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初夏，地處長江之濱的江陰市想搞一個港口，建幾個碼頭，在改革開放中一顯身手。他們登門請中國科學院院士嚴愷教授為這個重大決策進行科學論證。這位大名鼎鼎的水利專家一聽就爽快地答應下來，他與幾名專家一連去了兩次，認認真真搞勘察、選港址、作規劃。

深受感動的江陰人只能把感激之情表現在餐桌上。第一天，嚴老望望餐桌，皺著眉頭拿了兩個饅頭，夾幾筷菜獨自回了宿舍。主辦者想：“是不是大專家吃慣了高級筵席，看不上我們這里的玩藝兒?”于是第二天的菜更上了一層樓。哪知嚴老的眉頭皺得更緊了，而且打天窗說亮話：“錢要用在刀刃上，哪能為吃喝一擲千金!”主辦者這才恍然大悟。

嚴老一行臨走時市里送來了禮品，可嚴老一改常態，竟拒人于千里之外。江陰的同志又把禮品送上門去。這可把嚴老氣壞了：“你們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說不要就不要。談工作，可以;送禮，馬上就走!”

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商品經濟的浪潮沖出著每個人道德的、心靈的、“堤壩”，人人都面臨嚴峻考驗。“堤壩”發出碎裂聲響者有之，“堤壩”轟然倒塌者有之。而嚴愷教授的“堤壩”卻“我自巋然不動”──他不愧是中國人壩委員會主席。

嚴愷教授奉獻給長江的最優美的抒情曲在長江中游。

1970年，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上馬，嚴老擔任工程技術委員會顧問。

1973年，基辛格訪華，在中美建交緊張談判的間隙，周總理向基辛格發出了一個試探性的友好動議：派一個水利考察組到美國。言者有心，聽者有意。由嚴老擔任組長的考察組迅速成行。

考察組成員的視覺、聽覺集中在以下一系列問題上：船閘的規模、布置與通航條件、閘門與啟閉機、水利樞紐的航道淤積、溢洪道閘門與消能防沖、魚道、大壩導流截流……他們充分吸取國外在大型水利工程中的經驗與教訓，然后運用自己的學識，提出了解決葛洲壩工程有關難題的方案。1981年，當葛洲壩工程榮獲國家優質工程獎時，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給嚴老頒發了獎金，并專函致謝。

昂首矗立的葛洲壩，成了年輕的共和國雕塑于長江之上的一大景觀;然而，葛洲壩工程不過是三峽配套工程中的一環。

對于三峽工程，嚴愷急──三峽工程成了他有生之年未竟之業中夢繞魂牽的最重要一項。他參加了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的全過程，是工程上馬的積極主戰派。

作為三峽工程航運與泥沙、生態與環境兩個專題預審專家組成員，他與專家同行為黨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的宏觀決策提供科學依據。 1992年九十月間，嚴愷教授憑借他在國際水利界的威望，再次訪美，介紹長江三峽工程，為消除誤解奔走呼號，為引進外資，牽線搭橋。

作為長江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技術委員會顧問，嚴老多次赴三峽工地參與技術及其審查工作。

他終于看到自己多年夙愿已經步出藍圖，正在變成現實。

1991年農歷大年初一的《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登載著嚴愷教授《羊年春節寄語海外學子》一文。他在文章中說：“五十多年前我在歐洲留學……那時我在國外的心情，你們現在恐怕很難想像。一方面對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前途憂心忡忡，寢食不安;另一方面作為一個中國人，在國外到處受到歧視，日子很不好過。好不容易完成學業回國，想為國家獻出自己綿薄之力，但在當時的情況下，真是困難重重，幾無再武之地……”

1936年夏，在柏林舉辦的第十一屆奧運會正在進行。看臺上，在荷蘭留學、利用暑假到柏林學習德語的青年學子嚴愷如同掉在冰窖里。參賽的中國代表團人數倒也不少，一百多號人，可上賽場，就全軍覆沒!能怪運動員嗎?國弱民也弱!一位看客注意到這位青年人，問道：“你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我看你像日本。”那位看客的“抬舉”深深刺傷了嚴愷。他的臉憋得通紅：“不，我是中國人!”說罷憤然離座。

撫今思昔，嚴愷教授怎樣不感慨系之呢?

他說：“春節就要來到了，不禁又使我想到遠在異國、為祖國繁榮昌盛勤奮學習的海外學子們。他們身在國外，一定很關心國內的情況，一定很關心舉世矚目的長江三峽工程。這一座世界最大的水利樞紐，繼1992年4 月全國人大審查通過后，又經過兩年多的初步設計、技術設計和施工準備工作，已于1994年12月14日開工了。長江口深水航道的整治方案也已得到國家計委主持召開的鑒定驗收會通過。這一方案一旦實現，5 萬噸乃至10萬噸級的巨輪將能進入長江口，直駛南京港……以上這些工程建設，對我國國民經濟發展都有十分重大的意義，給予我們莫大的鼓舞，特別是作為水利工作者，更是大顯身手的難得機遇。”

“不盡長江滾滾來”。長江未了情，奔涌著嚴老心頭的激昂一腔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