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上海《城市導報》記者黃準新問
　　問：您的《畫梁春盡落香塵——解讀〈紅樓夢〉》一書被有的傳媒稱之為“秦學”，又作為“作家加盟‘紅學’”的一個范例。您本人是怎么看待的？學者型作家或作家學者化是不是一種必然？
　　答：我自十多年前，就從秦可卿這個人物入手，對《紅樓夢》進行研究。我的研究基本上屬于探佚的范疇。我的主要成果是：秦可卿的原型，是康熙朝廢太子胤礽的女兒，也就是在乾隆四年發(fā)生的“弘皙逆案”的主謀弘皙的妹妹。“三春去后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所說的“三春”不是指三個人，而是指乾隆元年至三年的三個春天，那是曹家熬過雍正朝的寒冬后中興復蘇的三年好日子，《紅樓夢》從十八回后半至五十三回就濃墨重彩地寫了乾隆元年的事情，五十四回到六十九回寫的“乾二”，七十回到八十回都寫的“乾三”；但沒想到這三年過去即卷入了“弘皙逆案”，導致了“家亡人散各奔騰”的毀滅。所佚的八十回后的《紅樓夢》，所寫的應該就是“乾四”后“樹倒猢猻散”的局面，而絕不會是高鶚所續(xù)的那一套。我新出的《畫梁春盡落香塵——解讀〈紅樓夢〉》一書，集中體現(xiàn)出了“秦學”研究的成果。至于“學者型作家”或“作家學者化”一類的問題，不在我思考的范疇中。我研究《紅樓夢》并不是想把自己“化”為“學者”，我以為“紅學”是一個公眾共享的話語空間，不是什么機構(gòu)或哪個“專家”“權(quán)威”可以壟斷的。沒有“作家”“學者”頭銜的人，只要有心得，在“紅學”領(lǐng)域都有天賦的發(fā)言權(quán)。
　　問：您的探佚小說《秦可卿之死》中的悲劇人物秦可卿是哀艷的，您寫她，包括寫賈珍，文筆都很人性化，可不可以這樣說：“命運和人性”是您這作品的主題？您說您寫的是“學術(shù)小說”，寫小說和做學問會不會成為一種矛盾？
　　答：命運和人性，確實是我小說創(chuàng)作最關(guān)注的東西，也不獨是寫“‘紅學’探佚小說”如此。“學術(shù)小說”應該是小說創(chuàng)作中的一個獨特品種，它與一般的虛構(gòu)小說是有區(qū)別的，我的《秦可卿之死》、《賈元春之死》、《妙玉之死》都嚴格地做到：人物、情節(jié)、細節(jié)或者有《紅樓夢》前八十回的正文依據(jù)，或有脂硯齋批語的依據(jù)，或有我的正式探佚論文的成果為依據(jù)，本來應該在小說后列注一一指明，考慮到對一般讀者來說會覺得煩瑣，影響順暢閱讀，才沒附詳注，但都在后面有概括的說明。對于我來說，寫小說和研“紅”不僅沒有什么齟齬之處，倒有魚游春水之樂。
　　問：可不可以結(jié)合您的經(jīng)歷談談《紅樓夢》對您的影響？
　　答：我這人其實是很孤僻的。內(nèi)心很豐富，但不擅為人處世。但人在社會中，尤其是處于當代中國社會，個體生命無法也不應該完全脫離他人、群體與社會，所以，一方面要適應社會，盡量使自己對社會有益，另一方面則要努力地守住自我，尋求生存的詩意。我從少年時代就接觸《紅樓夢》，讀了幾十年，不敢說已經(jīng)讀懂、讀通，但我覺得一進入曹雪芹《紅樓夢》前八十回（嚴格來說是一至七十八回，更嚴格地說，去掉可疑的六十四、六十七兩回，是七十六回）的文本，心靈就獲得極大的慰藉。把《紅樓夢》簡單地看成是一部“反封建的愛情小說”是不對的，它其實是一部寫個體生命在時代、社會、家族、他人的錯綜糾葛中，如何執(zhí)拗地追求詩意生存的偉著。全書籠罩在“雙懸日月照乾坤”的“日”“月”兩個政治利益集團大決戰(zhàn)前夕的政治陰霾里，賈寶玉的被笞，其實質(zhì)是“日”集團的忠順王與“月”集團的北靜王的對抗，折射到了對蔣玉菡的爭奪，證據(jù)顯示在茜香羅上，這影響到賈政的政治前途和整個家族的安危，驚心動魄，生死交關(guān)，賈寶玉對此也不是渾噩無知，但他卻還是不顧一切地去追求體現(xiàn)在青春女性和靈性男子身上的詩意美。遠離名利場，親近自然美，這是我目前得到《紅樓夢》啟發(fā)后所選擇的生活方式。
　　問：在您看來，《紅樓夢》對今人有怎樣的啟發(fā)和意義？
　　答：守住你的個性。如果做不到詩意地生存，至少要盡可能捕捉、享受生活中的詩意。多跟水質(zhì)的人親近，對泥質(zhì)的人即使不可能杜絕來往也要提高警惕盡量不受其污染。當然不止于此。
　　問：在諸多“紅學”的研究評論成果中，您本人比較欣賞哪一派？
　　答：周汝昌先生的研究我最佩服。這不是從“派”出發(fā)。周先生自是一派。他在“曹學”“脂學”“版本學”“探佚學”等“紅學”分支上都有碩果累累的學術(shù)成就。最近我又讀到作家出版社剛給他出的《紅樓奪目紅》一書，這可是緊扣《紅樓夢》文本、細摳其文脈語言的一部著作，寫得瀟灑自如，學問、見地令人如登山陰道，創(chuàng)見、憬悟?qū)映霾桓F，且能深入淺出，做到了雅俗共賞。當然我最佩服他的是，一方面他充滿學術(shù)自信，另一方面則總是真誠地表示那僅是他的一家之言，歡迎批評指正，尤喜切磋討論，這是非常可貴的學術(shù)襟懷。
　　問：您研究《紅樓夢》是否也經(jīng)歷了一個過程？
　　答：當然。我把自己的研“紅”心得發(fā)表出來，從十多年前就開始了，而且出了三本內(nèi)容不斷更新發(fā)展的書——《秦可卿之死》、《紅樓三釵之謎》、《畫梁春盡落香塵——解讀〈紅樓夢〉》，我的研究得到前輩周汝昌先生的熱情鼓勵與細心指導，也得到像陳詔先生那樣的通家的善意批評，當然更有許多讀者的支持，以及傳媒的關(guān)注。２０００年我更得到英國英中文化協(xié)會和倫敦大學的邀請，去倫敦作了兩場關(guān)于《紅樓夢》的演講。我當然還只是一個“紅學”的票友，不過我已形成了自己的研“紅”軌跡，“秦學”的提法應該說是水到渠成，可以批評甚至批判，但不可以對我的研“紅”軌跡、我的主要論著看都不看，翻都不翻，一聽就煩，斥之曰：“完全是外行話！”“有點什么就馬上拿出來到處說，不是研究學問的態(tài)度。”（見２００３年９月２日《北京晨報》）這樣的“專家”我只能說他毋乃太“專斷”，難道惟有被他認可的人才能“入行”嗎？哪個天皇老子給了他這種“欽點”的特權(quán)？我已積十多年研究，文章已經(jīng)很不少，怎么會是“有點”而且“馬上”？可喜的是，眼下的世道已然不是文化****的格局，所以我的“秦學”研究也就還有一定的話語空間，封殺不了，禁絕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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