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總理在1961年視察西雙版納時說：印度的恒河和埃及的尼羅河，是古代人類文化的發源地，當初土地肥沃，農業昌盛;但是不合理的開發，破壞了森林，后來都成了沙漠。我們敦煌一帶，恐怕也是這樣的一種結果。人類破壞水環境引發災難，歷史上已上演過多次。徐迅雷由此而得出結論：“綠如藍的不一定是春水，它可能是藍藻;高增長的GDP不一定是福祉，它可能是魔鬼”。

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古今中外的經濟學家都把人們對私有財產的追求當作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通過人類的常年辛勤勞作，原始森林和草原變為牧場、良田和村鎮，河、湖、江、海沿岸建起了城市，農、牧、商業的交流把土地、牛羊、房產、糧食、礦產、金銀統統變為財富。可是好景不長，人類排水造田導致江河干涸和土地沙化，中國西部沙漠相繼吞噬了樓蘭重鎮、羅布泊湖泊，中國京都由西安遷至北京，依然遭受風沙的侵蝕。樓蘭的消失，使絲綢之路變為死亡之旅，千年積聚的億萬財富頃刻間化為烏有。財富的多年瘋狂積聚和驟然的銳減消亡，構成了人類財富的循環怪圈，而人類為爭奪財富發動的戰爭，更加劇了財富的消亡速度。

水利和水患是財富循環的關鍵環節。在自然界的旱澇循環中，雨期把大陸變成到處是沼澤湖泊，地下水也得到最大限度的補充。旱期到來的時候，動植物就可以靠豐富的地表水和地下水來維持生存，直到下一個雨期。人到來之后，與淡水爭奪生存空間。旱期排水造田減少了陸地蓄水面積，雨期為保護農田則修堤筑壩，讓淡水沿江河白白流回大海。久而久之，地表水被排盡，地下水被抽干，它們都得不到自然的補充而失去流動與自凈化能力。水草肥美的草原最終變為沙漠。自然界是生澇以備旱，人類是排澇以生旱。違反自然規律必然受到自然的懲罰。不僅撒哈拉地區是這樣，中國的沙漠隨都城的東遷而東遷，埃塞俄比亞首都隨土地沙漠化和干旱而八次南遷，都表明人類活動加劇了土地沙漠化。其主要原因是大面積熱帶雨林、地表水和地下水遭到嚴重破壞，使植被失去了生存的基礎。要恢復自然界的旱澇平衡，就必須給人類生存必需的物質—淡水、空氣和其它生物留有足夠的存在空間，如中國目前實行的退田還湖、退田還林措施。

中國和世界歷史都有關于創世之初大洪水的記載，大禹治水是變堵截為疏導而獲得成功的典型范例。疏導意味著大量地表水白白地流歸大海，他雖然給人類留下了大量陸地空間，但最終導致地表水的流失和沙漠化的逐步發展。在人類的自我保護意識中，排澇保護農田是自身生存的需要，隨之而來的沙漠化卻同樣威脅人類的生存。這樣看來，大禹治水的成功恰恰表明人類對沙漠化負有責任。

恩格斯曾對人類盲目的實踐作過精彩深入的分析：“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效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光了，但是他們夢想不到，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為不毛之地，因為他們使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因而也失去了積聚和貯存水分的中心。”這一精辟的分析同樣適用于人類對洪水的勝利。土地沙漠化是自然界對人類破壞地表水資源的懲罰。

土地沙漠化是對西方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高風險、高速度、高消費及弱肉強食和“利重于道”的競爭原則的一種否定。在經濟利益驅使下，人類全方位侵入地球一切空間,砍伐森林，破壞地表植被，使沼澤濕地干涸，加速土地沙漠化。相反，古老的東方文化更注重自然與人的和諧統一，即“天人合一”和“重道輕利”的自然唯物主義思想。悠久的歷史和優秀的傳統使人能從長遠利益出發與他人與自然和睦相處。不是通過軍事侵入，不是依靠經濟擴張，這種思想逐漸同化了越來越多的民族和國家，形成生態平衡和心態平衡統一的東方文明。四川這個“天府之國”是世界上所有處于北緯30度古文明發祥地唯一沒有被沙漠化的地區，中國古人的偉大生態農業工程——都江堰和山地梯田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依靠驚人的知識和智慧，都江堰和山地梯田保證了生態環境良性循環，是知識經濟的典范，可獲得生態農業世界第一的稱號。這是中國古老文明的結晶，繼承與發展這些寶貴遺產與優良傳統， 減緩土地沙漠化才有可能和希望。

應該注意的是，風蝕造成的沙漠化和風飄流水造成的塵土和泥沙搬運過程是自然夷平作用的必然過程，是與造山作用相對應平衡的地質過程。過量減少水土流失會造成江河斷流、入海口土地退縮、鹽堿化、沿海水域營養結構失調和地殼均衡運動失衡等災害。人類不可能杜絕土地沙漠化，只能把它限制在適合人類生存發展的一定限度之內。技術失控和開發過度將破壞地球的生態平衡，這是人類認識的一大飛躍。因此，應該多學科、多層次、多領域、多角度、多方位地研究人類活動(特別是重大工程)對生態平衡的影響，避免盲目實踐所造成的重大負面效應。砍伐森林、排水治洪加劇土地沙漠化的教訓應該引以為鑒。人類在向大自然索取的同時，要承擔起保護地球生態環境的責任。

聚集財富的商品生產所造成的環境破壞已經徹底摧毀了自由貿易的公平性：少數生產者通過破壞自然環境而暴富，把多數人置于日益惡化的生存環境之中。商品的環境成本由誰來買單?

徐迅雷最近指出，如今，把太湖、巢湖、滇池“三湖”治理列為“國家工程”，投入的又將是以億為單位的資金，一些人恐怕又開始心中竊喜了：我可以從中賺來多少啊!辦企業污染了環境，我賺了一票;包工程治理那污染，我又賺了一筆。地方官可能也爽得一顆心在胸腔里不停打轉：辦企業盡管污染環境，但GDP上去了;治污染投入巨資，同樣能創造新的GDP數字!“污染”是我得利，“治污”又是我得利，天下這等“雙贏”的好事，干得!“國家工程”如果成為傻大頭，那么只有百姓吃苦頭。千百億巨資的投入，可以讓湖水好上三天，然后一陣風吹走治污成果，一瞬間又將湖水染成黑色，一高溫又能夠變成綠色。所以，“三湖”水環境的治理，最重要的是如何將“國家工程”真正變成“百姓工程”，至少是千萬雙百姓的眼睛能夠將它盯著的工程。看來，國家為商品的環境成本買單只能加劇環境污染和財富怪圈的惡性循環。

九折臂竟成了良醫，多年的磨難讓文化人也看透了生意經。徐迅雷的分析入木三分，一語道破了開發商持續暴富的玄機。世界經濟已陷入“財富困境”，富者自富，勞者空勞，資源和能源日益枯竭，生存環境不斷惡化，虛假的財富符號節節攀升。GDP 和“綠色GDP”恰恰反映了對世界財富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度量和計算標準。如果把資源和環境計入社會財富，一些高污染地區不是越發展越富有，而是越發展越貧窮。他們不得不犧牲更多的GDP來恢復環境。世界上有很多過程是不可逆的，當生態環境徹底崩潰，只能“食盡鳥投林，落得個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凈”。

衛生部部長陳竺說，中國今后應對醫學和健康領域的研究增加投入，少做一些“形象工程”。我們要明白，人的生命和生活質量是重要的戰略投資。中國在醫學領域的科研應該注重預防、注重改善環境因素，這樣投入少而見效明顯，13億人的健康，不可能光靠看病吃藥解決，加強預防和保護環境是根本。環境污染已經影響到中華民族的體質和健康。有人說，中國人在60歲前是用命換錢，60歲后是用錢換命。錢能買來健康嗎?這種惡性循環導致醫療費用惡性膨脹，其根源仍然是人們關于財富的舊觀念。

環境保護者利奧波德早就說過發人深省的話：“人們不斷地回到起點，以重新開始尋找那些永恒的價值觀。”環境污染已經成為萬惡之源。當商品變為財富的起點，追求財富愿望的最大恐懼就是：讓污染者為商品的環境成本買單!

當水和電突然消失，現代城市就變為鋼筋混凝土鑄成的巨大墓穴;當海平面上升100米，沿海城市將變為海底墳場。歷史已經重復過多次類似的過程，大自然無數次地懲罰人類爭奪財富的貪婪欲望。擁有財富還是擁有環境?人類必須作出明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