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達爾文臨死前心滿意足地看到了他的兩個思想產兒之一——共同祖先學說(認為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是從同一祖先進化而來的)已獲得了生物學界的公認，已難以找到生物學家還會懷疑進化的事實。但是他更心愛的另一個思想產兒——自然選擇學說(認為適者生存是進化的機制)卻遭遇不同的命運，只吸引了少數追隨者。它面臨的一些科學難題在當時沒有令人滿意的解答，而它的思想含義——那種機械的、看上去冷酷而消極的世界觀——也讓人在感情上排斥它。

在達爾文死后，自然選擇學說越來越失去其吸引力，越來越多的生物學家采用其他機制來解釋進化是如何發生的。生物學家普遍排斥自然選擇學說的這個時期一直持續到20世紀40年代“現代綜合”學說統一了進化論與遺傳學為止，被“現代綜合”學說的創始人之一、托馬斯·赫胥黎的孫子朱利安·赫胥黎稱為“達爾文主義之食”。

到1900年前后，自然選擇學說的聲譽跌到了低谷。大多數生物學家都支持別的學說，其中信奉者最多的是新拉馬克主義。拉馬克用用進廢退機制來解釋生物的進化，但是在其生前和死后相當一段時間，很少有人相信生物是進化來的，自然更少有人會去支持其進化機制。只有在達爾文確立了生物進化的事實之后，那些對自然選擇學說不滿意而尋找其他機制的生物學家，才重新發現了拉馬克提出的用進廢退機制，為了與拉馬克提出的其他顯然已經不合時宜的進化理論有所區別，它被稱為新拉馬克主義。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新拉馬克主義非常流行，甚至當時著名達爾文主義者斯賓塞、海格爾都認為只有把自然選擇學說和新拉馬克主義結合起來才能正確地解釋進化。

新拉馬克主義的核心是后天獲得的性狀能夠遺傳，也就是說，由于生物體的活動而出現的結構變化能夠傳給下一代，導致后代出現適應環境的進化。例如，拉馬克主義是這么解釋斑馬為什么能夠跑得那么快的：因為古代的斑馬為了躲避捕食者的追捕，要不斷地跑，腿步肌肉因此受到鍛煉，變得越來越發達。發達肌肉的特性傳給了下一代，一代又一代傳下去，斑馬的腿部肌肉越來越發達，也就跑得越來越快。而穴居動物之所以沒有眼睛，是因為在黑暗的環境中眼睛對它們沒有用處，沒有得到使用，日益萎縮，最終消失。后天獲得性遺傳不僅包括這種用進廢退的情況，還包括任何由環境導致的適應性變化，例如生長在干燥環境中的植物，會進化出保留水分的特征。用進廢退和環境的作用都能使生物體的結構出現相應的變化，問題是這種變化能否傳給下一代？在達爾文時代，這不成問題，因為當時幾乎人人想當然地認為后天獲得性是能夠遺傳的，甚至達爾文也在其進化理論中給用進廢退保留了一席之地。只有在魏斯曼開始質疑、否認后天獲得性遺傳之后，新拉馬克主義者才面臨著用實驗證明自己的難題。

但是新拉馬克主義者能夠用來支持自己的實驗很少，他們反復引用的實驗也可以有別的解釋。例如，法國生理學家布朗-塞奎(CharlesEdouardBrown-Sequard，1817?1894)曾經做過一個實驗，損害豚鼠的大腦，則豚鼠的后代會出現癇癲。但是這并不足以證實癇癲就是遺傳而來，也有可能大腦的損傷產生了一種毒素，傳遞到子宮中而影響了胚胎的發育。遺傳學誕生后，新拉馬克主義者被逼入了絕境，更需要用實驗來證明自己。其中最熱衷于此的是奧地利生物學家卡姆梅勒(PaulKammerer，1880-1926)，他用兩棲動物做了許多實驗以證明環境能夠導致可遺傳的適應性變化。其中最著名的一個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做的產婆蟾實驗。產婆蟾是一種陸生的蟾蜍。水生的蟾蜍，雄的都有一個黑色指墊，交配時用于抓在雌蟾蜍身上免得滑倒，陸生的蟾蜍則沒有這個黑色指墊。

卡姆梅勒強迫產婆蟾在水中生活，繁殖了幾代之后絕種了，但是在絕種之前，雄蟾蜍據稱長出了黑色指墊，而且一代比一代更明顯。卡姆梅勒聲稱水生的環境導致了“黑色指墊”這種適應性突變。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卡姆梅勒為了拉到資助，周游列國到處演講。1923年，他帶著產婆蟾標本去英國演講，引起了轟動，也引起了遺傳學家貝特森的懷疑，要求檢查標本，遭到拒絕。有些生物學家試圖重復卡姆梅勒的實驗，都失敗了，因為產婆蟾極難養殖。1926年，在多方壓力下，卡姆梅勒終于允許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爬行類館長和維也納大學的一名教授檢查產婆蟾標本，他們發現所謂“黑色指墊”乃是用黑墨水涂上去的，向英國《自然》雜志寫信揭露此事。此時卡姆梅勒正忙著往莫斯科寄運實驗設備和個人物品，準備到那里擔任莫斯科大學的教授。一個多月后卡姆梅勒開槍自殺，留下一封給莫斯科科學院的遺書，在辭職的同時聲稱他是無辜的，是另外有人在他不知道的情況下造假。

在卡姆梅勒死時，新拉馬克主義在西方國家已接近破產，這個丑聞不過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新拉馬克主義在蘇聯卻正在興起。蘇聯政府邀請卡姆梅勒去蘇聯，就是想讓他領導對抗遺傳學的運動。卡姆梅勒的自殺使得這場運動被推遲了，直到1935年有了合適的人選——李森科。米丘林-李森科主義其實也是一種新拉馬克主義，這場政治鬧劇在把蘇聯的遺傳學家消滅殆盡，壓制俄國生物學研究達30年之久之后，終于在1964年降下了帷幕。但是新拉馬克主義并沒有徹底退下舞臺。

雖然在當代生物學家當中幾乎無人相信新拉馬克主義，但是在生物學界之外，特別是在人文學界，新拉馬克主義仍然大有市場。這些當代新拉馬克主義者對達爾文主義的排斥不僅是出于對現代生物學的無知(拉馬克主義要比達爾文主義直觀得多，更容易被外行理解)，而且更是出于一種思想感情：如果用進廢退能夠成立，那么它表明生物并不是被動而緩慢地接受自然選擇，而是可以主動而快速地適應并改變世界。強調主觀能動性的新拉馬克主義要比達爾文主義積極得多，也溫暖得多，它給了人們美好的希望。但是美好的希望并不等于就是真理。雖然非科學的因素——例如思想、社會、政治因素——會影響著人們對某個科學問題的看法，科學爭論的產生有時候有著非科學的背景，但是一個科學學說是否能夠成立，只看是否有確鑿的證據能夠用于支持它，最終的勝利仍然屬于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