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西方羅蘭·巴特他們一派的觀點，那作品一寫成，作家也就“死”了，批評家要做的事，只是研究“本文”，管他是張三還是李四寫的呢，為作者寫傳，簡直完全多余。但對于西方漢學家來說，欲解讀《紅樓夢》的本文，那不僅不能繞過對作者的了解，而且，還必須邁進好幾道門檻，才能登堂入室，初悟其妙。對于西方一般讀者來說，很難想像，當他們拿到《紅樓夢》的西文譯本時，會完全不看譯者所寫的序引，完全不參照譯者提供的附注，便能在本文中自由翱翔。其實就是我們中國當代讀者，完全拋開對《紅樓夢》本文以外的必要信息的了解，恐怕也是難以進入那種獨特的藝術(shù)世界和文化空間的。
　　但為曹雪芹寫傳，關(guān)于他本人的資料之匱乏及互相抵牾，還不是惟一的困難，問題是如以他為圓心，則半徑首先必須延及他的家族，而曹氏家族的福禍榮枯，又與清朝康、雍、乾三朝皇室的權(quán)力斗爭息息相關(guān)，于是敘述的半徑又要再延及相關(guān)的歷史，這段歷史的文化當然還是大中華漢唐文化的延續(xù)，可是又有其階段性的特點，便是滿族文化和漢文化的相激蕩和相融合，于是又要再次延長半徑，涉及那一代中國文人的總體生存方式、群體素質(zhì)、心理定勢與習尚、修養(yǎng)、趣味及他們的分流。這也還不是半徑的頂端，因為《紅樓夢》的哲學內(nèi)涵、其終極追求的力度和向彼岸靠近的熱誠（這是許多西方人最感興趣的《金瓶梅》所沒有的），又是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發(fā)展到那一階段的有根之木、有花之果，于是寫傳者又把半徑再伸向李贄、湯顯祖等先賢及其思想。又由于《紅樓夢》是中華古典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具有百科全書的特點，前人早就指出：“一部書中，翰墨則詩詞歌賦……爰書戲曲，以及對聯(lián)扁額、酒令燈謎、說書笑話，無不精善；技藝則琴棋書畫、醫(yī)卜星相及匠作構(gòu)造、栽種花草、養(yǎng)蓄禽魚、針黹烹調(diào)，巨細無遺；……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娼妓優(yōu)伶……色色俱有；事跡則繁華筵宴……宮闈儀制、慶吊盛衰……事事皆全；……可謂包羅萬象，囊括無遺，豈別部小說所能望其項背。”所以那半徑又不能不隨機抖動，涉及有關(guān)的話題。偏《紅樓夢》又是一部并未完全竣工而且只傳下八十回的殘書，它并沒有一個絕對無可爭議的本文，推測其失傳部分內(nèi)容的主要根據(jù)又是脂硯評語，所以在半徑的旋轉(zhuǎn)中又不得不提及有關(guān)它的版本、脂批及程、高補入后四十回后竟得以公開化，“一時風行，幾于家置一集”的原因……《曹雪芹新傳》從曹雪芹這個“圓心”出發(fā)，不斷伸出半徑，輻射旋動，又不時由遠點回縮“圓心”，濃化對曹雪芹思想、人格和藝術(shù)追求的皴染，導引讀者層層邁進《紅樓夢》一書以“千紅一窟（哭）”“萬艷同杯（悲）”的大情懷，以“沁芳”之筆，所營造出的遠非一般“愛情悲劇”或“大家族黑幕”式的作品所能望其項背的藝術(shù)空間，讀來卻有深入淺出、絲絲入扣、云龍蟠舞、汁濃味醇之感。
　　周汝昌先生１９６４年所出的《曹雪芹》和１９８０年所出的《曹雪芹小傳》，基本上是縱向敘述的方法，這本《曹雪芹新傳》取用了“畫圓”的手法，圍繞曹雪芹這個“圓心”畫出了許多個同心圓，這雖很可能是面對外國漢學界或?qū)χ袊幕信d趣的外國人特別是西方人這些特殊讀者，急中生智，逼出來的招數(shù)卻構(gòu)成了一大特色——它不再僅是對一個中國文化巨人的描述，它成為了通過這位巨人將你吸入偉大的中國文化磁場的馬蹄鐵，而且，這樣的寫法，對于無“學術(shù)性前提”準備的中國讀者，也頗有吸引力和教益。
　　但畫圓的風險在于，半徑伸得越長，其圓周接觸的未知面或混沌面爭議面便越大，因而派生出的疑竇和訟案便可能越多。而周先生在把握筆法時，“稍稍運用上一點兒推想和文學手法”，為的是“使內(nèi)容變得生動一些”，用心良苦，卻犯了西方漢學家做學問的大忌。這些本擬顯瑜之處，很可能倒成了他們眼中的瑕疵。第三十五章代曹雪芹擬的長歌，絕非即興之作，凝聚著周先生多年來在曹雪芹精神世界里掘進的心得，因曹翁的滿溢奇氣膽魄的詩作除兩個殘句外竟毫無所傳，為顯現(xiàn)其大詩人本色，作傳時這樣延臂求髓，我很理解，也頗贊賞，但似宜于放在《小傳》的增訂本中，那不失為供讀者參考以加深對傳主理解的一種嘗試，在這主要是對外的《新傳》中，我以為恐怕不能為西方讀者理解（能讀中文的亦未見得能品味，譯成西文則更“隔”），甚或會傷及他們對此書學術(shù)價值的充分評估，所以不如不放。
　　不知為什么，當我掩上《曹雪芹新傳》的時候，心上總粘著曹雪芹好友張宜泉《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廢寺原韻》的收句：“寂寞西郊人到罕，有誰曳杖過煙林？”不禁鼻酸。曹雪芹究竟是誰？如夢如煙！他本應像莎士比亞一樣，成為全世界每一個知識分子都耳熟能詳并能進入其藝術(shù)世界的作家，卻由于巨大的文化差異、東西文化交流中的強勢入差，特別是他身世資料的極度匱乏，因而到目前為止，情形仍極不如人意。不錯，《紅樓夢》在國外已有二十余種文字的譯本，英文的就有好幾種，國際上也開過關(guān)于《紅樓夢》的研討會，“紅學”已是超國境的一界，但相對而言，日本、東南亞、外籍華人中的“紅學”家較多，在西方漢學界中，“紅學”還遠不是顯學，“人到罕”、“有誰過”？正如本文開頭所說，無論《紅樓夢》還是曹雪芹，都還沒能進入西方教育的常識符號系列，一個西方大學生不知道這本書和這個人不會被認為“無知”，而如果問一個中國大學生莎士比亞是誰他說不知道，并且也舉不出一個莎翁劇本的名字來，我們中國人自己就會奚落他“沒常識”，他自己也會臉紅。這種不平衡是令人遺憾甚至惆悵的。因之，挖掘爬梳新的史料，深化這方面的研討，寫出更多更好的面對內(nèi)外不同層次的“曹傳”，使曹雪芹的偉大與莎士比亞的偉大并幟于東西方所有有知者的腦海中，成為不爭的常識，應是中國“紅學”界不懈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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