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歷史翻開了勝利的篇章。莫斯科滿懷喜悅地跨進了1946年。克里姆林宮斯巴斯塔頂的紅五星在熠熠閃光；紅場和大街小巷都穿上了節日的盛裝，紅旗招展，在各個重要場所都可以看到大元帥斯大林的醒目畫像；到處可以聽到悅耳的歌聲，到處可以看到人們幸福的笑臉。這一切都意味著和平的新時代已經開始了。

　　當時，朱可夫還在柏林軍管會。有一天，斯大林給他打來電話，征求他的意見。

　　“朱可夫同志，蒙哥馬利和艾森豪威爾都應召返回英國和美國了，你是否也應該回莫斯科？”

　　朱可夫立刻回答斯大林說：“我同意回去。我建議由索科洛夫斯基大將接替我的工作，因為他最了解管制委員會的工作，并且也熟悉部隊情況。”

　　“好吧，我們研究研究，你等待指示吧！”說完，斯大林就放下了電話。

　　這時，沉浸在戰后勝利喜悅中的朱可夫哪里知道，在他的頭頂上已經陰云密布。莫斯科正召開會議研究接替他赴德國的人選，也在討論他下一步的職務。按戰功和指揮才能，應該說朱可夫是國防人民委員的當之無愧的最佳人選。可是斯大林對朱可夫進入柏林后擅自做主，和盟軍艾森豪威爾打得火熱，搞易北河會師，造成東西柏林等后果，十分不滿，于是下決心要貶謫他。

　　幾天后，斯大林打來電話通知朱可夫，政治局經研究同意由索科洛夫斯基接替朱可夫的職務。接著斯大林又以試探的口氣說：“還有一個問題，我們決定撤銷第一國防人民委員這一職務，而設常備副國防人民委員。這個職務由布爾加寧擔任。華西列夫斯基擔任總參謀長，庫茲涅夫擔任海軍總司令。你想擔任什么職務呢？”

　　朱可夫，作為一個軍人，從來認為，服從命令，是軍人的天職。所以不假思索地立刻回答：

　　“我可以在黨中央委員會認為我最適宜的任何崗位上工作。”但此時從斯大林說話的語氣中，使他疑團密集心中倍感悲涼。

　　“按照我的意見，你應當負責陸軍的工作。我們認為，陸軍應有一個總司令。你不反對吧？”斯大林言不由衷地說。

　　“同意。”朱可夫立刻回答。

　　“很好，同布爾加寧、華西列夫斯基一同回莫斯科，先在各自的職務上同人民委員部領導成員工作一段時間。”


　　1. 墜入深谷


　　1946年4月，朱可夫躊躇滿志地告別了柏林市，告別了生死與共的戰友們，回到了蘇聯去迎接命運的無情挑戰。

　　朱可夫深知，在硝煙彌漫和槍林彈雨的戰場上，他可以駕馭戰爭，運用自如，可在政治斗爭的漩渦中并不如他在軍事上指揮打仗那樣能運籌帷幄、穩操勝券。特別是他那種敢于堅持真理的倔強、豁達的性格，大膽果斷的處事作風，再加上獨特和創造性的工作方式，使他與斯大林本人貫有的武斷專橫、沉醉于個人崇拜的作風難以相融。

　　4月10日，朱可夫離開柏林，回國就任蘇聯陸軍總司令之職。可是到了7月份，《真理報》卻莫明其妙地刊登了一則消息：“朱可夫被調到敖德薩軍區，擔任一個不重要的職位。”這則消息傳開以后，外界的傳聞和猜測沸沸揚揚。有的說，朱可夫由于驕傲自滿，和斯大林頂撞失去了斯大林的信任；有的說他看不起國防部長布爾加寧一心想當國防部長；也有人認為朱可夫不存在失寵的問題，他另有重任派往中國，幫助中國共產黨解放全中國；還有的說，朱可夫被派到敖德薩，是為了向伊朗、中東和希臘進軍做準備。艾森豪威爾得知老友朱可夫突然隱沒，他分析道：“人們對于他實際上已不公開出面所推測的原因之一是：他與我有人所共知的友誼。我不相信這是原因。因為盡管有這種友誼，但是他似乎始終深信共產主義學說根本上是正確的。他知道我是共產主義的不共戴天的敵人，因為我認為它是獨裁的同義詞。我向他說，我憎恨每一種有國家統治主義味道的東西，我們整個西方傳統就是獻身于個人自由的觀念。我說這些時，他總是耐心地聽著。但他自己對共產主義的堅信，似乎是出自內心的信念，而不是由于任何外界的強迫。”他意味深長地說：“我們既是朋友，又是敵人。”

　　隨著時間的推移，真相逐漸大白于天下。朱可夫突然被貶，據說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功不該蓋主”，戰爭結束后，斯大林作為最高統帥，他在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中的作用和地位是絕對不能受到威脅的。以專斷著稱的斯大林不能容忍他周圍的人因名望太高而喧賓奪主。這正如在朱可夫當時出席的一次黨的會議上所發生的情況那樣，會議主席粗暴地大聲對朱可夫嚷道：“我們勝利的功勞不屬于你，而屬于黨及其領袖！”；二是朱可夫對于斯大林貪天功為己功，把戰爭的勝利完全歸功于他自己的天才，越來越輕蔑，以至到了十分厭惡的程度，在一些場合他公開流露了這種不滿情緒。秘密警察把朱可夫的言論報告了斯大林。三是朱可夫歷來主張一長制，輕視黨和政治工作在軍隊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戰爭時期，斯大林曾對堅持搞一長制的朱可夫做了讓步，在軍隊中取消了政治委員。現在斯大林再也不能容忍朱可夫那排斥黨政工作的態度。另外斯大林還有一個用意即撤去朱可夫的重要職務，可以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從而嚇唬住那些不聽召喚的將領們，使他們始終與自己保持絕對一致。事實證明，斯大林的這一手是成功的，在之后的多年中，蘇聯最高統帥部始終處于安分守己明哲保身的狀態。

　　當朱可夫離開僅僅坐了三個月的陸軍總司令的交椅后，頂替他的是與他有宿怨的老對手科涅夫，科涅夫取代朱可夫喜出望外，可朱可夫則感到憤懣和不平。

　　斯大林這時對朱可夫的態度非常惡劣，他極力貶低嘲笑這位被他當年稱作為“勝利的象征”的副統帥。赫魯曉夫在1956年的蘇共第20次代表大會上詳細披露了斯大林對朱可夫的攻擊和謾罵，他說：

　　“更為可恥的是，在我們付出了巨大代價，取得了偉大勝利之后，斯大林開始將許多對取得勝利有很大貢獻的指揮員加以貶低，因為斯大林把在前線取得的成就完全歸功于他自己，而不許歸于任何別人。”

　　“斯大林曾經對朱可夫同志作為一個軍事領袖應如何評價很感興趣。他時常問，我對朱可夫的看法。于是我告訴他，‘我認識朱可夫已經很長時間了，他是一個優秀的將軍，一個優秀的軍事領袖。’”

　　“戰后，斯大林開始講些關于朱可夫的各種無稽之談，例如他說：

　　‘你曾經贊揚過朱可夫，但是他不值得贊揚。據說在每次戰役開始之前，朱可夫總是做出這樣的動作：他取一把泥土，嗅一嗅，然后說——我們可以開始攻擊，或者相反地說——原來計劃的戰役不能進行。’當時我就問：‘斯大林同志，我不知道這是誰捏造的，但這是不真實的。’”

　　“可能是斯大林自己捏造了這類事，為的是要貶低朱可夫的作用，低估他的軍事才能。”

　　走倒運的朱可夫萬萬沒有想到，1946年的失意還不是他下坡路的終點。他在敖德薩住了兩三年后，又被調到烏拉爾軍區更為低下的工作崗位，對他而言，這更是雪上加霜。

　　朱可夫這一次的落難，起因于當時任蘇聯武裝部隊監察部長的戈沃洛夫元帥的報復。在戰爭年代，當列寧格勒被德軍圍困之際，作為最高統帥部代表的朱可夫與當時任列寧格勒方面軍司令的戈沃洛夫在作戰意見上發生過一些沖突。由于戈沃洛夫堅持自己的錯誤意見，朱可夫當時嚴厲地批評了他。對此，戈沃洛夫長期懷恨在心。當朱可夫走倒運、被貶謫在敖德薩任職期間，戈沃洛夫以監察部長的身份，對敖德薩軍區作了一次視察。專門找朱可夫的碴子。回去后，打了一份小報告給斯大林，誣告朱可夫心懷不滿，在下面散布流言蜚語，攻擊斯大林同志。據說，這份視察報告對朱可夫極為不利幾乎將他置于死地。于是朱可夫再一次蒙受了不白之冤。

　　這一時期對朱可夫這個不可一世的風云人物來說，恰似從峰巔跌到了谷底。他在精神上難以承受連續不斷的打擊，他要求離開他終身為之服務的軍隊。他的理由有三點：一是黨和政府對他在軍事上的成就一筆勾銷，只字不提，這是不公平的；二是他經常受到秘密警察的盤查，使他失去了應有的自由，造成精神緊張；三是完全缺乏私生活，感到十分孤獨。

　　朱可夫的要求如泥牛入海，杳無回音。此時，他的地位仍在繼續下降，他的消息在新聞界也越來越少。根據斯大林的命令，他的照片從所有軍隊駐地拿掉了。他的私人朋友艾森豪威爾將軍再也收不到朱可夫的信了。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后，朱可夫又開始逐漸露面了。就在朝鮮戰爭爆發的那個月，他回到了莫斯科，并且被通知出席最高蘇維埃的一次會議。

　　1950年，在蘇共第19次代表大會上，軍人在中央委員會中的人數空前增加，朱可夫也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盡管此時朱可夫偶爾露面見諸報端，但是與過去相比，這種變化仍然是緩慢和微不足道的。總之，仍是寄人籬下，在斯大林的嚴密控制下，不讓他過分出頭露面，生怕他沖淡了斯大林的榮譽。


　　2. 迎來復蘇的春天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病故。隨著斯大林的逝去，斯大林專制的時代畢竟結束了，人們已經認識到應該超越這個偉人而跨入新的里程。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

　　3月6日凌晨，莫斯科電臺宣布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同一天，朱可夫被任命為國防部副部長，并同時負責蘇聯陸軍部隊。斯大林的去世和朱可夫的重新起用，在時間上安排得如此緊密，無論怎么說，朱可夫的重新發跡與斯大林的猝死這兩件事發生在同一天絕非巧合。這是赫魯曉夫為拉攏軍界泰斗為其所用而精心安排的。

　　朱可夫回到莫斯科不僅使蘇聯軍界獲得了巨大力量，而且無須置疑這對當時穩定軍心和民心也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斯大林去世后，蘇聯國內發生的第一件重大事件，就是貝利亞及其一批秘密警察官員由于篡黨奪權陰謀敗露而被捕。

　　貝利亞長期擔任內務部長的要職，他是秘密警察的總頭目。黨和政府要員的一舉一動，都在他們的嚴密控制之下，誰也無法逃脫他們的監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貝利亞掌握著他們的生殺大權。

　　貝利亞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不知有多少優秀共產黨員和忠誠勇士慘死在他手下。

　　朱可夫也和許多人一樣對貝利亞早有仇恨，他始終認為，1946年他之所以被貶職，禍根就是貝利亞派秘密警察誣告了他。

　　此時，貝利亞想趁斯大林的去世奪取政權的計劃敗露，赫魯曉夫要趁機除掉他。朱可夫當然不想錯過這一難得的報仇機會。他立即與布爾加寧、華西列夫斯基和部長會議主席馬林科夫一起討論對策，決定采取特殊手段，逮捕和處決貝利亞。

　　由于在莫斯科軍區中沒有可以信賴的部隊完成這一極為重大而又極具風險的任務，他們秘密地從朱可夫過去駐防過的烏拉爾軍區調兩個絕對忠于朱可夫的近衛師來替換貝利亞的嫡系部隊。

　　逮捕貝利亞的前前后后，全是赫魯曉夫一手策劃的。他決定由部長會議主席馬林科夫出面，預定于6月26日在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動手。

　　貝利亞不同于一般的人，他是秘密警察的總頭目，是老牌克格勃，克里姆林宮內的武裝警衛隊由他領導，主席團的衛兵都是忠于他的。每次召開會議，他的隨從都會坐在會議室隔壁的房間內。所以要逮捕他，相當棘手，一旦走露風聲，后果不堪設想。

　　赫魯曉夫只能依靠軍隊幫忙。開始，赫魯曉夫讓莫斯科軍區空軍司令員莫斯卡連科和另外5位將軍執行拘留貝利亞的任務。后來，經馬林科夫建議，又把參與此事的圈子擴大，其中包括朱可夫等10位絕對可以信任的將帥。

　　按內務部原來的規定，所有的軍人在進入克里姆林宮時一律不準攜帶武器，并受到嚴格檢查。這次會議之前，布爾加寧出面破例允許元帥和將軍們隨身攜帶他們的腰佩武器。

　　會議按預定計劃召開。朱可夫等10名將帥躲藏在隔壁房間內，只等馬林科夫發出信號，他們就一起動手。

　　這次會議從表面上看與平時沒有什么兩樣。會議開始前10幾分鐘，貝利亞大搖大擺地走進會議室。但是赫魯曉夫和馬林科夫裝作若無其事，和貝利亞打招呼，會議剛一開始，馬林科夫便突然宣布：“我們現在討論貝利亞的問題。”當時貝利亞緊挨在赫魯曉夫的右邊坐著，貝利亞一看風頭不對吃驚地張大嘴巴，緊接著抓住赫魯曉夫的手，疑惑地問道：“尼基塔，你們想干什么！？”

　　赫魯曉夫便法官宣判似地厲聲回答：“注意聽吧，你很快就會知道的！”接著他就發言，歷數了貝利亞的罪惡活動和陰謀企圖。接著伏羅希洛夫和布爾加寧和與會的每一個人都發言用大量確鑿的事實譴責了貝利亞充當英國間諜，里通外國的罪行。

　　按事先安排好的計劃應由馬林科夫總結并宣布對貝利亞的處置，但是事到臨頭，馬林科夫臨場由于心情緊張不知所措，致使會議長時間地停頓。貝利亞利用這個空隙將手伸向他放在室小桌的公文包。赫魯曉夫見勢不妙，立即使勁地按了一下秘密電鈕，向隔壁房間發出了信號。

　　朱可夫等將帥立刻沖進會場，用手槍對準貝利亞，并從他手中奪下公文包，打開一看，里邊恰有一枝白朗寧手槍，子彈已上膛。

　　馬林科夫用一種微弱的聲音向朱可夫說：“作為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我要你們把貝利亞先關進監牢，以待調查對他進行的控訴。”

　　朱可夫怒視貝利亞，大聲喝道：“舉起手來”隨后，所有元帥和將軍們都打開了他們的手槍皮套，以防貝利亞的反抗。貝利亞及其同伙一開始被秘密關在莫斯科軍區院內“魔窯”里，直到1953年12月24日才宣布對他們處以死刑。

　　貝利亞事件后，朱可夫被提升為黨中央委員會的正式委員。揭露和處決劊子手貝利亞以后，朱可夫在軍隊地位才得到徹底恢復。1955年，連一級取消了政治軍官的職位，取而代之的是一長制的推行。

　　朱可夫元帥從來沒有動搖過“軍事一長制”的立場。他始終認為，國家的文職當局必須放手讓軍事首長來處理部隊的事務，而不要讓政工干部來干涉。他痛恨那些不正派的政工人員，“成事不足，敗事有余”。在朱可夫這一堅定而又大膽的觀念指導下，蘇聯的軍事進入了一個新時代，軍事指揮員再次成為惟一出頭露面的顯赫人物。

　　1955年2月，朱可夫接替布爾加寧的職務，擔任了國防部長。

　　1956年1月，在莫斯科軍區一次黨的會議上，朱可夫極力強調要維護軍事首長的特權，他說：

　　“在莫斯科軍區，有人企圖對司令的正式活動在黨的會議上加以批評。這種企圖是應該受到譴責的。我們的任務是對指揮員權力予以全面加強，對于嚴格要求部下的軍官和將軍要給予支持。”

　　后來，朱可夫在另一次政工會議上，他強調地說：

　　“宣傳的任務不僅在于解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理論，而在于要對實際工作的執行做出貢獻。一個不懂得軍事責任的政治官員，就不能應付他面臨的各種任務”。1957年4月，蘇共中央根據朱可夫的建議，公布了一項《對蘇聯陸軍和海軍中黨組織的指令》。這份材料對黨在軍隊中的地位，采取了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辦法。在具體指令中，卻規定了“軍事司令對軍事訓練和政治訓練兩方面都要負責，不容許在黨的會議上對司令的命令和規定提出批評”。這一內容，顯然是朱可夫思想的具體體現。

　　在朱可夫這種主導思想影響下，許多軍事指揮員對政治學習、思想教育和黨的領導越來越不感興趣。他們都集中精力從事軍事專業，掌握新的、復雜的軍事技術和探索未來戰爭的手段和方法。軍隊中的政治干部無形中受到了冷遇，人數銳減。政治機關的權限也受到限制，政工干部只是副職，是軍事首長的助手。軍隊中政工干部的地位越來越下降了，使它的職能僅僅局限在政治教育方面。

　　朱可夫極力推行單一首長制，不管其最終目的是什么，但客觀上則明顯地削弱了黨對軍隊的領導，否定了黨的工作人員的地位和作用。這不能不引起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的警覺和不滿，因為他自己的權威正是建立在黨的各級權力基礎之上的。但是斯大林死后，繼承權的斗爭還沒有獲得最后結果，朱可夫的支持還舉足輕重，赫魯曉夫不會為此與朱可夫攤牌。相反，他對朱可夫給予了最大的尊敬和特殊的待遇，并將他選進最高蘇維埃主席團。

　　隨著朱可夫地位的上升，他在軍隊中的影響也越來越大，他的思想得到了最有效的貫徹。

　　根據現代戰爭的發展趨勢，朱可夫決定加速發展遠程航空兵，加強空軍遠程攻擊力量和核武器力量。與此同時，他也強調大規模的陸上作戰的重要性。他說：“空軍與核武器本身并不能決定武器沖突的成敗。盡管原子武器和氫武器具有巨大的破壞力，在戰役中不可避免地還要使用大量陸軍部隊和大量的常規武器與之相配合。”

　　朱可夫擔任國防部長以后，不僅經常發表文章，照片也多見諸報端，所有重要會議和事件，都少不了他的身影，在黨的主席團中他也常居顯要位置。他似乎已成為蘇聯的政治領袖之一。人們注意到，在他之前還從來沒有一個職業軍人能在政治上升到如此高的地位。


　　3. 陷入政治斗爭的漩渦


　　1956年，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做秘密報告，徹底揭露斯大林搞肅反擴大化造成的嚴重后果，攻擊斯大林的獨裁與專斷，使他獲得了不少政治資本。赫魯曉夫不僅否認了斯大林在軍事上的天才神話，而且把許多榮譽歸還給了那些著名的軍事將領。

　　赫魯曉夫采用實用主義的政客手法，肉麻地獻媚和別有用心地拉攏朱可夫，他拍著胸膛大聲疾呼：我從來都反對斯大林對朱可夫的譴責和貶謫，我始終把朱可夫當做忠實的朋友……”

　　朱可夫也投桃報李。1957年4月，他幫助赫魯曉夫清除了馬林科夫集團，使赫魯曉夫穩固了自己的權力。然而，隨著個人權力的鞏固，赫魯曉夫對這位功高蓋主的老元帥不放心起來，特別是朱可夫不斷地在報紙雜志上發表文章，表白他在衛國戰爭歷次戰役勝利中的重要作用，更引起了赫魯曉夫的猜忌。

　　“朱可夫想干什么？”這個問題不斷在赫魯曉夫的腦子里打轉轉。

　　“不管怎么樣，不能讓朱可夫為所欲為。”赫魯曉夫暗下決心。

　　正當朱可夫沉醉在頻頻喝彩聲中，穩穩地站在權力階梯頂點的時候，可怕的厄運已悄悄向他走來。

　　他的這一切榮耀和權力，立刻又像烈日下的雪人一樣，融化得無影無蹤。

　　1957年10月，當朱可夫正按原定計劃在國外進行訪問時，赫魯曉夫的秘書卻突然給他打去電話說：“赫魯曉夫同志要元帥您直接飛返莫斯科。因為定于11月7日革命節40周年時舉行盛大的軍事檢閱，有許多事情等著您回來處理。”

　　朱可夫認為赫魯曉夫的要求似乎在情在理，便欣然同意。他根本沒有想到赫魯曉夫早已經在莫斯科為他設好了陷阱。

　　此時，赫魯曉夫正在秘密召開一次不尋常的會議，決定朱可夫的命運。

　　在會議上，赫魯曉夫明顯地表現出對這位國防部長的力量和聲望的懼怕，但他又沒有足夠的依據和勇氣把這位重臣拉下馬。他打算用明升暗降的策略把朱可夫提升到部長會議副主席的崗位，從而剝奪他對軍隊的控制權。

　　朱可夫被從機場直接接到主席團會議室。在主席團會議上，當他得知赫魯曉夫的打算后，他面孔漲得紫紅，脖子直挺挺地梗住了，雙眼射著憤怒的光，死死地盯著眼前赫魯曉夫那圓滑的胖臉。他猛然間有種受騙上當的恥辱感，怎么也難以相信，4個月前，正是由于他的保護和支持，赫魯曉夫才免除了滅頂之災。可是轉眼之間，赫魯曉夫卻翻臉不認人，向他狠狠捅了一把“軟刀子”。“這大概就是政客們常玩兒的把戲……”他在心里默默地猜摸。

　　朱可夫越想越氣，怒火中燒，他斷然拒絕對他的“提升”意見，于是雙方開始攤牌了。辯論的時間很長，雙方各不相讓。但對朱可夫來說，這一切早已無濟于事。

　　赫魯曉夫早有預謀，在朱可夫返回莫斯科6小時以后，塔斯社發表了一項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會議公報，公報說：會議任命蘇聯元帥羅季翁·雅科夫列維奇·馬林諾夫斯基為蘇聯國防部長。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免去蘇聯元帥格奧爾基·康斯坦丁諾維奇·朱可夫的國防部長的職務。不到1小時，莫斯科電臺在晚間新聞節目中廣播了這一消息。第二天早上，《真理報》也刊登了這則消息。立時，這一新聞傳遍了世界各地。

　　“朱可夫出了什么事？”圍繞朱可夫的沉浮，一時間人們議論紛紛。

　　一周后，赫魯曉夫在一次外交場合向記者透露說：

　　“朱可夫還活著，并且身體很好，我們將給他安排別的工作”。當記者進一步追問時，赫魯曉夫又說：“我們對他的新工作還沒有最后確定，但他將得到一個合乎他的經驗和資歷的工作。”為了增強他這番話的可信度，赫魯曉夫補充說：“我今天還看見了朱可夫元帥。我同他談了話，他的身體很健康。”

　　赫魯曉夫還極為隱晦地向記者打了個比方，他說：“就一個生命來說，一個細胞死亡，另一個細胞代替它，生命才能繼續下去。”

　　在蘇聯公布朱可夫被免職的公報之后的一個星期里，朱可夫和赫魯曉夫在中央委員會內展開了一場權力之爭。但是，朱可夫畢竟勢不力敵，他在政治舞臺上又一次遭到失敗。

　　在新任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的控制下，《紅星報》不指名地說：

　　“一個高級軍人”被他自己成功的軍事經歷迷住了心竅，他為此犯了嚴重的錯誤，受到了黨的嚴厲制裁。同時，海軍雜志《蘇維埃艦隊》也旁敲側擊地批判朱可夫說，那些大模大樣的軍事領袖們貶低政治機關在軍隊生活中作用的企圖，必須加以嚴厲譴責。同時申明，“不論一個共產黨員的級別多高，如果玩忽職守，必須在黨的會議上對他加以批評”。

　　他們指責朱可夫失去了黨員應有的謙虛，自認為是取得一切戰爭勝利的惟一英雄。他辜負了黨對他的信任。在與朱可夫的斗爭中，赫魯曉夫成功地利用原來與朱可夫相處在一起的同事們，有些甚至是朱可夫親自提攜起來的親密戰友和部下，如羅科索夫斯基、索科洛夫斯基、扎哈羅夫等人，讓他們出面來批斗朱可夫，異口同聲地聲討他。

　　這種有組織的、大范圍的批判，對朱可夫元帥的自尊心和心靈是一次十分深重的摧殘。他開始變得心灰意冷了。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他竟自己投票贊成把他從主席團清除出去。大會投票表決的結果是一致同意取消他的主席團成員和中央委員的資格，同時他也失去了國防部長的職務，而惟一保留下來的是他的黨員資格。最后他被宣布退休，并且可以得到每月5500舊盧布（約合當時1357美元）的養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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