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秦可卿之死》，當然首先是一篇小說，是我想像力的產物，而且不可避免地滲透著我這個當代人的顯意識和潛意識。
　　但，這篇文章又是我對《紅樓夢》中秦可卿這一人物形象進行學術研究的成果之一。
　　眾所周知，曹雪芹對《紅樓夢》中秦可卿這一人物的描寫在寫作過程中有重大修改和調整，第十三回回目原為“秦可卿淫喪天香樓”，后改為“秦可卿死封龍禁尉”，改后的語言明顯不通，前輩“紅學”家早已指出：是賈蓉被封為了龍禁尉，不是也不可能封秦可卿為龍禁尉；據“脂批”，曹雪芹聽了脂硯齋的話，刪去了業已完全寫訖的這一回的四五葉（線裝書的四五個雙頁，相當于現在的八至十個頁碼的文字），這當然是極大的傷筋動骨的改動，而且我認為是明顯出于非藝術考慮的改動；為了使前后大體連綴，當然必須“打補丁”，好在似乎并不多，而保留下來的太虛幻境中有關秦可卿的《好事終》曲，以及十二釵正冊中表現她的那幅畫和判詞，都明白地昭示著我們，所刪去的大體上是些什么內容。我曾著文縷析曹雪芹未刪的原稿中的秦可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焦點是她究竟是怎樣的出身。主要的篇目是：
　　《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載《紅樓夢學刊》１９９２年第二輯）
　　《再論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載《人民政協報》《華夏》副刊１９９２年８月１８日、２２日）
　　《秦可卿出身之謎》（載《太原日報）１９９２年４月６日）
　　《張友士到底有什么事？》（載《團結報》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６日）
　　《莫譏“秦學”細商量》（載《解放日報》１９９２年９月１３日）
　　《“友士”藥方藏深意》（載《解放日報》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４日）
　　《擬將刪卻重補綴》（載《解放日報》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２２日）
　　很明顯，我這篇文章，便是履行我那“重補綴”的聲言。不過，這只是一種基本上用現代語體寫的小說，與所謂的“續作”、“補作”還有重大區別——我以為那是必須摹擬“曹體”的；我目前還沒有那樣的能力和勇氣。
　　據此可知，我這篇小說，是一篇所謂的“學術小說”或“學究小說”，就是說，其中包含我對《紅樓夢）中秦可卿這個人物的理解，也包括我對從曹雪芹原稿中所刪去的“淫喪天香樓”那部分內容的考據，其中還有我在上述幾篇論文里都還沒有披露的鉆研心得，如早被已故前輩小說家葉圣陶指出的：第十一回中，寫鳳姐去寧國府看望過秦可卿之后，繞進會芳園，忽用一闋小令，表達鳳姐的“但只見”（主觀鏡頭，成為鳳姐心中的吟誦），這種寫法，全書中僅此一例，顯得很奇怪；縱觀《紅樓夢》一書，所有這類文字的安排，包括每一個人物命名中的諧音，都是有含義的，那么，這一闋小令的含義是什么？葉圣陶先生只提出了問題，而沒有回答這一問題，我卻在這篇小說里回答了。余如對秦可卿臥室中那些她獨有的東西所賦予的符碼，是那樣地突兀，難道只是如歷代評家所說的那樣，出于暗示秦可卿的淫蕩嗎？又，有人所猜測的被刪卻的“遺簪”、“更衣”等情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在這篇小說里，都作出了十分明確的解釋，而且是自圓其說的。
　　我對秦可卿之死的研究，當然只是一家之言，由于“淫喪天香樓”一節的原稿在這世界上已不復存在，所以無論我們怎樣研究，怎樣努力去“復原”，都只能是接近于原意，而不可能再現原貌。但我以為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不僅是有意義的，而且有多重的意義，除可加深對《紅樓夢》一書的思想內涵的理解、剖析曹雪芹的創作思想和藝術追求、探討該書的成書經過和曹、脂二人的合作關系外，還可以使我們更具體地了解曹雪芹的這一創作是在怎樣的人文環境里以怎樣的復雜心理滴著淚和血寫成的。
　　期待著專家和讀者們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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