軍事觀察團成員、時任蘇軍坦克部隊領導人的巴甫洛夫，在他寫給斯大林的報告中斷然否定現代戰爭中坦克能發揮獨立的作戰作用。

　　結果，盡管朱可夫等人據理力爭，但斯大林最終還是被“坦克懷疑論”者說服了，解散了大部分坦克部隊，使坦克仍然退居步兵輔助武器的地位，導致了蘇軍編制體制上的重大退步。對此，朱可夫痛心疾首。


　　6. 將才嶄露


　　當朱可夫他們還在西班牙驗證坦克的作戰作用理論時，遠隔千里之外的蘇聯卻發生了一起令人心痛的慘劇。

　　30年代中期，蘇聯黨的政治路線卻滑到了“左傾”的軌道。1937年2月，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全會上提出一個論點，即隨著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發展，階級斗爭將日益激烈和尖銳。這次會議以后，蘇聯國內早已開展的“肅反”運動更加擴大化，并最終伸進了軍隊內部。

　　從1937年5月至1938年11月期間，蘇軍最早的5名元帥中的圖哈切夫斯基、葉戈羅夫和布柳赫爾先后被冠以“反蘇軍事中心”罪名被殺害。同一時期遇害的還有：15名集團軍司令中的13名，85名軍長中的57名，195名師長中的110名，406名旅長中的220名。根據蘇聯《在國外》周刊1988年第22期透露：“斯大林在1937—1938年的肅反運動中，處死了近3.5萬名紅軍指揮員。”

　　這場大災難不僅僅席卷了蘇聯國內，而且還蔓延到了西班牙。在西班牙內戰初期擔任西班牙政府首席軍事顧問的別爾津將軍被押回國內處決。在朱可夫身邊，還有許多軍官甚至有許多年輕軍官都被召回國內交付審判。

　　是什么原因導致如此眾多紅軍指揮員遇害的呢？

　　1961年10月，赫魯曉夫在蘇共22大閉幕詞中透露了一些情況。赫魯曉夫說：

　　“有一次在國外報紙上出現了一條奇異的消息，說什么希特勒在準備進攻我國時，通過自己的諜報機關假意遺落了一份假文件，說雅基爾、圖哈切夫斯基等同志是德國總參謀部間諜。這“機密”文件落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貝斯手中，看來他是出自良好的愿望把文件轉交給了斯大林。因此，雅基爾、圖哈切夫斯基等同志便被逮捕，然后就被殺害了……”

　　赫魯曉夫在報告中還講到，所謂轟動一時的反蘇軍事中心，完全是德國情報機關一手策劃的，并且利用了蘇聯黨的“左傾”錯誤和斯大林對一部分軍方領導人的不滿和懷疑情緒。實際上，這些被指控為叛國和反黨活動罪而遭到鎮壓的數萬名軍官，全部是無辜的。

　　大清洗帶來的后果是災難性的，它不僅導致蘇軍喪失了眾多的優秀指揮員，而且導致了蘇聯軍事理論的嚴重倒退。這一點，在后來關鍵性的幾年中逐步表現了出來。芬蘭戰役的失利和蘇德戰爭初期的慘敗就是明證。

　　埃里克森對清洗后的紅軍統帥機關評論說：“除了沙波什尼可夫，最高統帥部的人不是平平庸庸就是缺乏經驗。”也正是由于這種平庸和缺乏經驗占了主導地位，朱可夫和沙波什尼可夫關于組建大規模機械化部隊的建議未被采納，而且連現有的機械化部隊也化整為零改組掉了。

　　值得慶幸的是，在這次大清洗中有幾位有才能的將領得以保留，比如：沙波什尼可夫、華西列夫斯基、朱可夫、羅科索夫斯基等，這些將領的起用，使紅軍在大戰初期遭受挫折時能夠重新振作起來，并取得最后的勝利。

　　在這場大清洗中，朱可夫并未受到太大沖擊。以朱可夫耿直的性格，難免會得罪不少人，其中不乏個別小人會借此機會進行報復。事實上，也確實有一些人四處搜尋不利于朱可夫的材料，但是朱可夫最終還是逃過了這場災難。

　　朱可夫所以能成為大清洗的幸存者，他的軍事經驗和工作能力固然是一個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還得益于他的騎兵身份。因為，斯大林對騎兵出身的領導人特別信任，因此在大清洗中騎兵領導人受到株連只有很少的幾個人，僅存的兩名元帥伏羅希洛夫和布瓊尼也都是騎兵出身。他們所領導的部隊在內戰時期曾經是斯大林的西南戰線的重要力量。因此，對這支部隊里出來的人，斯大林總是顯得格外寬厚一些。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朱可夫最終沒有遇害或被解職，反而得到了提升，取代被捕的塞爾基奇，擔任了騎兵軍長。

　　1937年秋，朱可夫從西班牙回國任騎兵第3軍軍長，7個月后，又調任騎兵第6軍軍長。

　　在任軍長期間，由于政治環境的惡化，朱可夫相對地沉默了。他不再大聲疾呼有關機械化部隊建設的建議和設想，但是，朱可夫關注坦克部隊建設的思想絲毫沒改變。他仍然堅定地認為，在未來戰爭中，坦克和機械化兵團將發揮前所未有的作用。

　　朱可夫是一個具有堅定理想的人，他不僅對理想極具熱情，而且，他十分注意騎兵與坦克部隊的協同問題及戰斗和戰役中對坦克防御的組織問題，并結合部隊演習加以檢驗和完善。他深有感觸地說：“在進行師—軍指揮員導演、首長—司令部演習、實兵演習時，他總是親自制定戰役戰術計劃，從中使他受益匪淺。

　　到軍長崗位之后，朱可夫感到自己對戰略問題研究不夠，因此，他開始下功夫閱讀大量戰史材料，經典軍事學術著作，借以研究戰略和戰役問題。與此同時，朱可夫也深刻體會到大清洗帶來的后果，故他十分重視對年輕干部的培養。

　　朱可夫任騎兵旅長時，正是日本在千里之外對中國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為了聲援中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同時也為了在遠東牽制日本，1937年8月21日，蘇聯同中國國民黨政府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日軍攻陷南京后，蘇聯更加強了對中國的援助。

　　1937年底，第一批蘇聯飛行員來到中國。此后，不斷有軍事教官、軍事技術人員來到中國。1938年夏，經斯大林批準，朱可夫隨蘇聯一個軍事使團來華，了解日本軍隊的戰略戰術，同時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

　　1938年冬，鑒于日軍對蘇聯遠東地區的壓力，加上蘇軍領導力量的薄弱，朱可夫被召回國，被委以白俄羅斯特別軍區副司令員的重任。

　　朱可夫這位天才的軍事家，在軍內的地位不斷上升，他以刻苦學習的精神適應新的崗位，軍事才干也隨著地位的升遷而不斷增長，使他肩負起一個又一個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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