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周汝昌先生從事“紅學”研究五十年
　　我少年時代住在北京東四牌樓附近的錢糧胡同。胡同東口外過了馬路，當時有家書店。大約是１９５４年，我十二歲的時候，我從那家書店買了一本棠棣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新證》，拿回家中。那時家里經常“縱容”我買書，不過，我買回家的，大多是比如《安徒生童話選》《鐵木爾的伙伴》（前蘇聯兒童文學名家蓋達爾的代表作）一類的適合于我那種年齡閱讀的書。以十二歲的年齡買回并閱讀《紅樓夢新證》，脫出自身來客觀評議，實屬咄咄怪事，且不足為訓。但我確實興致勃勃地買了它。我生在一個父母兄姊皆喜讀喜談《紅樓夢》的家庭。父母對我的課外閱讀是有所禁制的，比如我都滿十八歲了，他們仍不贊成我覓《金瓶梅》一閱，哪怕是“潔本”。可是我十一歲時，他們便由我從他們書架上取下《紅樓夢》去“瞎翻”。我在錢糧胡同口外那家書店見到厚厚的《紅樓夢新證》時，其實連“新證”二字何意也弄不懂，從書架上抽出的起初，也只是覺得書前所附的“紅樓夢人物想像圖”很奇特，竟與我家所有的那種“護花主人”及“大某山民”的“增評補圖”的版本上，由改琦所繪的那種繡像大異其趣。再稍微翻翻，便看到了書中關于賈赦的描寫之所以“不通”，實在是由于賈政的原型，乃是賈赦原型的弟弟，過繼到書中賈母原型這邊，才成為了“榮國府”的老爺，他與賈母原無血緣關系，所以相互間才不僅冷淡，且時有緊張……賈赦與賈母根本連過繼關系全無，乃是另院別府的一家人，所以書中生把他們寫成一家，才落下那么多“破綻”，等等，這些考證，使我恍若在讀偵探小說，因此一時沖動，便將書買回了家。家里人起初責我“亂買書”，及至聽我把“賈赦根本不是賈母兒子”等吹了一通，分別拿去翻閱了，這才不再怪罪我了。我提起這樁往事，似有夸耀自己早慧之嫌，但真實的情況是，我后來很長時間都并不能耐心把這本書讀完，特別是“史料編年”部分。在很長的時間里，我對《紅樓夢》都只是保持著一種“樸素的愛好”，即使也翻閱一些關于“紅學”的書籍，都只是“看熱鬧”，何謂“紅學”，那實在是懵然茫然。
　　四十三年前所買的那本《紅樓夢新證》，現在竟還可在我的書櫥中找到。只是前面少了封面插頁與六面文字，后面亦少了幾頁與封底。這是家中與個人的藏書經歷了太多的社會風雨與命途徙遷所致。現在面對著這本殘頭跛腳的《紅樓夢新證》，我不僅對自己四十多年來的“愛紅”史感慨萬千，也不禁想到這半個世紀來，“紅學”的炎涼浮沉。“紅學”一度成為“顯學”，甚至刮起過“龍卷風”，但其最顯赫時，也往往變得離真正的學問遠了；近些年“紅學”似又相當地“邊緣化”了，雖說這也許能使“紅學”家們離真正的學問更近，更能得其真髓，卻也派生出了一些新的問題。
　　不管怎么說，我要感謝《紅樓夢新證》，當然也便要感謝其著者周汝昌先生。于我而言，這是一本啟蒙的書。我至今仍不懂何以精細地界說“紅學”的各個分支，更鬧不清“紅學”界幾十年來的派別訟議、恩怨嫌隙，甚至我至今也無力對《紅樓夢新證》作出理性的評析，但不是別的人別的書，而是周先生和他的這部著作，使我頭一回知道并且信服：現在傳印的《紅樓夢》，后四十回是偽作，把曹雪芹與高鶚這兩個名字并列為《紅樓夢》的著者，是一個極大的錯誤；我們應當努力把曹雪芹所沒有完成的那一部分的內容，盡可能地探究出來；也就是說，我們要擺脫高鶚的胡編亂造，而接續著前八十回，盡可能地講述出《紅樓夢》的真故事來。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初，我買到了周先生增訂過的《紅樓夢新證》，如饑似渴地一口氣讀完。周先生當然有他刪改舊著的道理，但我總覺得我十二歲時所買到的那本初版，有的文字其實是不必刪改的。但我注意到，周先生在新版《紅樓夢新證》中，將高鶚的續書，論證為了參與一個出自最高統治者策劃的文化陰謀，而他的這一論點，引起了頗多的反對，不過，自那以后，周先生不僅不放棄自己的這一立論，而且移時愈堅，體現出一種可貴的學術骨氣。我覺得周先生的論證有一定的說服力，不過就此點而言，尚未能達于徹底膺服。
　　后來我讀到周先生與其兄祜昌合著的《石頭記鑒真》，深為震動，這是周先生對我的第二次啟蒙。我這才銘心刻骨地意識到，現在所傳世的種種《紅樓夢》版本，其實都僅是離曹雪芹原稿或遠或近的經人們一再過錄，或有意刪改或無意錯訛的產物，比如對林黛玉眉眼的描寫，便起碼有七種不同的文本。因此，探究曹雪芹原稿的真相，特別是探究其散佚文本中的真故事，便更具有了重要性與迫切性。這絕不是要脫離對《紅樓夢》思想深度與美學內涵等“紅學”“正題”的軌道，去搞“煩瑣考證”，恰恰相反，通過嚴肅的探究，講述出《紅樓夢》的真故事，我們方能準確地深入地理解其思想深度與美學內涵。舉例來說，如果以為現在的一百二十回的通行本里，關于李紈的故事，也就是那么個樣子，那么，我們對李紈這個人物的理解，也許便不難簡單地定位于“這是一個封建社會中三從四德的禮教的犧牲品”，其實在八十回以后的真故事里，她將呈現出非常復雜的生存狀態與性格側面，她抱著“人生莫受老來貧”的信念，在前八十回中已初露端倪的吝嗇虛偽，在賈府大敗落的局面中，將演出自私狹隘卻也終于人財全空的慘劇。這再一次顯示出，在曹雪芹筆下，幾乎沒有扁平的人物與單向發展的命運。高鶚的續書是否政治陰謀姑且勿論，他將大部分人物命運都平面化單向化地“打發”掉了，甚至于把賈蕓這個在賈府遭難寶玉入獄后將仗義探監的人物，歪曲為拐賣巧姐的“奸兄”，諸如此類，難道不應當掃蕩煙埃、返本歸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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