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春天，我在校園里找到一片有樹陰的草地躺了下來。偶然間抬頭一看，發現樹上刻著‘絕望’兩個字。我嚇得跳了起來。……我對照齊克果的《致死之病》譯文讀了又讀。”

　　前翰林大學教授池明觀（82歲，照片）是一個正直的基督教徒和知識分子。他在自傳中畫出了一個經歷殖民地爭奪、分裂、戰爭以及與獨裁的斗爭的知識分子的自畫像。他說：“我是勇敢地面對現實，還是閉著眼睛逃到所謂的知識世界，為這個二選一的問題苦惱了很久。”

　　1924年，他出生于平北睛州。對他而言，光復的喜悅只不過是另一種絕望。由于左右思想意識對立嚴重，他不得不與如同父親一樣的老師訣別。而看到在殘酷的戰爭中精神失常的大學同學，他自問是不是個正常人。

　　他原是一名文學青年，但以4.19革命為契機轉變成參與社會的知識分子。1964年7月，他離開大學講壇，在張俊河先生創辦的《思想界》擔任主編。當時，《思想界》是韓日協定反對運動的中心。但作為輕易不言敗的民族主義者，強烈反對韓日協定的張俊河還是一個對時代變化靈活應變的冷靜的現實主義者。張俊河為迎接“韓日協定時代”，將池明觀、金俊燁（前高麗大學校長）等三人派往日本。

　　在日本的10天旅行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在去美國留學和游覽中東的過程中，他的思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逃避讓人窒息的維新政權，于1972年到日本留學，此后，在東京度過了20年的歲月。

　　“知識分子不會被自己的思想意識左右。要從在那個社會如何實現博愛的角度出發評價知識分子。要思考從什么人的手中解放人民，要與誰相抗衡。”（《思想界》1966年9月號）

　　1973年5月，在日本《世界》雜志總編安江良介的勸告下，他開始以“T·K生”的筆名撰寫《來自韓國的通信》。讓人對筆者產生無數猜測的《通信》直到1988年3月才全部完工，持續了15年。該《通信》起到了向全世界宣傳韓國的民主化運動和獨裁政權反對斗爭，并通過基督教網絡與國際援助形成聯盟的作用。

　　池明觀說，回憶起激動的歲月，對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的全體主義批評哲學：“一切革命都是失敗的革命”更有感觸。

　　“為何韓國政治家一旦執政，就想方設法引起別人的反感，鼓勵他們推翻自己，而不是默默地為國民服務。無論是誰，只要掌權，就放棄循序漸進的改革，立馬成為追求新時代的革命家。不久后，新勢力因自己提出的口號，受到了審判。”

　　池明觀在這本書中對當今時代知識分子的作用說：“克服家長權威主義體制對革命抵抗勢力這一非妥協性對決格局的民主主義非常重要。他們要克服把對方分為敵我雙方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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