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歲時翻閱過《紅樓夢新證》后，開始模模糊糊地知道，《紅樓夢》不僅可以捧讀，而且可以探究，但我自己真正寫出并發表關于《紅樓夢》的文章，卻是９０年代初，五十歲時候的事了。我寫了一些細品《紅樓夢》藝術韻味的《紅樓邊角》，寫了幾篇人物論（多是以往論家不屑論及或不屑細論的角色，如璜大奶奶、李嬤嬤、秦顯家的、趙姨娘等），后來便集中研究關于秦可卿的真故事，被人謔稱是從事“紅學”中的“新分支”的“秦學”研究；因為我的“正業”是寫小說，所以又將“秦學”的探佚心得寫成了中篇小說《秦可卿之死》與《賈元春之死》……萬沒想到的是，我這個學養差的門外漢所弄出的這些文字，竟引起了周汝昌先生的垂注，他不僅撰文鼓勵、指正，通過編輯韓宗燕女士的穿針引線，還約我晤談，并從此建立了通信關系，與我平等討論，坦誠切磋，他的批評指正常使我在汗顏中獲益匪淺，而他的鼓勵導引更使我在盎然的興致中如虎添翼……
　　去歲冬日，我有幸參加了香港鳳凰衛視中文臺的一個讀書節目，主題是評議周先生在華藝出版社所出的新著《紅樓夢的真故事》。這是一本用通俗的筆法講述《紅樓夢》一書在流傳中，所散佚掉以及被歪曲、誤讀了的那些真故事的書。周先生在節目中說：“我一生研究《紅樓夢》，就是為了寫出這樣一本書！”此言乍出，我頗吃驚。周先生從事“紅學”研究半個世紀了，光是專著此前已有十多種，《紅樓夢新證》曾得到毛澤東主席青睞，有關曹雪芹的幾種傳記雖屬一家之言多有與其他“紅學”家觀點頡頏處，但其功力文采是海內外學界和一般讀者所普遍贊佩的，其在《紅樓夢》版本方面的研究，乃至對可能是大觀園原型的恭王府的考據，還有主持編撰《紅樓夢辭典》，等等學術活動，怎么到頭來卻都是為了寫出這樣一本省卻了論證注釋，全無“學術面孔”，出之以“通俗評話”衣衫的《紅樓夢的真故事》呢？
　　自那電視節目錄制播出以后，我重翻周先生的若干“紅學”專著，特別是再細讀這本《紅樓夢的真故事》，才終于理解了他的“夫子自道”。周先生稱，“自１９４７年起，失足于‘紅學’，不能自拔，轉頭五十載于今，此五十載：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秋肅春溫，花明柳暗，所歷之境甚豐，而為學之功不立；鋒鏑猶加，癡情未已”，其實他五十年的“紅學”研究，已儼然歷練出了如鋼的風骨，在胡適、俞平伯、何其芳、吳組湘、吳恩裕、吳世昌等“紅學”前輩相繼謝世之后，像周先生這樣“癡情未已”的“紅學”大家實在是所剩不多了，這本看似平易的《紅樓夢的真故事》，那些娓娓道出、如溪入江又如江匯海的情節軌跡與人物歸宿，其實字字句句段段章章凝聚融通著他半個世紀全部“紅學”研究的心得成果，他以舉重若輕的方式，既向學界展示了他的“集大成”（凡熟悉他之前學術專著的人士已無需他再一一注明資料論據），也向一般讀者普及了他的苦心所獲。五十年辛苦不尋常，真故事終能汩汩流淌，這是周先生所攀上的一個峰巔，當然，也是他的又一個起點。
　　周先生今年該是七十九歲了。他身體不好，眼睛近乎失明，只有一只眼尚能借助高倍放大鏡，一個字一個字地閱讀書刊報紙，而耳朵也近乎失聰，跟他當面交換意見時往往不得不對著他嚷，但他在“紅學”研究中卻仍然充滿朝氣，仍時時發表出驚動學界也引起一般讀者注意的獨特見解，他那固執己見的勁頭，常令與他觀點不合者既“窩火”又不得不費力對付；他還常常挺身而出，為民間一些“紅學”研究者、愛好者“護航”，表示即使某些研究角度與觀點乍聽乍看覺得“荒誕不經”，也還是應該允許其存在，可以批駁卻不必呵斥禁絕，這種雅量實在是很難得的，這也是我特別佩服、尊重他的一個因素。
　　在周汝昌前輩從事“紅學”研究五十年之際，我感謝他在我十二歲到我五十多歲的人生途程中，以他的“紅學”著作，滋潤了我親近《紅樓夢》的心靈。我祝賀他有一個以完整的《紅樓夢的真故事》為標志的“五十碩果”，并祝他將自己的學術軌跡，延伸到新的高峰，給我們講述出更多更細的真故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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