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歲仙逝的竺可楨，生前一次忽然回憶早年與胡適同讀上海澄衷中學，那時竺學習太刻苦，身體羸弱，胡適對人說：竺可楨嘛，活不到20歲。在背后聽到此言的竺可楨驚出一身冷汗，遂一生堅持鍛煉，直到文革失去鍛煉場所而罷。遐齡時的竺可楨，驀地有感而發：“我從小身體就差，現已活到83，何復需求，而且在這個時期，從八股文到出洋留學，直至今日文化大革命，真比古人幾百年所見變故還多，吾復何求，只能大叫毛主席萬壽無疆了。”

1969年年初，數學大師熊慶來作古，竺可楨悵悵：“生物學錢(崇澍)、秉(志)、胡(先)三老相繼去世，物理學胡剛復、饒毓泰，化學王，地質謝家榮、何作霖，氣象趙九章等繼亡，今日又有數學家熊迪之，我輩真成魯靈光了”。環視同道，竺“驚呼熱中腸。”

他是萬幸的。八股仕舉、買舟留洋、科學救國、抗戰反暴、紅線、黑線;一直跨"比古人幾百年所見變故還多"時期，這樣的經歷是繁富了，又不同于同道的牛鬼、反動，他是毛主席1964年2月于臥室內接見的三大紅色科學家之一、是領銜終身的中國科學最高機構中科院副院長、是從高級知識分子中發展的中共黨員、是影響于國內外的大科學家，盡管"打倒一切"也不能趕盡批絕吧。政治家不能無視科學家的作用，還有周、聶等領導層盡力在保護一批"國寶"，以及原來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竺可楨隨著前半生“自由主義”、“科學救國”、“賢人政治”等思想的破滅轟毀，他在竭誠歡迎、擁護共產黨領導的新社會同時，隨著1957年以后的“變故”漸多，原來就是謙謙君子的竺可楨謹慎小心多了，《科學通報》本來是要他負責的，“但是我自料對于黨的政策沒有多少了解，所以不敢接受”，后來這個刊物因為沒有“突出政治”被批判了，所以批判竺可楨沒有像批意識形態領域里的其他“異類”那么輕易和帶勁，于是乎竺可楨不幸中萬幸，于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之際，還可以“典型周大雅，人物魯靈光”。竺可楨完全可以明哲保身，或者如某些諸公“人格分裂”。

竺可楨安身立命的是兩個大字，也就是他給浙江大學訂立的校訓--“求是”。終其一生，“求是”不稍假代，它其來有自，也就是鄉賢王陽明、黃宗羲、朱舜水傳統文化“求是”精魄與母校哈佛"求是"校訓等西方科學理性精神之完美交融，"凡事注意事實，不附和盲從，亦不專橫武斷，遇事只問是非，不計利害"……于是，晚年竺可楨，會“因追求科學精神不合江青集團口味”而頗感壓抑，偶遇同道則“義憤填膺斥責17年黑暗論，反對輕視、詆毀科學技術”，亟論唯“發科技方是光明希望之路”(茅以升語)，更可貴的秉“求是”精神，他給人們留下一部800萬字的“實錄”--《竺可楨日記》，它不僅示人以晚年世相，也記錄了一代宗師晚歲的惶惑、哀慟、憤怒和冀望，這是在一個唯恐一紙片言為人留下尋垢索瘢、勾鎖連環的"現代禁忌“癲狂”節日"時代，他“只問是非，不計利害”的結果，于是，今天的人們才可以通過他的日記，正視那“存活”于時間“福爾馬林”溶液中的民族創傷，依然撲鼻而來的是穿透發黃紙張的血腥氣。

“山雨欲來”時，政協一批"高知"有一個回應。老舍倡儀“高薪階級”自動減薪，竺可楨與茅盾、王蕓生、李四光、貝時璋、丁西林、張含英等十余人附議。其實，此前竺在山西洪洞參加"四清"，及見貧下中農生活，心情沉重，返京即首倡知識分子應向勞動人民看齊，并從減薪開始，及得老舍提議，竺頗感"知識分子和農民兩個世界道德標準不同，如不改將為修正主義造溫床"，簽名后即與吳有訓要求中科院會計處代扣薪金三分之一。逾二月，"自動"迅即變為“被動”，中科院張勁夫、裴麗生、竺可楨、吳有訓等被“興無滅資”小組勒令停領學部委員、人大代表等津貼和保姆費，眾人連忙聯袂表示支持后，竺、吳兩位副院長立即上交沙發、地毯，遣散保姆、警衛，縮小居室面積、鋼琴轉贈幼兒園、合并使用一輛小車，用這樣一番行動表示對運動的支持。民胞物與、平等、民粹主義，向來是中國人的理念，由此而反“修”，是人們的真誠。但運動并不僅僅止于此。

“破四舊”，游街、抄家，邵力子、張明坦、黃林漣……已故浙大教授黃翼遺孀黃夫人“形似瘋癡”。更可怕的是中學生，一個中學生指著竺可楨的皮鞋：“太尖了”。他們強迫老師剪發，叩頭認罪，而那個西糾，“甚至有比賽誰能打死一個人最快，紀錄是8分鐘打死一個人，聽來真慘不忍聞”。

煎熬不過的，便也輕擲了自己的生命。老舍、翦伯贊、氣象學家趙九章、顧均正、徐爾灝，物理學家饒毓泰，科大教務長毛啟爽，地理所汪安球、電子所黃武漢、地化所李璞、海洋所孫致平……外文出版社“11人跳樓”……。沒有死的，慘遭迫害。

竺可楨曾掌領的浙大，“舊時人員300多都集中在六和塔(分校)學習數個月”，每年來竺處“外調”者數百批，那些被調查的人員，前校長痛苦地寫道：“有許多是要打倒”。教育家鄭曉滄“告老”不準，孟憲承死后家屬被逼令遷居交出存款，蘇步青被罰跪，“得繞行操場一圈”，談家楨早在50年代即被李森科學派所嫉視了，竺曾仗義執言“政治不能代替科學”，又在"文革"前夕于光遠等發起的遺傳學座談會上公開斥責"李森科"是學閥不是“學派”，但這一次“嚴酷如此”，竟令談妻自殺;谷超豪，前浙大引以為豪的學生，卻成了“復旦”開辟專搞科學而不以政治掛帥的“谷超豪道路”“白專"典型;詞人夏承燾，國內不登其詞作，寄往國外，便是"里通外國”;常書鴻，以日記得禍，“把他脊骨敲”……。

科學院各研究所，施雅風、劉東生、潘菽、童弟周、曾呈奎、張璽、蔡邦華、劉崇樂、柳大綱、曹天欽、趙忠堯、錢人元、陶愉生、熊慶來、楊鐘鍵、裴文中、黃汲清、錢三強、何澤慧以及葉君健、吳世昌等等，他們的遭遇都記在竺可楨哀痛的筆下。

竺可楨曾為科學家這個神圣的稱謂立下三種操守和尺度：“虛懷若谷，不武斷蠻橫，不憑主觀，不抱成見;實事求是，專心一致，不作無病呻吟，嚴謹整飭，毫不茍且，不盲從附和，一切以理智為依歸，如遇逆境，不屈不撓，不畏強御，只問是非，不計利害”。他是不稍侮科學家這個稱號的。在日記中，他大聲呵問所謂“大革命”;“對于年紀較大的舊知識分子如何再教育，如何給他們出路”?“目前群眾對于專家更認為一錢不值，甚至全是反動的了，這是過左”，“好像每一個地方，一個工廠知識分子全是落后的，……怎么沒有一個先進的技術人員或是工程師呢”?“舊知識分子絕大部分是愛國的”，他們“還不至于勾結美國人搞政治活動損害祖國”，“有惡意串通外國做特務乃是少數”。

本著“求是”精神，他抵觸荒誕無稽的批判和胡鬧。科學院要批判“相對論”，囑令對此"一竅不通"的竺可楨寫“批判稿”，認真的竺可楨翻閱了《物理學與哲學》、《物理學與相對論》、《物理學的發展》、《我這一代的物理學》一大批文獻，因為“要批判好就得要深知物理學的奧妙和哲學方面的歷史發展以及派別等”，結果看了以后，與錢學 森、周培源、劉西堯、朱洪元、何祚庥、汪容(竺的女婿，高能物理學家)等討論，深感“不易批評”。有人“不信邪”，妄加“批判”，卻“以至四稿均未能滿人意”，后來“物理所批判組”改為“基本粒子引力組”，“等于取消批判”，倒是于光遠、龔育之、許良英從“1958年即已研究愛因斯坦”，前浙大學生許良英甚至被趕回原籍仍在繼續研究，這種“求是”態度正是竺可楨所崇尚的。

一次，浙江新昌有個自稱發明“新歷法”的人來函，亟請在十月革命50周年時“改元換歷”，以十月革命日為歲首，要竺附議并轉呈毛主席“圣裁”，竺可楨啼笑皆非，以“發明”“未成熟”，寄紫金山天文臺了之。

科學受到糟踐的年代，竺可楨黯然神傷。他沒有被打倒，卻未始不是一個被“審查對象”。他是副院長，早已失去了過問科研決策的權力和親自考察的機會，晚年竺可楨，很多精力只能用于為積數十年的日記編《人名索引》供500余批外調人員的查訪和出席禮賓場合了，還有著名的尼克松訪華、美籍華人科學家訪華等。1972年2月他前往機場參加為尼克松送行，晨起見大風，不免“寒心”，“但當作一個政治任務，我得硬著頭皮干”。任之恭、王浩等訪華，細心的竺可楨考慮他們“大部是清華出身，學物理，多數與趙忠堯極熟”，遂建議陪客名單上一定要加上趙忠堯，“不然，任之恭等一定會問趙之下落"，趙因為在三星鉛筆廠有股份，"被評為資本家”，又被懷疑“參加美國那時試驗原子能作用原子彈問題”而被管制，一次趙太太過訪，“一進門就嗚咽不能仰視”，由于竺的過問和作證，趙忠堯才得以解脫。

雖然，竺可楨仍一刻不停地進行自己的科研觀察，但已是相當有限了。他是早就多方呼吁合理利用和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的科學家，盡管得不到回應，他也絕不放棄任何努力，盡心做點些微的工作。有一段日記，竟是這樣念茲在茲生態惡化的消息的：

“今日將掃地所得的灰塵用磅秤稱之，得14兩(英磅)，估計約為400克，面積138米×16.8米=2318平方米。由此求得每公頃可得170公斤，即6公頃地上，下1噸重微”。這是他時常進行的北京微塵大幅度增加的實測紀錄。

令人可感的竺可楨。

75歲時他手錄鄉賢陸游的詩：“古人學問無遺力，少壯工夫老始成。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他要響應周總理“活到老，學到老，干到老”，的號召，一生“求是”躬行，他是“無遺力”的。

晚年，他對其連襟陳源先生的筆敵--另一鄉賢魯迅發生了濃厚的興致，他說：“我對魯迅晚年著作興趣大些”。他終未能等到“求是”之風吹遍大地、“科教興國”春風化雨的新時代。

他的日記，停止在1974年2月6日。

2月7日凌晨，一代宗師在北京醫院凋謝了，那正是郭院長“十批不是好文章”的寒冽的早春時節。

1997年4月于浙江大學百年華誕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