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年夏天梅雨初晴的一天，一只生下不久的小貓迷路走進夏目漱石的家。翌年一月發表的《我是貓》就是以這只小貓為模特的。漱石大概也沒料到這竟成了他的處女作。
　　一九○五年，漱石三十八歲。作為初出道的作家來說，可以說是大器晚成。在這之前，他只零碎寫過俳句，也沒有形成風格。漱石四十九歲病逝，生命不長，創作經歷更短，前后不過十年。漱石又是一個很有特性、怪癖的人，創作一直處于緊張狀態。
　　一般說，作家寫一篇長篇小說之前，要有構思的過程，有的甚至還有個小說提綱，不能什么準備也沒有。說來奇特，《我是貓》成為長篇小說，卻是另一種情況。
　　漱石是正岡子規“寫生文”的崇拜者。子規死后，《杜鵑》雜志由高濱虛子主持。一九○四年十二月在《杜鵑》同人組織的“山會”上，他朗讀了《我是貓》，頗得好評。《杜鵑》雜志載于新年號，立即引起廣泛反響。“在下是貓。還沒名沒姓。”以演說姿態開始的這句話，后來成為文壇的名句。“我”的原文為“吾輩”，后來成為小說的題名。“吾輩”、“余輩”、“我輩”在初次發表的正文中是混用的，強調用貓的眼睛觀察人類和人類社會，帶有嘲諷的意味。因為它生來不久就被書生扔掉，凍餓不堪，命運是不幸的。后為長著兩撇胡須的教師苦沙彌收養，所見的知識分子也都值得冷嘲熱諷。《貓》本來只想發表一期即告結束，但它的成功極大地鼓舞了夏目漱石。他進一步讓貓觀察下去，二月號《杜鵑》發表了續篇，四月號發表第三篇，一九○六年八月號完成最后一章節第十一篇。小說在發表過程中就出版了單行本上編，完成時出版了中編和下編。小說的十一篇是在第一篇完成后逐慚構思的，沒有嚴格的情節演進過程，既像抒情的“寫生文”，又像結構松散的小說。作者后來說，它“沒有題旨，沒有結構，像無頭無尾的海參似的。”
　　這是一篇在特殊條件下創作的特殊結構的小說。
　　極度郁憤是小說形成的條件，也是作家創作的動力。
　　一九○三年由英國回到東京后的幾年，是漱石一生中精神最緊張、最郁悶的一段時間。
　　回國后，作家和妻子鏡子的關系更惡化了。漱石在夫妻關系上思想陳舊，要求妻子以他為絕對權威。而她的妻子精神卻又不正常。結婚第二年鏡子曾想投河自殺，漱石作俳句：“病妻室內燈昏暗，苦熬晚暮度秋天。”可以想見，一八八九年的秋季，鏡子的精神病已經很嚴重。漱石留英期間，曾給鏡子寫信，傾訴自己很孤獨，責怪妻子不寫信。不久他患了嚴重神經衰弱癥，一時傳說他瘋了。文部省曾有“夏目漱石精神失常”、護送回國的電文。回國后，漱石常為神經衰弱而苦惱，常常做出越軌的行動。夫妻間的關系也越來越緊張。他無緣無故打幾歲的小孩子，一件小事也大發脾氣。一次四歲長女將一枚硬幣放在火盆邊，漱石頭腦里顯現出他在倫敦時一枚硬幣引起的不快，動手打了女兒。妻子懷疑他有精神病，請醫生做過診斷。漱石的急躁、憤怒和越軌，反映了他對鏡子的期望破滅。
　　回國后，漱石在東京帝國大學任講師，工作亦不順利。“英國文學概說”前任教授小泉八云深受學生的歡迎，漱石接課后不為學生所容，后講“文學論”，同樣不受歡迎。他情緒低落，經常悶在講師工作室里，絕少出門。碰上好天氣，才在工作室近處的不忍池邊度過。他一度想要辭職，所掙的工資也難以支撐沉重的家庭負擔。
　　陰郁、憤懣、神經質等，必然對其處女作產生深刻的影響。漱石后來說：“我對這種神經衰弱和瘋狂深表感謝之意。”可見，神經最緊張的日子也是作家走向創作繁榮的時刻。
　　這絕不意味著《貓》的創作失掉了理性。而是說，《貓》的創作實踐確實和作家的精神系統的病狂聯系在一起。特別值得注意的，就是作家用貓眼看人生與社會，其中充滿離奇的想象。但它不是顛狂的瘋人語，而在精神重壓之下的憤懣的傾述，那境界遠遠高于世上哲理大家。
　　為了說明這一問題，我們不妨看看漱石的生活與思想經歷。作家生于一八六七年，第二年便發生了明治維新，封建幕府垮臺，資本主義制度確立起來。父親是江戶（今東京）奉行所直轄的名主，世道雖然變了，但仍擁有權勢和財產。母親是商家的女兒，作為后妻已生育四男一女。漱石初名金之助，不知為什么，父親就是不喜歡，每晚放在另家夜店的籃子里，姐姐發現將他抱回家。九個月后送鹽原昌之助為養子。鹽原也是名主，明治維新廢除這官位后，遷居到江戶享樂商業區的淺草。九歲時因養父母離婚，漱石重歸自家。十四歲他最戀慕的生母病死。少年學過漢學，后學英語。十七歲離家獨立生活，考入大學預備門預科（今東京一高前身）。其間，生父與養父為漱石的戶籍問題，爭執不下，使他苦惱不堪。后來在小說《道草》中說：“不論從生父看，還是從養父看，他不是人，而是物品。”最終，生父付出賠償，方告結束。在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學習期間，與同級的正岡子規相識。一八九○年進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英文科，并獲文部省貸費生資格。一八九三年畢業后入大學院，卻對英國文學產生懷疑，對禪宗發生濃厚興趣。一八九六年與貴族院書記長女鏡子結婚，其間曾先后任四國松山市松山中學、熊本第五高等學校教員。一九○○年留學英國。
　　漱石所經歷的是明治維新后很多知識分子共同走過的路，但他有自己的曲折的生活歷程，這就使他認識了很多知識分子沒有認識到的事物。
　　一九一一年，夏目漱石在和歌山市發表以《現代日本的開化》為題的演說。認為日本走上資本主義的“開化”，和歐洲是不同的。歐洲的開化是“內發的”，它經由幾百年的積累，“如行云流水是自然發展的”。日本的開化卻是“外發的”，是“在與外國接觸”過程中被迫轉化的。文化也是在大受刺激下急劇轉變的。因為外來文化消融存在問題，土壤和根底均不相同，從而“失去自己本位的能力”，就必然引起“國民的某種空虛感”，也會出現“不滿與不安”，發生“神經衰弱”病癥。為了不患“神經衰弱”，“只能向內發的方向發展”，這是“苦惱的真實”。
　　從上述演說不難看出，漱石對明治維新改革的不徹底性是有清醒的認識的。他在一九○六年寫作的《片斷》中也說：“當知道開化的無價值，就是厭世觀的開始。”進一步發展，就會成為“真正的厭世文學”。
　　這里特別引人注意的，是“厭世”的觀點。“厭世”、“苦惱”、“郁憤”是漱石常用的詞匯，也是他的世界觀和創作觀。如他說：“不描寫煩惱稱不上是文學”，還說：“在現在不得神經衰弱的人，大多數是有錢的魯鈍之徒和沒有教養的無良心之徒”。一九○六年他在致高濱虛子的信里說，他創作《貓》等，即是在“傾訴”自己的郁悶和忿懣。
　　漱石在留學英國時寫作的《片斷》里還說：“有錢的人多數干的是無學無知的鄙劣之事”，“其結果是使沒有教養、不足年齡、沒有德義的人進入士大夫社會。”作家對資產階級是厭惡的。在一九○五年前后，即寫作《我是貓》的那個時刻，作家在《片斷》中寫道：“汝所見者為利害之世。我所立者為理否之世。汝所見者為現象之世。我所視者為實相之世。人爵——天爵。榮枯——正邪。得失——蓋惡。”
　　一九○二年當日本人為日英同盟締結，日本躋身列強而歡呼時，漱石卻以冷淡的面孔對待。他在致中根重一信中說：“今天歐洲文明失敗的原因，就是極為懸殊的貧富差別。”這導致“革命的必然性”，“卡爾·馬克思的所論”是“理所當然的事”。
　　漱石清楚地看出資本主義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而日本的矛盾則尤使他生厭和悲觀。《我是貓》所針對的正是明治維新后的“金權社會”的矛盾及維新的不徹底性，即“利害”、“正邪”、“善惡”、“不安”、“空虛”等。作家是明治精神文明的最深刻的揭發者與批判者，他使用的手法是“描”的嘲諷和評斷。其辛辣和深刻性，迅即引起世人的感嘆和興味。
　　漱石和絕大多數資產階級作家一樣，看不到擺脫這一矛盾的出路，無法指明克服維新不徹底性的辦法。他只能是郁悶與憤懣而已。他也力圖尋找擺脫矛盾的方法，那就是推進“內發的”變化。不過，漱石所說的日本的“內發”，與歐洲也不同。他認為歐洲的文明也是失敗的，日本自然不應該再走這條路。日本的另一條路，就是他后來提出的“則天去私”。這是一種東方的宗教觀與社會觀。在《貓》中，鈴木藤十郎的“狂”、甘木醫生的“死”和八木獨仙的“信”都演繹著“則天去私”的觀點。漱石雖然也嘲諷獨仙的東方的“自然法”的修養，而最終他也只能在精神信仰上尋求解脫。
　　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哲學，都是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漱石信仰的也是個人主義。“則天去私”的宗教解脫是和個人主義相結合的。一九一四年，漱石在學習院輔仁會發表題為《我的個人主義》的講演時說，“權力的威壓”、“金錢的誘惑”會導致危險的后果，與人的個性也是矛盾的。一個人首先要“發展個性”、“尊重個性”，“我毫無忌憚地公開說，我是個人主義”。作家認為個人主義以“自己本位”立足，和“國家主義”不是背反的，只是國家間的道義不如個人道義。他主張“以個人幸福為基礎的個人主義，其內容當然是個人的自由。但是，各個人享有的自由是順從國家安危的，就像寒暑表的升降一樣。”在這里不難看出漱石資產階級國家觀的局限性。
　　上述對夏目漱石在二十世紀初年精神危機狀態的了解和對其社會觀、世界觀的認識，是打開《我是貓》的門戶的鑰匙。有了這把鑰匙，漱石的全部作品都可以打開。
　　《貓》的譯者于雷，是我熟悉的作家、詩人、編審，也是日本文學翻譯家。我們在東北解放戰爭中共同度過了那些值得懷念的戰斗時日。現在他要我為《貓》寫序，我高興地答應了他。是為序。
　　呂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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