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總統的召喚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正當美國和歐洲歡慶勝利之時，中國局勢卻令人擔憂。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官方政府軍和以毛澤東為領袖的共產黨人民軍隊之間正醞釀著一場內戰。

　　單從軍事觀點看，內戰對弱小的共產黨軍隊十分不利，國民黨軍隊可以輕易贏得戰爭。抗日戰爭期間，美國和同盟國支援武器和金錢的對象一直是國民黨。正如杜魯門所說：“他們都被槍炮壓得直不起腰來了。”國民黨擁有各種類型的、裝備精良的、人數在四五百萬的一支大軍，而共產黨的作戰兵力只有幾十萬人。

　　但從綜合因素看，蔣介石發動內戰未必明智，國民黨軍隊很可能輸掉戰爭。在華美軍顧問普遍認為，抗戰期間，蔣介石密令國民黨軍隊盡量少同日軍作戰，待戰爭結束后，好用以逸待勞的美援軍隊去對付勁敵中共。這些專家認為，國民黨軍隊確實消極抗戰，避免了同日軍的血腥沖突，但與此同時，他們卻連訓練也不搞了。結果，到抗日戰爭結束時，他們長了一身肥油而不是肌肉，他們的尚武精神被貪得無厭的腐敗思想所取代，漸漸地失去了民眾的信任和支持。反之，共產黨盡管缺錢缺槍，幾乎沒有任何外援，完全靠自力更生，卻在八年抗戰期間，廣泛發動群眾，堅持持久的對日游擊戰爭。現在，控制中國的是一個腐敗無能、失去民心的國民黨政府和一支毫無斗志的國民黨軍隊，他們堅信，人民軍隊必將贏得戰爭。

　　美國國務院的所謂中國問題專家們認為，要使美國的盟友國民黨免遭輕舉妄動和可能戰敗的結局，美國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將共產黨視為同日本人一樣的敵人，派美國軍人去接管那里的軍事指揮工作，用美軍去給國民黨軍隊撐腰打氣，投入更多的物資、金錢和人員，然后一舉消滅中共；另一條是勸說雙方坐到談判桌上來，互相協商，解決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成立一個以國民黨為核心的聯合政府。

　　事實上，第一條路不合時宜，又勞民傷財，是行不通的。必須在不冒政治風險和犧牲美國人生命這一前提下，找到和平解決蔣介石重重困難的方案。但只要那位好高談闊論的赫爾利還在當美國駐華大使，就永遠別指望促成國共雙方和談，雙方都不信任他。他既無斡旋功夫，又缺乏拍板權威。他的同事們認為他的話太多、不謹慎；蔣介石略帶慍怒地瞧不起他；共產黨認為他缺少誠意，不值得認真對待。

　　杜魯門一直想撤他的職，卻總是沒有機會下手，直到赫爾利那無法改變的信口雌黃積習給了杜魯門以口實，同時又找到一位卓有威望、足以代替他的人。

　　1945年12月初，駐華大使赫爾利回國向總統述職。他在晉謁白宮后，出席了全國新聞俱樂部的一次聚會，他在會上用過激言辭批評了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并對杜魯門發表了一些輕率的議論。

　　“這些話真讓我生氣，”總統后來說，“他大放厥詞，說我辦事無能。因此，我把他撤了。”總統毫不猶豫，不顧他曾許下的諾言，抓起電話找馬歇爾講話。

　　“將軍，”總統說，“上星期我告訴過您，我一定永遠不打擾您的退休生活。我現在也不愿打擾您，但情況緊急。”他告訴馬歇爾，遠東的局勢正在惡化，一場災難性的內戰正在中國全境蔓延。惟有美國進行堅決干預，才能制止內戰和防止可怕的悲劇發生。

　　“您愿意替我去越中國嗎？”總統問道。

　　此時是馬歇爾和凱瑟琳遷入多多納莊園新居的當天下午。他和夫人正在臥室里打開箱子，整理衣服。

　　總統提出請求后出現了片刻的沉默。他并不知道，馬歇爾正手拿話筒看著臥室另一頭的妻子。她正盯著窗外片片花圃，臉上浮現出心滿意足的微笑。按照他的本意，他干脆說聲“不愿意”，掛斷電話了事。然而這是他的國家元首在講話，他是他的總司令，總統的請求是一種出于信任的、無法抗拒的召喚，而馬歇爾是一個信奉“命令就是天職”的職業軍人。那么，他又該怎樣去向凱瑟琳解釋呢？他又看了她一眼，不忍心把總統的事告訴她。

　　“將軍，您還在嗎？”總統又問道，“您愿意替我去趟中國嗎？”

　　“愿意，總統先生。”馬歇爾回答說，然后輕輕放下話筒。

　　不久，凱瑟琳從收音機里聽到一條特別公報：白宮剛剛宣布，陸軍五星上將喬治·馬歇爾將軍作為總統的特使將前往中國。凱瑟琳轉身面對著丈夫，“哦，喬治，”她說，“你怎么能這樣呢”。

　　對凱瑟琳來說，這件事不啻是一沉重打擊，她原以為已熬到頭了，可以過安穩的日子了。馬歇爾赴任走后，凱瑟琳向麥卡錫將軍傾訴了她的郁悶心情（麥卡錫長期擔任馬歇爾的軍事秘書，后為參謀處長，從而取得了馬歇爾可靠成員的地位）。凱瑟琳知道麥卡錫由于體力幾乎衰竭而辭去了戰爭結束時受命的助理國務卿之職，正處于治療康復之中。她在給麥卡錫的信中寫道：

　　您送來的黃玫瑰比任何事物都更使我想起了歷年度過的圣誕節。您真是心地善良、想得周到。因為我的心情確實不好。這次的中國使命是一次沉重打擊。假如馬歇爾將軍能夠有哪怕幾個禮拜的休息，能夠有你和鮑德爾中士跟他一起去，我就不會這樣擔心他這次出門了。我知道您是毫不猶豫地準備跟他去的，但是，他決不能冒險答應您。您對他一向忠心，完全無私，所以必須有別人來為您著想。要是您走這趟并在中國過冬，那就是發瘋了。

　　我看到他的飛機起飛，而沒有一個他所熟悉和信得過的人在他身邊，我就感到不可忍受。新的秘書、新的勤務兵、新的廚師。我也知道他會怎么想，但是我們倆誰都沒有。

　　當人們說我們這個國家是多么愛護和欽佩我丈夫時，我報以苦笑。那最后一個星期，他每天從早上9點到下午5點出席國會聽證會，中間的午餐時間還要同總統和國務卿一起研究如何完成這次使命，晚上回家他要把全部政策寫成文字。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個星期，我永遠忘不了這個國家是如何表達愛護和欽佩的。

　　聽起來好氣憤。是的，我是氣憤。總統不應該要求他去做，而且是以這樣的方式，以至于他無法拒絕。

　　這些話離黃玫瑰太遠了，不過我已經憋了好久，總覺得應該說出來，只有對你說才保險。我現在每天都祈禱他能夠從混亂的局勢中理出某種統一的東西來。


　　2. 中國情況錯綜復雜


　　1945年12月19日，馬歇爾和他的隨行人員乘坐陸軍航空兵的一架大型運輸機從華盛頓起飛，飛往太平洋彼岸。

　　馬歇爾在前往中國的長途飛行中，用一定時間閱讀了有關中國形勢的摘要。

　　此前，他與中國曾有過多次接觸，對中國情況已有或多或少的了解。1914年他在菲律賓服役時，曾用一個月的時間到中國東北觀光；1924年至1927年他在駐天津美軍第15步兵團任職；1939年他擔任陸軍參謀長后，對中國情況有了更廣泛的了解。

　　中國是世界上受封建制度統治時間最長的國家之一，19世紀中葉，由于清朝的腐敗無能，日本、俄國和西方列強開始侵入中國，并逐步取得了各種特權。從此，中國由獨立的封建國家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中國人民對封建統治和外來入侵日益不滿，引發了無數次反抗斗爭；1911年由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但此后產生了派系糾紛和分裂。

　　1924年，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積極倡議下，孫中山開始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國共兩黨共同創辦黃埔軍官學校，1926年又進行了北伐戰爭，實現了國共兩黨首次合作。1925年孫中山去世、蔣介石奪取政權后，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和勢力發展越來越感到不安，開始在政府中抑制共產黨的影響，并于1927年4月大規模血洗共產黨人。從此，中國共產黨開始獨立創建軍隊，進行革命戰爭。國共兩黨的關系也從此惡化。

　　1927年蔣介石娶上層富豪宋家之女宋美齡為妻，加強了實力，并加快了統一中國的步伐。共產黨則在廣大鄉村發展勢力，并得到農民的支持。

　　日本在日俄戰爭中贏得了中國東北的特權，并企圖利用北方的混亂局勢擴大其勢力。1931年9月18日，日本人在沈陽制造事端，并以此為借口出兵侵占整個東北，1932年建立了偽滿洲國。蔣介石執意打共產黨而無意抗擊入侵的日本人。1931年至1934年，蔣介石對中共軍隊發動了五次大規模圍剿，由于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共軍隊約10萬人開始了二萬五千里長征，一年后抵達陜西省的延安。盡管10萬人中只有數千人完成了長征，但共產黨不但沒有被消滅，反而擴大了影響。

　　占據東北的日本人并不滿足，從1933年開始不斷向華北地區蠶食。蔣介石仍無意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荒唐政策，這在1936年12月蔣介石前往西安督戰時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他的部將張學良、楊虎城將軍扣留了他，逼他抗日。在中共領導人的積極推動下，蔣被迫答應抗日，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以后國共兩黨達成了不穩定的停戰協議，實現了兩黨歷史上的第二次合作。

　　1937年7月，聯合抗日的計劃尚在商談之中，日本人故伎重演，在北平附近的盧溝橋制造事端，從而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蔣介石雖答應抗日，但仍顧慮重重，立場并不堅定。日本軍隊從滿洲沖進關內，同時在上海登陸，年末便占領了國民黨首府南京。隨后，日本人又推進到華中地區，迫使蔣的部隊撤退到西南部，首都也遷到了重慶。共產黨則以延安為總部，在全國廣大地區廣泛發動群眾，開展對日游擊戰爭，不屈不撓地抗擊侵華日軍。

　　1938年，蔣介石開始請求美國貸款以購買武器和彈藥，大力擴充其地面部隊，并任命美國退休空軍軍官克萊爾·陳納德指揮中國空軍。珍珠港事件后，蔣介石要求美國擴大對中國的援助并要求派一位高級軍官來華擔任顧問兼任他的參謀長。馬歇爾和史汀生選中了史迪威少將擔任該職。馬歇爾要求他保衛滇緬公路并促成中國各派力量一致抗日。史迪威則要求對美、英、中軍隊的指揮權，馬歇爾答應盡可能支持他。

　　史迪威畢業于西點軍校，是職業軍人。他在中國學過漢語并任過職，了解中國情況。他直率、正統、粗暴和固執的個性注定他與蔣介石合不來。史迪威主張使用包括中共在內的一切力量對日作戰，這使蔣介石大為不滿。此后，倆人在援緬作戰問題上沖突得更厲害。

　　1942年1月，日軍第15軍團侵入緬甸。英緬軍司令胡頓將軍致電蔣介石求援。蔣任命杜聿明率遠征軍入緬作戰。蔣介石名義上叫史迪威全權指揮，但史迪威無實權，指揮不動，因為杜聿明事事都要請示蔣介石。史迪威對蔣不滿，在作戰中不與杜聿明合作，甚至不讓美國援華飛機參戰，只一心掩護英軍撤退，置中國軍隊于不顧。中國入緬軍隊接連失敗，最后為掩護英軍撤退竟被日軍截斷歸路，10萬之眾在倉促撤退中死傷過半，損失極為慘重。蔣對史迪威丟下中國軍隊獨逃印度很氣憤，從此倆人隔閡加深。

　　史迪威并不自責，反向蔣建議成立一支中國新軍，蔣介石不予理會。6月，蔣召見史迪威，不客氣地要他對緬戰引咎自責，并告訴他，他的職責只是個參謀長，應一心一意地根據“租借法案”為中國提供更多的美援，不要把精力花在中國軍事方面。同時，蔣還威脅說，如果美國不積極地援華，他就和日本單獨講和。三天后，他又給史迪威寫信，提出三點要求：（1）調美軍三個師來華協助作戰。（2）在華建立一支500架飛機組成的空軍，由陳納德指揮。（3）美國每月從駝峰（喜馬拉雅山）向中國運送5000噸物資。

　　美國政府答應了蔣的要求。實際上這些要求并不過分，中國抗戰，人力、物力消耗巨大，而國民政府又地處西南偏僻地區，情況十分困難。蔣又深知中國戰場的關鍵地位，所以敢于開口要人要物。但在得到美援之后，蔣介石并未全都用于抗戰，而是著重加強自己的軍事力量，保存實力，準備應付中共。所以，史迪威和美駐華大使高斯在給華盛頓的信中說，蔣要美援非為抗戰，全為加強自己地位。

　　蔣介石要華盛頓召回史迪威，馬歇爾不同意。史迪威說蔣是“小人”，“東方偽君子”，說蔣“不曾有過朋友，只有奴才。”

　　羅斯福經慎重考慮后，仍決定支持蔣，以便現在用來拖住一百多萬日軍，將來用于對付蘇聯和中共。美國人知道中國戰場對他們的重要意義，所以羅斯福熱情歡迎和接待了宋美齡，并發表文章稱贊宋氏是中國人民的代表，受美國的尊敬和重視。美國還出版了《中國的第一夫人》小冊子，頌揚宋美齡。于是蔣介石在美國人心目中的形象升高了。

　　1943年2月，史迪威致電馬歇爾要求清除蔣介石，但羅斯福不同意。蔣對史迪威進行了反擊，他故意抬高陳納德，壓低史迪威，以毒攻毒。史迪威也針鋒相對，進一步揭露蔣政權腐敗不堪。他在給馬歇爾的電報中接連不斷地報告國民黨的愚蠢、無能、內耗、偷工減料和各種腐敗現象。他的助手戴維斯則在華盛頓發起“揭露中國真實情況”的運動。但羅斯福聽不進史迪威的意見，對他日益沒有好感。馬歇爾則對史迪威做耐心的說服工作，勸他學乖一點，向蔣介石承認錯誤。

　　1943年11月開羅會議期間，羅斯福對蔣以重兵進攻陜甘寧邊區的中共軍隊表示不能理解，勸說蔣與中共建立聯合政府。蔣卻以蘇聯不插手東北為條件，因此羅斯福對蔣改變了看法，認為蔣很固執和狹隘，沒有民主政治家的胸懷，希望蔣在中國實行民主和開明政治是無望的。于是，羅斯福與史迪威便有了共同語言，并進行了一次輕松愉快的談話。羅斯福同意史迪威推翻蔣的主張，他說：“我們應當尋找另外的人或一群人繼續下去。如果你無法與蔣相處，又無法撤換他，那就一勞永逸地把他干掉算了。你明白我指的是什么，選派一個言聽計從的人去執行吧。”史迪威回重慶后就著手落實這項指示。后因沒有得到總統的最后授權，此方案未能實行。

　　1944年1月，美國拒絕了蔣要求的十億美元借款。蔣則不讓他的新軍入緬作戰。馬歇爾奉總統之命致電蔣介石，表示如蔣不令軍隊入緬，就停止一切美援。蔣被迫妥協，旋扭轉了緬北局勢。

　　1944年3月，侵華日軍發動豫湘貴戰役，蔣軍連連潰敗，致使日軍迅速攻占河南、湖北和湖南大部，打通了北平至長沙的鐵路線。蔣的這些大潰敗在國際上造成了極壞的印象。羅斯福從此深信蔣介石指揮無能，中國軍隊必須改組。他毫不客氣地致電蔣介石，要蔣把指揮權交給史迪威，讓史迪威“指揮全部中國軍隊和美國軍隊，包括中共軍隊在內。”同時，派赫爾利來華協助工作。

　　史迪威感到志得意滿，不亦樂乎。蔣介石采取強硬措施，堅決要求華盛頓召回史迪威，并得到赫爾利的支持。1944年10月，羅斯福終于決定召回史迪威。

　　接替史迪威的是魏德邁，他性格謙和，循規蹈矩，與蔣自然合得來。魏德邁上任不久，便答應給蔣裝備36個步兵師，至1945年6月基本武裝完畢。這使蔣介石很高興。

　　1944年12月25日，蔣成立了中國陸軍總司令部，任命何應欽為總司令。這樣，在指揮關系上上有蔣，下有何，魏德邁被架空，蔣牢牢地抓住了軍事指揮權。

　　魏德邁開始向華盛頓報告真實情況——馬歇爾曾聽到過的怨言：中國沒有統一的指揮；蔣介石試圖在指揮所有部隊，這就取消了任何靈活性；沒有協調的作戰計劃；師一級及師以上指揮官都是庸才；軍隊的裝備和食物都不足；那些中國將領們正被急需去抗擊日軍進攻時，他們卻要求獲準到美國和歐洲訪問；國民黨軍隊由于“克扣”和“極其無效率”的后勤工作而饑餓。蔣同意魏德邁所堅持的不得遠距離指揮軍隊，但很快就違反了。蔣不肯任用優秀的將領擔任要職，卻一直重用何應欽。此人為史迪威所厭惡，用魏德邁的話說，他是一個“善獻殷勤，謀求私利的人，極其富有和放蕩。”

　　魏德邁早期的報告，證實了史迪威擔心的事：在日本的進逼下，中國的局勢正日益惡化。他報告了國民黨的麻木不仁以及蔣和他的部屬“軟弱無能、驚慌失措。”“國民黨軍隊的編制、裝備和訓練都不適合現代戰爭。”人們對政治領導人的動機和品德之不信任，使情況更復雜了。蔣手下的將領不敢報告實情，因為他們害怕會因此暴露自己的愚蠢和不稱職；他們在計劃作戰、發布命令和執行命令上都是不勝任的。他以“搖擺不定”來形容蔣的政策。魏德邁相信他已得到蔣的信任，但他痛惜蔣

　　“受其顧問們的影響和欺騙，這些人自私、貪婪，趁我不在場而誘導他采取與原定計劃相違背的行動。”

　　在德黑蘭會議上，為了換取蘇聯支持蔣介石和出兵中國東北對日作戰的立場，羅斯福答應蘇聯對旅順、大連和長春鐵路擁有特權。因為他知道，斯大林有民族利己主義，不希望中國成為共產主義大國與之“爭雄。”在羅斯福的授意下，赫爾利在1944年8月來華前先到了莫斯科，在得到蘇聯不支持中共而支持蔣介石的承諾后到達重慶。

　　同年早些時候，一批美國記者沖破蔣介石對延安的封鎖，和中共接觸。他們的共同結論是：中共在以延安為中心的轄區內是受民眾擁護的，也是堅決抗日的，并正在進行游擊戰爭。蔣介石為此大為驚慌，嚴令封鎖新聞渠道，不許外國記者再去延安。

　　此后，羅斯福因蔣抗日不力而對其大為不滿，并試圖促成國共聯合，因此，迫蔣同意讓美國一個代表團到延安會見中共領導人。這個代表團中有中共的好朋友謝維斯。他在延安可與任何人交談，上自毛澤東，下至普通一員。據謝維斯了解，延安所有的人都一致“希望在擊敗日本和建設新中國的斗爭中同美國合作。”當然也愿意和蔣介石合作，但必須是真誠和公正的合作。

　　毛澤東對謝維斯說，日本的戰敗，將使國民黨重新走上內戰的道路。他還指出，國民黨是一個分裂成許多派系、勾心斗角、亂七八糟的組織，這些派系都是****反民主的。能否制止內戰，要看美國能否約束國民黨。毛澤東同時表示，國共和解的主要條件是召開各黨派參加的國民大會，從而改組政府，制定新憲法和法律。他希望美國不要支持國民黨軍隊打內戰。他說：“蔣是頑固的，可是他基本上是個匪徒。必須懂得這個事實，才好跟他打交道。我們根據經驗，不得不認識到這一點。在他的威脅和恐嚇面前，你們決不能讓步。不要讓他認為你們害怕了，這樣他就會得寸進尺，榨取更多的好處。”毛澤東還表示不指望蘇聯的幫助，希望同美國合作。

　　1944年11月7日，赫爾利到延安訪問。他表示希望成立一個聯合政府，并提出五項建議，還說這些建議雖然只代表他個人，但他相信蔣介石會接受的。于是，雙方簽訂了協議。毛澤東同意赫爾利的提議，決定派周恩來赴重慶談判。赫爾利回重慶后，蔣介石對他的五項建議大為惱火，表示中共不交出軍隊就不能給予政治代表權。在此后雙方的會談中，赫爾利和魏德邁都認為蔣的主張有積極因素，完全支持蔣。周恩來不為所動，便中止了談判。

　　毛澤東對赫爾利出爾反爾極為憤慨，表示中共決不靠別人施舍，如不能聯合，就單獨建立人民政府。此后，赫爾利就完全轉向支持蔣介石了。實際上，這正是羅斯福的旨意。羅斯福只想了解中共的情況，以便促成多黨聯合，從而削弱中共勢力。其實質是支持和依靠蔣介石以對付蘇聯，這是問題的關鍵。

　　這也是歷史事實。1945年3月，雙方談判破裂后，蔣聲言要召開“國民大會”。中共要求召開由各黨派參加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與此同時，赫爾利再次表示支持蔣介石，蔣則恭維他拯救了整個亞洲。赫爾利說：“等到對日戰爭一結束，你那些裝備精良的師團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戰勝共軍了。”

　　此后，蔣介石便在美國顧問的協助下開始精心構想未來的戰略了。此時，他的部隊半數以上還在大西北邊遠地區，要調動和重新部署這些部隊需要時間；中共力量已今非昔比，但他堅信數月之內即可戰而勝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蔣介石一面大量收編偽軍，一面嚴令日偽軍不許向中共投降。與此同時，蔣于8月14日電請毛澤東去重慶談判，朱德總司令則要求授權中共在華北接受日軍投降。蔣一邊拒絕此要求，一邊重復對毛澤東的邀請。中共中央決定派周恩來前去談判。蔣介石堅持要毛澤東親自前往，后得到同意。

　　重慶談判于8月27日正式開始。民主黨派要求修改現行的選舉法，按比例給所有黨派以代表權，以便合理地選舉國民大會代表。周恩來則提出建立聯合政府、中共在華北有受降權、重新選舉國民大會代表等一攬子建議。蔣介石則堅持實行政令、軍令統一，并抱怨中共在華北和華南破壞鐵路線，阻撓其軍隊進入華北和接管東北。

　　魏德邁很清楚，在抗日戰爭中，美國始終支持蔣介石，最近得到的指示表明這種支持將繼續下去。在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曾規勸魏德邁不要繼續支持國民黨軍隊，指責美國軍隊和物資“正被用來執行中央政府打擊中共軍隊的計劃。”魏德邁對他所面臨的局勢感到難辦，于是請求華盛頓就對華政策作出明確的指示。

　　此時，斯大林通過蔣介石對美國提出警告，“如果美國有一個兵被派往中國，東北問題就難解決了。”美國不希望同蘇聯對抗，而且，鑒于國民黨軍隊在過去的表現，美國國務院也擔心中國內戰一旦爆發，蔣介石不一定能夠打勝。于是，華盛頓更急于促成以國民黨為中心的聯合政府，以在遠東對付蘇聯的威脅。

　　美國國務院認為，實現這一目的的惟一障礙“在于國民黨領袖蔣介石的傲慢無禮和剛愎自用。”一些所謂的中國專家認為，蔣介石有“滿腦子的敏感和過分自負的虛榮心”，該是對他采取某種強硬措施的時候了。即便如此，促成聯合也絕非易事，應該選派一位得力特使來完成這項使命。于是，杜魯門想到了馬歇爾。

　　很顯然，在馬歇爾出使中國前，中國就走出了通向聯合的第一步。馬歇爾坐在飛機上，思索著該如何完成這次特殊使命。


　　3. 使命維艱


　　馬歇爾來中國的前一周，他同總統、國務院和五角大樓的首腦們共同研究了對華政策。國務卿貝爾納斯重述了他的觀點，“必須使中國共產黨、其他持不同政見的黨派和國民黨組成一個聯合政府，否則，蘇聯可能拿走中國東北和華北。”并說馬歇爾去中國時，“手里應有足夠的武器去誘惑中央政府和共產黨政府合在一起。”

　　對這一點，馬歇爾要求予以澄清。他說：“假如共產黨做出可以接受的讓步，而國民黨政府卻拒絕讓步，怎么辦？”貝爾納斯說：“這樣，那就應告訴國民黨政府，我們本來要給予中國的援助將不再給予，諸如貸款、軍事供應品、民用供應品、設立軍事顧問團等；并且在華北撤走日本人的問題上，我們將直接與中共打交道。”馬歇爾接著問：“如果是共產黨不肯讓步怎么辦？”貝爾納斯答道：“如果是這樣，我們將全力支持國民黨政府，我們將按需要把它的部隊運到華北和東北。”

　　1945年12月11日，馬歇爾同幾位首腦就對華政策等問題進行進一步研究。杜魯門強調，他需要充分了解馬歇爾在中國工作的依據是什么。貝爾納斯說：“已經授權陸軍和海軍運送蔣介石的軍隊到中國東北……還命令陸海軍秘密安排艦船和飛機運送蔣介石的軍隊到華北。”貝爾納斯強調說：“在這兩點上必須保密，以利于馬歇爾壓迫雙方達成聯合協議。”杜魯門表示，他將全力支持馬歇爾“為取得所希望的結果而作出的任何努力。”馬歇爾說他理解了他們的意圖。

　　這是一種運用權術手段對雙方施加誘惑和強迫來促成聯合的秘密政策，實際上是一種偏袒蔣介石的不公正的協議。狹隘、貪婪和奸詐狡猾的蔣介石必將從這種政策中獲益頗豐。而馬歇爾此行，不是作為一個公正的中間人，而是一個用胡蘿卜和大棒向談判雙方示意的強硬說客。

　　12月20日馬歇爾抵達上海，中國戰區美軍司令魏德邁和美國駐中國大使館代辦沃爾特·羅伯遜，以及中美士兵組成的儀仗隊在機場迎接。

　　當天，馬歇爾下榻在上海國泰飯店。他先與魏德邁進行了密談。馬歇爾把壓縮到一張紙上的指示綱要遞給魏德邁說：“你先看看這個，再把你的想法告訴我。”據魏德邁回憶，那份指示可以概括如下：

　　促使中國的各派對抗力量，即國民黨、共產黨和知識分子各派達成和解，實現聯合。須說服他們，為了將來治理中國和中國人民，一定要聯合組成統一的政府機關。

　　魏德邁知道，馬歇爾性格和作風中最可敬的一點，就是討厭別人唯唯諾諾，在征求對方意見時，他不能容忍那些不講自己真實想法的人。魏德邁與馬歇爾究竟談了些什么，由于沒有記錄而無法查對。直到馬歇爾去世，他對此都一直守口如瓶。魏德邁也很少談到這次談話。只有一點可以斷定，羅伯遜驚奇地發現，倆人談話后出現了不愉快的場面。他后來說：“他們上樓時還是相互信賴的同事，下樓時卻似乎變得滿腹猜疑。倆人的關系再也不像從前了。”

　　次日上午，馬歇爾飛往南京，接受蔣介石的正式款待。羅伯遜一同前往，馬歇爾出人意外地沒有讓魏德邁同行。

　　“你知道嗎，他可真傷了我心，”魏德邁后來說，“我躺在床上，老是在想，他一直是我熱愛和敬佩的人，自己對他可謂一片忠心。我只好對自己說，‘他老了，又剛剛經歷了一場可怕的戰爭，他被搞得精疲力竭了，連感情都給耗盡了。他現在已是個老人了。而且剛剛飛過太平洋，莫非他病了。’你知道，我是千方百計原諒他，只有對最熱愛的人才會這樣。再說，真正謙虛的人并不多，他卻是個謙虛的人。杜魯門稱贊他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最偉大的美國人。他獲得的贊譽不計其數，而他卻無意中傷了我的心。天哪，真好比朝我的脾臟捅了一刀，而且比捅了一刀更厲害。”

　　魏德邁對日本投降后國共談判情況和雙方軍事動向的了解要比馬歇爾清楚得多。蔣介石利用和談，向華北、東北和上海等地空投、海運其精兵近百萬，加緊搶收地區，同時印發“剿匪”材料。僅10月份向中共解放區進攻的蔣軍就達八十余萬人。10月26日，葉劍英發表抗議書，抗議駐華美軍干涉中國內政。

　　美國原以為中共會依照斯大林的指令，放棄軍隊，而實際上中共堅持不讓。這使赫爾利和魏德邁懷疑中蘇定有什么秘密協議，否則中共不會如此強硬。美國《紐約日報》譴責中蘇勾結，煽動內戰。中共《新華日報》則針鋒相對，譴責美國支持中國反動派，要美國政府對中國的一切災難負責。蔣介石自然樂于看到這種混亂局面。

　　此后，美國政府又開始進一步對蔣介石進行大量軍援，1945年8月15日以后，對蔣之軍援達8.39億美元，而一半以上是10月15日以前交付蔣介石的。

　　9月至10月，魏德邁批準美國海軍、陸軍在煙臺、青島、天津、秦皇島等地登陸，直接接收日軍占領區，阻止中央軍隊進駐。

　　一個美國士兵給參議員湯姆·康納利寫信，訴說他們在為蔣介石對付中國共產黨：

　　在前來青島的路上，上邊告訴我們是來協助解除日軍武裝的。但在我們到達之前，蔣介石的部隊已經牢牢地控制了這里的局勢，甚至已開始重新武裝一些日本人，以加強防范中共的武裝力量。……我們在這里是要保護蔣軍的利益，以防可能爆發的共產黨起義。我們在這里的一切目的，在于直接或間接地使共產黨受到壓抑。

　　魏德邁于11月8日在上海對記者公開聲言，他將派5.3萬名陸戰隊員幫助國民黨在華北執行任務。12日，美國新任陸軍部長羅伯遜·帕特森也發表了同樣性質的聲明，這表明美國更加公然地助蔣****了。

　　12月23日，馬歇爾飛抵重慶起初，中共對馬歇爾寄予一線希望。會談開始后，周恩來向馬歇爾誠懇地表示，只要不讓中共交出軍隊和解放區，中共愿意實現和平解決，參加聯合政府。蔣介石則對馬歇爾既殷勤而又謹慎。他既答應與馬歇爾合作，又堅持要中共交出軍隊和地盤，只讓中共在政府中擔任無足輕重的角色，決不讓中共分享權力和據有軍事、政治實力。

　　12月25日，杜魯門就對華政策發表聲明，希望停止內戰，呼吁實現和平、民主和統一。12月27日，國共雙方代表在馬歇爾主持下再度和談。同日，成立由馬歇爾、周恩來、張群組成的“三人小組”，又叫“馬歇爾三人委員會。”談判前，馬歇爾先提出四項方案：

　　一、一切敵對行動的安排立即停止。

　　二、中國內部及東北境內所有軍隊立即停止調動，但為收復東北主權，政府軍向東北調動不在此限。為補給行政及維持治安之需要，而且純屬地方部隊之調動，亦不在此限。

　　三、停止在各交通線的破壞和妨害活動，并完全拆除在陸路交通線上的障礙。

　　四、目前所有部隊均留駐原地。

　　三人小組又對四項方案舉行了六次會議，于1946年1月10日正式發布“一切戰斗立即停止，軍隊調動一律停止”的命令，規定兩軍于13日午夜12時停戰。毛澤東和蔣介石分別下達了停戰令。13日，在北平成立了軍事調停處執行部，成員由美軍代表羅伯森上校、中共代表葉劍英、國民黨政府代表鄭介民三人組成，主要負責停戰監督，并規定所有有關訓令、命令，由三人同意后，以中華民國政府主席名義，由軍調處發布之。1月10日，召開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為了更多地搶占地盤，蔣介石命令他的部隊于13日午夜零時以前，更快出動，在全國各地搶占地區。

　　1946年3月27日，東三省才接受《東北停戰協定》。但4月1日，蔣介石以對東北行使主權為借口，繼續發兵東北，進犯東北民主聯軍。5月間，杜聿明所部進犯四平街、長春、永吉等眾多大中城市。至6月底，進占東北的蔣軍精銳之師約達八個軍和十幾個機械化團。

　　軍調處下屬26個執行小組。除廣州小組完成了把境內中共軍隊調往煙臺外，其他小組都未能正常活動。如徐州、濟南、新鄉小組的中共代表竟被扣留；青島小組的中共代表被毆打；承德小組的中共代表被炸死四人。

　　如同在五角大樓時一樣，馬歇爾在中國的每一周都安排得滿滿的，要同各類人士會談：共產黨人、民主同盟、青年黨、國民黨政府的各色人員、美國大使館人員，中國政府雇用的美國人；組織召開接連不斷的談判會議；對各種有害談判、促成停戰、實現聯合的事件進行調處……

　　1月31日，政協會議通過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國綱領》五項提案。內容如下：

　　一、國民政府委員名額增加為40人。經國民政府選舉，其中半數由國民黨人充任；其余半數由其他黨派和社會賢達充任。其分配另行商定。國民政府委員會為國民政府最高國務機關。

　　二、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國民代表大會定額由現任的1200名增加到2050名。憲法之通過，須由出席代表四分之三的同意。

　　三、和平建國綱領之要點為：尊奉三民主義為建國之最高指導原則，在蔣主席領導之下，建成統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國。

　　四、軍隊屬于國家，任何黨派及個人，不得利用軍隊為政治斗爭之工具。

　　五、組織憲法審議委員會，起草立法、司法、監察、考核、行政分立的“五權憲法。”

　　各黨派的國民政府委員數目的分配未能達成協議。蔣介石要將各黨派委員壓在14名以下，從而使其他各派絕對控制于國民黨之下。對此中共不能同意，并提出中共和民盟的名額共為14名，據有三分之一以上名額，從而具有否決權，以制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對此，蔣介石絕對不予讓步。

　　五項提案通過后，蔣發表談話，表示完全擁護，并說此“乃是全國性”的，要全國各黨派“共同遵行。”

　　2月10日，國民黨特務在重慶校場口毆打參加慶祝大會成功的各界人士，打傷郭沫若、李公樸、施復亮等60余人，并逮捕許多到會工人；同月21日，北平竟有特務組織****示威，沿途高喊“打倒共產黨”、“取消解放區”，“民主聯軍不容存在”等口號，并搗砸《新華日報》、《民主報》社，打傷工作人員。此后，其他各大城市也接連發生類似事件。

　　關于軍隊問題，由于蔣介石一再堅持中共必須交出其軍隊的立場，因而未能達到協議。以后，在中共的積極努力和馬歇爾的壓力下，蔣才作出讓步。2月25日，在馬歇爾主持下，三人小組通過了整軍方案，共兩項：

　　一、國民政府主席為中國陸海空軍最高統帥。最高統帥有任免所屬軍官之權，但在整編軍隊過程中，撤免中共軍隊之高級軍官，應由派在政府中之中共代表所提名之軍官替補。

　　二、陸軍之編制，在一年之后，全國軍隊編為108個師，其中中共軍占18個師；一年半之后縮編為60個師，其中中共軍占10個師。

　　軍隊配置（一年后）：東北6個軍，中央軍5，中共軍1，每軍轄3個師；華北方面11個軍，中央軍7，中共軍4；華東方面10個軍，中央軍9，中共軍1；西北5個軍，華南4個軍，均為中央軍。

　　2月28日，蔣介石寫道：“馬歇爾對余之認識漸增加，然其受共產黨麻醉日甚。美國民族之易受人欺誑，甚老練如馬氏者尚且如此，其他更可知矣。不禁為世界前途憂也。”他說：“與中共商定統編其所屬部隊為18個師之方案，業已簽字。此為政府最大之損失。”

　　同日，三人小組赴北平、張家口、延安、漢口等地視察共六天。3月11日，馬歇爾應召返回華盛頓述職。


　　4. 難解殘局


　　馬歇爾返美后，蔣介石立即召開二中全會，開始對五項方案進行修改，提出“不應以種種問題束縛領袖。”對已簽訂的軍隊整編方案也不再承認，要擴大其整編的軍隊員額為347萬人。4月1日，對政治協商會議也不予承認。他說：“政治協商會議在本質上不是制憲會議。如政治協商會議果真成為這樣一個性質的會議，我的政府是決不承認的。”

　　從1月10日停戰至5月20日，蔣介石命令其軍隊向關內各解放區進犯共達3630余次之多，投入兵力258萬人，強占城鎮26座。對此，中共軍隊在各地予以反擊，并接收了東北中、北部主要城市。蘇聯開始表現出對中共的一定援助。形勢對蔣不利。

　　蘇聯于1945年8月8日出兵東北，一周后，蔣介石即令熊式輝為東北行營主任，蔣之子蔣經國為外交特派員；杜聿明于11月中旬督師進占山海關。12月15日，蔣經國應斯大林之邀赴蘇聯訪問，以蔣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與斯大林會談。斯大林對小蔣說：“你們中國人要明白，美國人想要利用中國作為滿足他們利益的工具。在必要的時候，他們會犧牲你們的。蘇聯愿意把本國生產的機器、汽車以及中國所沒有的東西供給中國，同時也希望中國把自己生產的礦物、農產品供給蘇聯；蘇聯又可以幫助中國在東北建立重工業，并發展新疆的經濟。但是，我再三聲明，也是我最大的一個要求：你們決不能讓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只要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東北問題就很難解決了。”

　　與此同時，在莫斯科召開的外長會議上，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向美國國務卿提出建議：同時宣布美國自華北、蘇聯自東北的撤軍日期。美國人認為當時規定日期太早，因而拒絕了這個提議。蘇聯當然也不撤軍，蘇聯原定在日本投降后三周內撤軍，最遲不超過三個月。但因美國海軍陸戰隊于9月下旬在青島、天津登陸，而延緩其撤軍日期，至年底仍未撤軍。后經中蘇雙方協商，蘇聯答應于1946年2月1日撤軍。

　　1945年11月24日，蘇聯方面向中國表明，日本建立的東北工、礦設備作為戰利品歸蘇聯所有，其余154家企業應由中蘇共管。12月7日，更嚴厲地表示“除非此一經濟合作問題獲得解決，否則蘇聯自東北撤軍

　　日期將不能預測。”1946年2月1日，蘇聯再度表示堅持中蘇經濟合作，并不許第三國參加。

　　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對蘇聯把日本在東北的企業作為戰利品表示反對，他說：“蘇聯以東北企業為其戰利品，實為逾越國際公法范圍之外。”2月9日，美國又照會中國：（1）東北焦ひ滌芍興展補埽宋シ疵嘔Э諾腦潁唬*2）日本在國外的財產，應由盟國組織日本賠償委員會作最后分配之決定。在此點上英國與美國步調一致。2月16日，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并無承認蘇聯運走東北工業設備的協定。”

　　3月27日，蘇聯向中國正式提出《中蘇經濟合作建議草案》，堅持共同經營東北工業。蔣介石的外交部長王世杰予以拒絕。但東北工、礦企業終被蘇聯掠走70％至80％。3月間，到沈陽、長春訪問的美國記者被蘇軍趕走。此事引起美英的強烈反應。蔣介石說：“丘吉爾在美演說，主張美、英同盟，強調英語民族間合作之力量準備對俄作戰，幾使人有第三次大戰即將來臨之感矣。”

　　自美國陸戰隊在中國東部沿海登陸后，蘇聯人相信美國也想獨占中國，便一面延緩撤軍，一面把繳獲的部分日軍武器送給中共，并允許中共軍隊進入東北，組成東北民主聯軍，對中共給予一定的援助。對此，蔣介石認為，斯大林想在東北建立中共政權，分割東北，于是，便加緊向東北調兵遣將，侵占鐵路，進攻城市，搶奪地盤。

　　馬歇爾回到華盛頓后，總統和國務卿對他在華的工作成就給予高度評價，就連一直堅持“這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使命”的魏德邁，也不得不對馬歇爾深表欽佩。3月11日，他在給艾森豪威爾參謀長的信中寫道：

　　他干得好極了，很快就贏得了所有和他接觸過的人們的尊敬與欽慕。他順理成章地處理當前的問題，首先是實現停火，現在正順利地執行一項將統編中央政府和共產黨軍隊的計劃。所有這一切都是在陰謀、猜疑、自私和東方式的奸詐的背景下完成的。確實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我真地懷疑世界上是否還有別人能在這么短短的時間內做那么多的事。然而在我想來，他這些成就能維持多久，要看他本人在不在現場。假如他在以后幾個月內不露面，我認為敵對雙方很快就會拼個你死我活，重新回到去年10月的形勢。馬歇爾將軍的國際威望以及他本人一出現，就能控制住局勢并能使共產黨和中央政府的代表采取和解的行動。

　　一些了解實情的好心人，出于對馬歇爾將軍名譽的愛護，此時卻提出建議，希望馬歇爾將軍見好就收，不要再返回中國，因為他們深信，國共兩黨水火不容，促成聯合幾乎沒有希望。

　　4月17日，馬歇爾攜夫人凱瑟琳從華盛頓飛回北平。馬歇爾聽了軍調處的匯報后，于19日飛抵重慶。

　　馬歇爾向蔣介石表明，雙方應繼續會談，停止沖突，促成聯合。蔣介石則繼續對馬歇爾積極游說，勸美國積極支持他盡快占領東北，避免重蹈1931年美、英對日采取綏靖政策的舊轍。對此，馬歇爾感到不能理解，并表示氣憤。

　　國共雙方重開談判，馬歇爾又投入昔日繁忙的事務之中。他寫道：

　　“我現在經常是成天泡在一個接一個的會議之中，非常累人，非常棘手。但是，會議討論的問題都是至關重要的。我寓所辦公室的工作人員簡直忙得不可開交，又回到了昔日每天工作10至14個小時的戰時生活了。”

　　1946年5月5日，國民政府還都南京。馬歇爾夫婦住在南京一所大院子里，除他們的住室外，還有使團工作人員的住宅以及辦公場所。二層樓有一間工作人員的大會議室，也可作為娛樂室，晚上常在此放電影。

　　7月中旬，馬歇爾夫人應蔣介石和夫人宋美齡之邀前往牧嶺（南京以西約250英里）避暑地做客。凱瑟琳住在一所寬大舒適的別墅里，有仆人、小游泳池和花木。馬歇爾給一位朋友寫信說，蔣夫人對凱瑟琳“非常欽慕和熱情。”去牧嶺并不容易，坐飛機要一個多小時，然后乘船沿江而下駛行約40分鐘，接著要坐30分鐘的汽車，最后坐兩個小時的轎子，沿著山邊鑿出來的石階上山。在夏季談判期間，馬歇爾常去那里。

　　馬歇爾為他先前所做的眾多工作受到挫折感到沮喪，但又必須盡力壓抑住心中無奈之感。在如此舒適甚至富于魅力的環境中消磨時光，他或許能感到愉快一些。不過這種家常情意也許使蔣介石不再把馬歇爾的嚴厲警告放在心上，他可以稍微放心大膽地去指揮軍隊了。

　　5月19日，蔣軍攻占四平街；23日占領長春，爾后又侵占了吉林、農安。6月3日，蘇軍已完全撤出東北。

　　此時，馬歇爾仍一如既往地力主雙方停戰，不停戰就終止援助，蔣迫于美國的壓力，被迫答應停戰。6月7日，蔣宣布為期15天的全面停戰。6月20日，周恩來發表聲明，反對馬歇爾的“最后決定權。”

　　與此同時，蔣介石要中共軍隊撤出隴海路以南、膠濟全線、東北大部、承德以南諸地區，以及山東、山西兩省的部分地區。并警告說，如不服從，就付諸武力。中共當然不會受蔣的脅迫。

　　1946年6月26日，蔣介石下令向中原地區中共李先念部發動大規模進攻；7月12日，蔣軍55萬人向蘇皖解放區進攻。全面內戰終于爆發。

　　馬歇爾把中國的危急情況報告給杜魯門，并建議對蔣采取措施。8月10日，杜魯門致電蔣介石，表示蔣如不停戰，美國將重新考慮對華政策。8月14日，蔣公開表示要軍隊“國家化”，并要中共退出解放區。18日，美國停止對蔣支援軍火，逼迫蔣堅持和談。蔣對此極為不滿，他在日記中寫道：“美國始終堅持其不用武力的主張，而置我國存亡于不顧，至可痛惜也。”

　　杜魯門感到馬歇爾的使命該結束了，因為他在中國呆的日子越久，對他的國際聲譽就越有損害。總統已決定讓馬歇爾出任美國國務卿，并通過艾森豪威爾征求了馬歇爾的意見。馬歇爾接受了這一任命，同時表示，中國情況雖在惡化，但他不想就此罷休，希望再作進一步的努力。杜魯門只好同意了他的請求。

　　8月29日，蔣軍攻占了承德。馬歇爾盡力調和雙方紛爭，但不見任何成效。此時，蔣介石已決定徹底擺脫馬歇爾的控制。他經常十幾天不露面，忙于部署軍事戰略。9月中旬至10月上旬，周恩來多次致函馬歇爾，指責美國政府已為國民黨政府提供總計52億美元援助，已大大有助于蔣介石進行內戰，譴責蔣介石政府不顧一切約束，撕毀停戰協定，向關內大舉進攻。馬歇爾深感形勢已進一步惡化，左右為難。

　　蔣介石決定將單獨召開“國民大會”，并于10月16日發表八項建議，主張按兩軍現地協商軍地的分配。17日，毛澤東發表《時局聲明》，歷述中共誠意，并呼吁再次會談，主張恢復1946年1月13日以前雙方軍事態勢，實現政治協商會議決議。

　　10月18日，蔣介石召開南京秘密軍事會議，宣布“五個月內打垮共軍。”同時，蔣卻對外宣布：自11月11日午時起全面停止戰斗。

　　中共與民主同盟反對召開一黨包辦的、不代表民意的國民大會，并拒不參加這個大會。11月12日蔣介石單獨召開“國民大會。”12月26日，陳誠在“國大”代表招待會上宣布“一年內消滅中共。”同時，蔣介石通過外交部發表聲明：中國政府要求美軍留駐中國大陸。30日，蔣發出了第七十號密令，部署了1947年上半年度的進兵計劃：為“打通隴海、津浦、同蒲、平漢與中、東滿鐵路諸線，肅清晉、冀、魯、豫、陜等地境內股匪。”

　　1946年12月底，蔣調動了218個旅（占其全部兵力的90％）進攻解放區。大規模內戰已經開始。

　　馬歇爾眼看大規模內戰全面爆發，無可奈何地宣布“調停”失敗，于1947年1月8日返回美國。29日，美國宣布退出“軍調處。”


　　5. 初掌外交


　　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因心臟病提出辭職。1947年1月6日，杜魯門正式任命馬歇爾擔任國務卿。早在1946年7月，馬歇爾就提名一位老中國通司徒雷登任駐華大使，并得到總統和參議院批準。

　　任命馬歇爾為新國務卿，當時在美國政界和公眾中的反應是良好的。人們深知，在剛剛結束的世界大戰中，他指揮若定，組織有方，為國家贏得了勝利。政府官員贊賞他是一位虛心聽取內行意見的專家，他得到了多數政治家們的信任。

　　曾一度當過國務卿、馬歇爾的老上司、前任陸軍部長史汀生，1947年1月10日在給他的信中寫道：“你出任國務卿，就使我在國家前途問題上有了一種莫大的安全感。杜魯門先生作了一項非常明智和獨具慧眼的任命。”

　　對馬歇爾的任命公布后，有人認為，他最有可能充當未來的總統候選人。但馬歇爾不想惹此麻煩。他在華盛頓聯邦車站的月臺上接受記者們的提問時表明了態度：

　　我認為國務卿的職位，至少在目前情況下是非政治性的，我本人依此行事。我決不卷入政治活動，因此，我不能被看作是任何政治職務的候選人。

　　一般的觀點是，不管一個人怎么說，他總可以被調去充當某一政治職位的候選人。這樣的觀點對我是用不上的，我決不會被征調去競選任何政治職位。

　　我如此明確和強調這一點，是為了一勞永逸地結束把我的名字同政治職位聯系起來的議論。

　　上任伊始，他就明智地解除了一些人對他的猜疑，贏得了人們的好感和贊譽。《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雜志發行人勞倫斯評論說：“首先，他一輩子都是一名陸軍軍官，懂得該脫離政治；其次，他比政府中任何人都清楚，要取得戰時在他率領下作出最大犧牲的官兵們的信任，最好的辦法就是締造持久的和平……這是一位偉大人物的無私行為，這簡單的舉動就使美國和世界都受了益。”

　　1月21日，他宣誓就任新職后，便開始運用他的組織才能使國務院高效地運作起來。除必要的人事變動外，他最先采取的措施是建立國務院政策研究室。以后每談到這一點，他總是感到很自豪。

　　他具有長期在高層指揮、決策機構工作的豐富經驗，知道如何調動下屬機構和人員的積極性和聰明才智。早在1943年指揮工作最繁重的時期，他依靠一些朝氣蓬勃的青年軍官創辦起有聲有色的情況匯報會，這對指揮決策極有助益。

　　情況匯報會每天上午9點準時開始。各種圖表都在五分鐘前張掛停當，然后，經核準的人員可以進入馬歇爾的會議室，觀看有關美軍參戰的各個戰區精確的圖示。“我逐漸認識到，”馬歇爾后來說，“介紹世界戰況對我和主要工作人員至關重要。因為我們在如此眾多的不同戰區作戰，而國內形勢又隨之風云變幻。我們身邊就有各種能工巧匠，而且人數眾多，這樣我們逐漸形成了早匯報的制度，由經過挑選、口才出眾的年輕軍官在會上介紹情況。他們清晨4點就起床，整理頭天夜里的電報，9點前做好匯報準備。會議就像開場演戲一樣，他們變得精于此道，把匯報會搞得有聲有色，確實引人入勝，整個戰爭的最新情況一覽無余。這種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易于了解戰況。”

　　此時他同樣認為，應該有幾個人專心致志地研究未來的政策，所以要必須搞一個決策咨詢班子。他讓副國務卿艾奇遜負責這項工作，并盡快選任幾位了解世界不同地區情況、情報靈通、具有洞察力、善于演說和寫作的人承擔此任。

　　1970年，國務院組織了一次內部調查，調查小組得出結論說，馬歇爾在加強國務院的行政能力方面，比戰后的任何一位國務卿做得都多。有關評價如下：

　　在馬歇爾的管理下，政策研究室建立了起來，而且在一個重要時期成為國務院創新思想的中心。“馬歇爾計劃”以及其他為應付40年代后期的外交挑戰而作出的大膽創新，就是在這個室開創并發展起來的。馬歇爾采納了他的研究室的意見，并把這個研究室當做學術研究機關一樣尊重它。

　　馬歇爾在國務院任職內的第一項挑戰，是3月將在莫斯科舉行的外長會議。該會議先后在莫斯科、倫敦、巴黎和紐約召開過，如今他要同英、法和蘇聯代表在對德和約、對奧地利和約以及附帶政治經濟等問題上尋求協議。涉及到的國家不止一個，問題錯綜復雜，關鍵是東歐一些國家的政治經濟走向，核心是德國問題。

　　馬歇爾了解到的情況是，蘇聯想在戰敗后的德國建立一個受其控制的中央政府，而不是難以控制的聯邦政府。他知道，納粹曾蹂躪過蘇聯，因此，蘇聯對德國不會放過，問題的關鍵在于美國對此應持何立場和觀點，而與此相關的是英國人對此采取什么態度。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丘吉爾曾強烈要求派軍隊開進巴爾干地區，搶在蘇聯人之前到達那里，由于美國反對，使英國人的戰略成為泡影。如今，戰后英國極度貧困，對維護東歐和地中海地區的利益感到力不從心。在希臘、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和匈牙利，蘇聯支持的勢力正在擴大，那里的經濟已相當困難，人民正在忍饑挨餓，面臨內戰的威脅和困擾。英國卻無能為力，正準備從希臘和土耳其撤軍。

　　對此，美國國會展開討論，杜魯門主張，美國必須提出4億美元來援助希臘、土耳其等巴爾干國家，并在世界各地堅決抵抗少數游擊武裝和外來勢力的擴張。這是一種強硬的和對抗性的外交政策，以后被稱為“杜魯門主義。”

　　由馬歇爾率領的美國代表團于3月9日到達莫斯科。成員包括駐德美軍司令盧修斯·克萊將軍，馬歇爾的老下級、現駐奧地利軍事長官馬克·克拉克將軍，美駐蘇大使比德爾·史密斯將軍，律師兼政治家墨菲，德國和蘇聯問題專家奇普·波倫，國務院蘇聯問題顧問本·科恩，以及共和黨指派的兩位會議觀察員、紐約律師福斯特·杜勒斯。

　　會議開始后，西方各代表團的大多數成員很快就看明白了，蘇聯想要的并不只是對德、奧兩國進行報復，而且要求把能從戰敗國家帶走的資產席卷而去，作為對他們的賠償。馬歇爾傾向于同意蘇聯在德國問題上的一切要求。

　　但是，在討論奧地利問題時，克拉克就寸步不讓了。他訴說了蘇聯人怎樣把價值數百萬美元的奧地利資產運走，然后任憑它們在蘇聯邊境的鐵路支線上生銹。他為奧地利人民呼吁，要求允許他們享有重新開辦工廠的權利，不要等他們一修復就被蘇聯人搶走。

　　然而，最使克拉克感到擔憂的是國務院對蘇聯一味姑息、忍讓，指望通過讓步來達成協議，只要所有與會國家都在上面簽字，不管什么樣的協議都行。

　　“最后，我們談到了賠款，”克拉克指的是蘇聯要求從奧地利拿走他們想要的一切東西。“這是全部問題的關鍵所在。如果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其他問題就會迎刃而解。蘇聯人在這個問題上絕不會通情達理，絕不肯讓步。”

　　在開會討論奧地利問題的那天上午，美國代表團碰了一下頭，商議對策。克拉克說，他草擬了一份協議立場書，并說服英、法代表在上面簽了字。說完，他把這份文件交給了馬歇爾。

　　“馬歇爾將軍，”他說，“今天就要討論賠款問題了，這是美、英、法三國最后達成的一致意見，是我們作出讓步的最后限度了，絕不能再讓了。”

　　馬歇爾把文件給每個人參閱，然后征求每個人的意見。大家都認為文件措辭過于強硬，蘇聯人不會同意。克拉克急忙說：“馬歇爾將軍，我可以談談我的看法嗎？”

　　“我們已經知道你的看法了，”馬歇爾厲聲回答。

　　“那就讓我再說一遍好了，”克拉克說，“我本不想到這里來，我在維也納已經同這些惡棍打了兩年交道了。您絕不能再退讓，否則，就會把我們為之奮斗、成千上萬的人為之獻身的東西全部斷送。”

　　馬歇爾站起身來說：“過些時候我再作決定。”

　　“您必須現在就打定主意，”克拉克堅持說，“因為下午兩點鐘就要開會，我必須根據您的明確意見進行準備，這需要一定的時間。這是最后一次發言，因此措辭必須慎重。您的發言將使這次會議收場了事的。”

　　大家望著馬歇爾，馬歇爾望著克拉克。

　　“克拉克，”馬歇爾說，“就完全按照你的想法準備吧，寫好后送到我房間來。”

　　下午，馬歇爾帶著克拉克準備好的意見書出席會議。

　　“會談的言辭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尖銳，”克拉克后來說道，“莫洛托夫（蘇聯外長）發言時，我、科恩和杜勒斯都忙著給馬歇爾遞條子。將近7點了，莫洛托夫的發言越來越令人討厭了。”

　　克拉克寫了最后一張條子：“現在是不是該念咱們的意見書了，也許這樣能結束會談。”

　　馬歇爾找出克拉克起草的文件，念了起來。過了一會兒，莫洛托夫站起身，用冷淡、刻薄的語調提議休會。

　　從此以后，美蘇在長達15年時間里再沒有舉行過會談。然而，這次會談卻挽救了奧地利。

　　“如果我們對蘇聯人的要求讓步”，克拉克說：“奧地利就會垮了，蘇聯就可以隨心所欲地毀壞、肢解和搜刮這個國家。但是，國務卿卻因為會談失敗而大失所望。”

　　馬歇爾和克拉克一起乘車返回美國大使館。國務卿對克拉克說，“我認為你是個出色的將軍，但作為一個外交家，我覺得你還不夠成熟。”鑒于此次會議期間克拉克的言談舉止欠冷靜，回國后又向新聞界發表“出格”的講話，于是，馬歇爾把他調出外交系統。結果，克拉克又回到陸軍參謀長艾森豪威爾的麾下。


　　6. 復興歐洲


　　最初幾個月，大家發現馬歇爾當國務卿是在邊摸索邊工作，由于不熟悉外交，過于相信政界人士的許諾，有時難免有誤。他為此受到一些批評。但正如有人所說，“他對那些指責泰然自若，從不為此傷腦筋。”

　　杜魯門對一些政客們指責新任國務卿一概置之不理。“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軍界要人”，杜魯門說，“他還將成為今后十年中最重要的國務卿。他品格堅強，善于組織，慧眼識人，而且為人謙和，平易近人，深受人們信賴。”他后來又說：“人們不僅認為他敢講真話，實際上他的確在給他們講真話。我當總統時，他總是對我推心置腹。”

　　杜魯門認為，這些都是馬歇爾獨具的品德，他非常信任的人不多，馬歇爾卻是其中之一。“將軍，”有一次杜魯門對馬歇爾說，“如果您覺得有必要做某件事，而且需要馬上動手的話，您盡管去辦就是，不用等我或者國會批準，事后由我去向議員們解釋。”

　　正因如此，“馬歇爾計劃”于1947年夏天提出時，總統和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樣無不感到意外。

　　馬歇爾上任伊始，就要求助手艾奇遜在任何情況下都要開誠布公，直言不諱，必要時甚至可以不顧情面，不必擔心傷害上司的感情。他還說，“除了馬歇爾夫人的感情不能傷害外，”別的感情都無所謂。

　　馬歇爾并非沒有感情，只是他盡量不讓感情外露，不輕易流露激動神色，除非是為取得某種效果。然而，他卻是個富有人情味、同情心和通情達理的人。在他任國務卿的第一年里，艾奇遜很快覺察到，馬歇爾深為來自歐洲的報告怦然心動。從英國、法國、德國、北歐國家以及東歐各國那些飽受戰禍的城鎮，頻頻傳來人們饑寒交迫、受苦受難的消息。如不迅速采取措施，這些國家和地區將會再次遭受一場可怕的災難。

　　1947年4月28日，馬歇爾心情憂郁地從莫斯科回到華盛頓。此次會談不歡而散使他感到沮喪，歐洲面臨的可怕前景使他焦慮不安。他深信，在已結束的這場大戰中，美國是惟一沒有傷元氣的交戰國，只有美國迅速行動起來，才能扭轉歐洲的局面。他細心閱讀了一大堆令人頭痛的文件，然后通過電臺向全國發表講話：“歐洲人民正在受苦受難，迫切需要幫助，需要煤、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他提醒美國人民：“醫生們不緊不慌，可是病人已生命垂危。”他呼吁全國緊急行動起來，立即對歐洲進行援助。

　　此前，他已把國務院的官員們組織起來，抓緊制訂一項援助歐洲的計劃。他讓艾奇遜和政策研究室主任凱南全權負責此項工作。

　　4月24日，凱南曾向各類專家征集意見，請他們談當前英國、法國、意大利以及德國和奧地利的西方占領區的經濟趨勢，以及若這些國家在自給自足方面沒有采取什么措施，他們將需要什么來維持生存。5月15日，政策研究室召開會議，到會人士一致同意必須用美國的經濟力量去支援歐洲支離破碎的經濟。

　　凱南的基本觀點是“美國援助歐洲的工作不應該是直接同現存的共產主義斗爭，而應該是恢復歐洲的經濟健康和社會活力。”他使用了“馬歇爾計劃”演說中的一段幾乎同樣的語句寫道：“正式的倡議必須來自歐洲，計劃必須由歐洲形成，歐洲人必須為此承擔主要責任。美國的作用是在歐洲的請求下友好地協助起草一項復興計劃，然后用財政或其他手段支持此項計劃。”

　　顯而易見，無論在性質上，還是在手段上，“馬歇爾計劃”與“杜魯門主義”迥然不同。然而，問題的關鍵在于，總統和國會是否能同意這項經濟援助計劃。一個民主黨議員代表團得知政府正在炮制該項計劃的風聞，便通過艾奇遜警告國務卿和總統：假如政府打算造成既成事實，他們就拒絕撥款或貸款。

　　國務院人士認為，這項計劃將得到全國民眾的支持，但如何在不使總統和國會為難的情況下推行此項計劃呢？辦法只有一個，就是先讓總統和國會蒙在鼓里，時機一到，便向國會和總統突然亮出計劃。

　　1947年6月5日，哈佛大學要授予馬歇爾名譽學位。國務卿征求艾奇遜的意見：在這種場合提出援助歐洲計劃是否妥當？艾奇遜搖頭表示：人們在授學位典禮上可沒心思聽演講。馬歇爾不說什么，只是讓艾奇遜把計劃草案拿來。艾奇遜告訴他，草案還沒有寫完。馬歇爾吩咐他盡管拿來就是。

　　艾奇遜以為馬歇爾跟總統商量過講演的事，其實，馬歇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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