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承認，在SARS面前，我們中國科學家整體打了敗仗。”

這是近一個時期來楊煥明幾乎逢人便講，逢會必說的一句話。面對前來視察工作的胡錦濤總書記他這樣說，在中科院“緊急行動計劃”的啟動會議上他這樣說，在接受中科院基因組研究所所長的任命時他還是這樣說。

5月1日，美國《科學》雜志網站刊登了兩篇SARS病毒基因組序列的研究論文，一篇以美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的科學家為主，并有美國、荷蘭和德國科學家參與完成;另一篇則以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癌癥研究署基因組科學研究中心為主完成。

海外有華人同行指出：“這兩篇經過同行評議的論文的發表，宣布SARS病毒基因組序列戰結束，中國科學家敗北。”

這個問題，正好擊中了楊煥明的心頭之痛，而且這將會是他心中一種永久的傷痛。

作為中科院新組建的北京基因組研究所首任所長，“人類基因組計劃”中國區總協調人，楊煥明清楚，在SARS病毒基因組的測序上，中國本來完全有可能爭得世界第一。這不僅因為第一個SARS病人在中國發現，中國科學家應當有機會最早接觸到第一手資料;而且中國的“人類基因組”計劃研究中心無論是規模還是技術水平，絕不遜于國際同行。

楊煥明的創業伙伴、基因組所副所長汪建更是痛心疾首。他曾在首家宣布SARS為一種新型冠狀病毒的加拿大研究中心工作過：“論規模，那家中心比我們所要小得多;說技術，我在那里就是專門負責技術工作的。但現在我們竟落到了他們后面。”

盡管北京基因組研究所4月15日接到軍事醫學科學院緊急送來的病毒樣本之后，在不到36個小時的時間內就拿出了4株冠狀病毒的基因序列圖，但就在同一天，世界衛生組織負責傳染病的執行干事戴維·海曼已在日內瓦宣布，正式確認冠狀病毒的一個變種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體，科學家將其命名為“SARS病毒”。“從SARS病原體的發現到病毒檢測診斷、以及理論的闡述，中國目前的首創記錄全部為零!”某重點醫科大學一位從事醫學科學研究的資深專家這樣認為。

楊煥明他們曾有過呼吁。

早先的一份內部資料上，記錄著楊煥明和軍事醫學科學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楊瑞馥的建議：我國在SARS病原鑒定上進展甚微，充分暴露了傳統方法在新發疾病病原鑒定方面的不足，建議在現有技術基礎上采用新技術和新方法，整合更多的力量，建立突發烈性傳染病病原快速鑒別診斷體系，為及早控制疫情奠定基礎。基因組技術在這方面有望助一臂之力。

他們也有過行動。

“從一開始知道這件事，我們就一直希望有一個做貢獻的機會。”楊煥明回憶說，“還是在今年春節以前，我們就四處尋找病原體樣本，直到軍事醫學科學院主動送來病毒樣本之前，我們一直都沒有得到。難就難在這兒，如果早些拿到樣本，我們很有可能領先。”

汪建博士為了尋找病毒標本，數下廣東，結果都無功而返。因為按照有關規定，只有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才是病毒標本的合法持有者，外界難以介入。另外，當時廣東對SARS患者進行尸檢的數量很少，能夠提供的病毒標本確實非常有限。在不得已的情況下，4月初，他們私下通過朋友關系，在北京某研究院極其隱蔽地“偷”了一點樣本，可是“取貨”非常困難，要在晚上10時以后早上7時以前去，見面時還要戴上瓜皮帽和遮擋嚴實的口罩。事后汪建開玩笑：“我們好像在進行特務活動一般。”

汪建說：“現在我們最大的體會，就是科學家之間要跨學科、跨部門協作，肝膽相照，不要講什么別的，比如排名先后等等。”

長期從事科技政策研究的中科院政策研究局原副局長陳浩分析說，這和我們國有科研機構長期養成的“等任務”的傳統習慣有關，科研院所、科研人員都把眼睛睜得大大的，盯著國家幾個中長期的科研計劃，都希望從那里面去找項目、找經費，然而對市場上真正急需的，尤其是出現了像SARS這樣與人民生命安全相關的緊急情況，特別需要科研人員主動出擊的項目，很少看到有人出來積極請戰。直到胡錦濤總書記發話了，各路兵馬才浩浩蕩蕩地走出來。另一個顯而易見的弊病就是部門分割，各自為戰。就拿醫學科學研究來說，衛生部、科技部、軍隊、高校各自都有一套人馬，各自占據一部分資源，各個系統之間處于相對封閉狀態，缺乏有效的溝通與合作，由此耽擱了查出SARS病原的時間。

最重要的恐怕是，面對突發事件，我們還沒有建立一套高速、有效的科研應急機制。一位在美國從事醫學研究的學者對本報記者說，在面對危機的時候，由政府出面的有效組織是最為重要和關鍵的，它牽扯到科學家的力量調配，物質、資金的分配和保證等等。美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在這方面就起到了很好的組織協調作用，它所建立的衛生警報網絡能斷定一些嫌疑的SARS病例、指導處理實驗室樣本、指導在醫院進行傳染病的控制和保護、并監控著世界各地的疫情發展，把所有的信息源源不斷地送到美國各醫療機構。與此同時，由100多個實驗室組成的研究網絡也開始運轉起來。

科學家的一個重要素質是永不氣餒，知難而進。盡管遺憾，楊煥明和他的科研團隊，今天仍然堅守在抗擊SARS的前沿陣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