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16日，廣東省佛山市第一人民醫院收治了一例特殊的肺炎病人。此后兩個多月該省河源、中山等地接連發現類似癥狀的患者，與之有接觸的醫務人員不久也發生了相同癥狀。

2003年1月末，專家分析確定，這是一種病因不明的非典型肺炎，有一定程度的傳染性。

2月8日，剛剛結束7天春節長假的廣州市民，發現整個城市正被卷入一場突如其來的恐慌中。電子郵件、手機短信都在傳遞著相同的信息：一種怪病襲擊廣東，容易傳染，原因不明，無藥可治。整個城市驚慌了，不少人“逃跑”，接連發生了搶購藥品和食物的風潮。

2月10日，廣東省衛生廳和廣州市政府鄭重召開新聞發布會，人們驚訝地發現：這種被稱為非典型肺炎的傳染病，已感染了300多人，5例死亡。官方稱，傳染范圍已被控制，已有59人被治愈，情況正在好轉。

然而事情卻并未如人所料。

2月26日，越南河內一名48歲的美國商人，在從上海和香港回來后，突然因類似感冒的病癥病倒。20名接觸過他的醫務人員不久也被發現有同樣的病癥。

3月5日，加拿大多倫多一名關姓婦女從香港回去后，因患有類似肺炎的癥狀不治身亡。

3月12日，世界衛生組織在日內瓦發出全球警告，聲明一種非典型肺炎已經在廣東、河內和香港蔓延。

3月13日，在越南河內發現患病的美國商人不治喪命。多倫多，關女士44歲的兒子不治喪命，另外4名家庭成員被留院醫治。新加坡，3名2月底從香港回來的女性被發現患有肺炎。不久，6名曾與她們接觸過的醫務人員和家人也被發現有感染。

3月15日，河內同一情況的死者中又增加了1名護士，同時有6人被感染。臺灣一名64歲的婦女和一對夫婦，在經香港到中國返回后，也因為有關病癥而病倒。新加坡境內，被感染的人數增加了7個，使被感染的人數增加到16人。德國法蘭克福，新航一架班機上的一名相信遭感染的新加坡醫生，被送進當地醫院治療。

……

不明病因?無法醫治?高度傳染?這種后來被稱作“嚴重急性呼吸綜合癥”(SARS)的傳染病，一瞬間震蕩了地球。“SARS恐慌”傳播的速度和范圍，更遠遠超過了SARS本身。

隨著發現SARS病例的國家越來越多，美國、德國、加拿大等國科學家紛紛投入到尋找病原的隊伍中。

早在2月18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洪濤院士就通過電子顯微鏡發現，死于SARS的兩份尸檢肺標本上有衣原體顆粒。中國政府迅速要求WHO專家調查，衣原體是否是致病原。結果出人意料。3月底，大多數實驗室的報告，沒有找到衣原體。

3月19日，香港研究者提出，引起SARS的病原體可能是某種副黏病毒。與此同時，德國、加拿大科學家也得出同樣結果。

然而形勢又一次花明柳暗。3月23日，香港大學醫學院和美國國家疾病控制中心實驗室幾乎同時報告，一類冠狀病毒有可能才是引起SARS的元兇。緊接著，德國科學家也得出“冠狀病毒是引起SARS的病原體”的初步結論。

至4月4日，參與研究的全球13個實驗室中，有10個傾向于認為致病原為冠狀病毒。

4月9日，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微生物及流行病研究所通過基因序列分析進一步證實了冠狀病毒結論。

4月13日，加拿大科研人員宣布破譯了懷疑與SARS有關的冠狀病毒基因。

4月16日，荷蘭科學家成功完成冠狀病毒實驗的動物模型，確證導致全球肆虐的SARS病癥是由一種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

至此，國際病毒學界確認病原的“科赫原則”的四個條件全部滿足。一種新型冠狀病毒為致病原。

人們對傳染病的恐慌是有根據的。歷史上，傳染病對人類的殺傷，遠遠超過了所有戰爭的總和。

人們聞“黑”喪膽，心中留下難以消除的恐怖

真正被人類消滅的傳染病目前只有一種———天花。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1979年4月在肯尼亞宣布：天花已在全世界內消滅。致病的天花病毒，保存在4個世界著名的實驗室里，供研究使用。

在有歷史記載之前，天花就已在人類中間流行。科學家從公元前1160年的木乃伊身上，就發現有類似天花的疤痕。公元1世紀漢代之時，天花隨戰俘傳入中國，因而在古代中國被稱為“虜瘡”。

在17、18世紀，天花是西方最嚴重的傳染病。英國一位歷史學家托馬斯·巴賓頓·麥考利曾描述：“天花總是不時出現，使教堂的墓地里尸體充塞，所有未曾患過此病的人，無時無刻都要提心吊膽。”

1616—1617年天花大流行中，馬薩諸塞州的印第安部落全部滅絕。18世紀初，冰島的一次大流行中，死了近40%的人。18世紀的歐洲，每10個人中就有1個死于這種疾病。有歷史學家形容說：18世紀的歐洲，一個女人，只要面孔沒有天花的痕跡，就意味著具有不同尋常的美貌。兩個世紀中，歐洲死于天花的總人數有3億之多。

駭人聽聞的瘟疫當然不只一種。

1348年，意大利最美麗的城市佛羅倫薩爆發了一場可怕的瘟疫。各個污染的處所，甚至每個角落都打掃過了，禁止病人進城的命令也頒發了，種種保護健康的措施全都實施了;人們一次又一次地祈禱哀求……可是一點也不起作用，健康的人，只要碰一下病人或死者的衣物，也會染病而死，甚至連動物也不例外。

許多人倒斃在路上，街道上尸體縱橫。常常是夫妻、父子、兄弟一家人，裝載在一具運送尸體的架子上;教堂的墳地、家族的祖塋已經無法容納，只好臨時在周圍挖些又長又闊的深坑，把尸體成百成千地葬下去，就像貨物堆塞到船艙里去似的。

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小說《十日談》，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的。據統計，僅這年的3月至7月，佛羅倫薩城里就死了10萬人。這種可怕的疾病，就是叫作“黑死病”的鼠疫。這一年，歐洲的死亡人數高達250萬，其中意大利死了差不多一半人口，法國也減少了人口的3/4,英國僅倫敦的一個公墓就埋葬了5萬具尸體。在這前后，中國、印度、巴格達、埃及都有大范圍的流行。人們聞“黑”喪膽，心中留下難以消除的恐怖。

與“黑死病”不相上下的，便是霍亂。

霍亂的滋生地是印度。由于古代交通限制，印度與世界各國隔絕，此病的傳播比較慢，醫學史家形容說是“霍亂騎著駱駝旅行”。因此，直到19世紀初，霍亂主要局限在當地。然而世界貿易的不斷擴大，也為霍亂病毒更新了“旅行方式”。整個19世紀，說是霍亂的世紀一點也不為過。這一期間，霍亂共有6次世界大流行的記錄，而中斷的時間遠遠短于流行的時間，從1817年至1926年，只有在不到30年的時間里，人們懷著內心的恐懼過著遠離霍亂的日子。

歷史上殺人最多的瘟疫，是幾乎人人都得過的流行性感冒。

1918年，一場致命的流感席卷全球，密集的人群和戰時惡劣的生活環境為流感病毒創造了良好的生活傳播環境。疾病從西班牙開始，跟隨著戰士們的步伐，漸漸蔓及歐洲和美洲，戰士還沒上戰場就倒下了，途經的村莊也未能幸免，因為始終沒能找到病原體，2500萬至5000萬人因此斃命，僅美國的死者就有50萬，遠遠大于直接死于戰爭的人數。

恐慌、偏見也是殺人的“瘟疫”

面對大范圍的流行疾病時，人類的反應首先是無所適從，因無法可施便產生恐慌，這時，那些得病較輕或者沒有得病的人，在眾人眼里便成了“罪人”。

14世紀歐洲鼠疫大流行時，發生了一個奇怪的現象：與基督徒比起來，猶太人的得病率和死亡率明顯要小得多，甚至就是同居一個城鎮，這種差別也十分明顯。

事實上，猶太人很早就知道直接接觸病人的衣物、用具與疾病傳染之間有一定的關系。古代的猶太人曾編纂了一系列有關個人衛生和環境衛生的法規，強調必須隔離、燙洗、焚燒病人用過的衣物，擦洗、煙熏他們生活過的住房;還嚴格要求接觸過人或動物的尸體、甚至他們的膿液或腐爛機體的人，都得對自己的身體及身上的東西進行徹底清洗。這些留傳下來的生活習俗在瘟疫中幫助了猶太人。

但因成批的死亡而驚恐的人們，對這種現象產生了憤怒。對猶太人的偏見更將這種憤怒變成猜忌，偏激和仇恨：一定是猶太人與魔鬼撒旦沆瀣一氣，合謀制造出這場導致千百萬基督徒死亡的災難。

一時謠言四起。有人說，猶太人與魔鬼在城市鄉村散布毒藥;有人說，猶太首領從耶路撒冷運來毒藥，分發給各地的猶太人，投入井中;還有人說，存在著一個國際性的猶太陰謀集團，在有計劃地破壞基督教文明，制造這場災難便是其中一部分。至于所謂的“毒藥”，有人說是能致人于死地的蜥蜴的肉，有人說是蜘蛛、壁虎或蟾蜍身上的毒液。

在迫害中，法國南部兩個省的猶太人幾乎全部被滅絕;一個居住在瑞士的猶太人在嚴刑逼供下認了罪，結果，他所在的社團，所有7歲以上的猶太人均被判有罪，立即處以死刑;蘇黎世的猶太社團遭到驅逐，永遠不能回去居住;一批居住在日內瓦的猶太人被活活燒死……類似的暴行遍布歐洲各國，持續了3年之久，共發生了350次反猶大屠殺，60個猶太人的大社團、150個小社團被焚為平地，數萬猶太人死亡，遭驅逐、財產被沒收的事更是無法計算。

這次反猶運動理由的荒唐，連教皇自己也認為純屬栽贓。直至黑死病因氣候嚴寒等原因自行熄滅，反猶運動才漸漸平息下去。

并不是只有大規模的烈性傳染病才會讓人失去理智。

麻風是一種和人類文明一樣古老的傳染病，但它是慢性的，也不一定會致死。引起這種疾病的麻風分枝桿菌，是少數幾種尚未在人工培養基上實驗培養成功的致病菌之一。麻風病的傳播方式至今仍模糊不清。

按中世紀基督教的觀念，一個人患了麻風病，是由于犯有罪孽，引起了上帝的憤怒。因此，在現實社會中，所有麻風病人都被視為“不可接觸的賤民”。為了將他們與普通人分離開，歐洲將一部分麻風病人流放到大海中無人跡的島嶼上，卻不提供任何醫療手段。更多的國家興建大量麻風病院，進行關押。麻風病院中對待這些受到上帝懲罰的人是十分嚴厲的。那里的生活，實際上是等于幽禁，病院的規章制度近于嚴酷，強制所有進院的病人宣誓遵守。例如男病人必須與他的妻子正式分開，女病人甚至要宣誓做一名修女，過完全與社會脫離的獨身生活。

英國國王愛德華三世在1346年曾發布過一道公告，命令倫敦市和全國各郡，對所有不肯在限定的15天內離開市區的麻風病人，就沒收屬于他的全部財產。中世紀歐洲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規定。當時在英國，還規定麻風病人只能穿一件特制的衣服：一襲黑色的斗篷，前胸貼有兩塊會掀動的白色補丁，帽子上也有一塊同樣的補丁。這樣，不但遠遠就會被人看見，而且走近時，補丁發出嘩嘩的聲響，會引起旁人的警戒。

這些過于嚴苛的法令，使麻風病人除了肢體傷痛外，心靈也受到極大摧殘。麻風病人不得不身穿斗篷，挈婦攜幼，風吹雨打，在街頭屋角躲躲藏藏地生活。

對疾病的科學研究成果并不都能順利被接受

18世紀90年代，英國醫生愛德華·琴納發現，出過牛痘———牛的一種病———的擠奶工從未出過天花，并從此獲得啟發，發明了通過種牛痘預防天花的辦法。這項偉大的科學成就最初受盡誣蔑。謠言稱，那些種了牛痘的人最終都長了角，臉相也變得像牛，還喪失了語言能力，只能像小牛似的叫。人們甚至還展出了漫畫，找到“牛面孩”，來證明接種會導致人類向動物退化。

這些宣傳當然沒能經過事實的考驗。越來越多的人選擇接種牛痘預防天花。美國政治家富蘭克林在了解種痘的積極作用后，出版了一本介紹種痘的小冊子，并精確統計計算，認為接種可以使天花的死亡率從11%下降到1%以下。華盛頓下令對全軍進行接種，并為此建立了專門的醫院。杰斐遜則在獲得痘苗后，毫不猶豫地公開地為全家成員進行了接種，這種舉動在全美國產生了積極了影響。

拿破侖在此事上也顯現出了遠大的眼光。他在全國各縣張貼執行種痘的指示，下令所有未出過天花的法國士兵都要參加接種。他還專門下令鑄造了一枚牛痘紀念章，以紀念種痘的重大意義。這枚紀念章一面是拿破侖的肖像;另一面是健壯的希臘醫神和戴了防護武器的維納斯，左邊有一條小牛，右邊是一根接種的針和標有“疫苗”字樣的小玻璃瓶。他甚至在1800年提出，要為琴納立一座雕像。1866年，這座雕像在波羅那建立起來。

在人類與霍亂斗爭的年代，德國著名細菌學家羅伯特·科赫創立了延用至今的判斷傳染病原體必須進行的四項實驗，被稱為“科赫原則”，并因此獲得1905年諾貝爾醫學獎。

1883年6月，19世紀第五次霍亂大流行開始了。當時在微生物學和細菌學研究方面占領先地位的德國派出科赫率領的醫療小組，幫助其他國家。他們追隨霍亂的行蹤，先后到達埃及的亞歷山大港、開羅，最后行經錫蘭到達加爾各答。

早在一年前，科赫就曾從印度寄給他的部分霍亂死者的腸中觀察到大量細菌，但他當時并沒有認識到其重要性。在研究了40名霍亂病人，并對52名霍亂病死者進行尸解后，1884年2月，科赫宣稱，鑒于在埃及和印度的觀察研究，他確信，那種在霍亂病人尸體中發現的桿菌就是導致霍亂的“禍首”，它不像別的桿菌那么長直，“有點彎，有如一個逗號”。他特別提到：這種獨特的有機物在霍亂患者身上能找到，但其他癥狀的病人卻沒有;等病人恢復后，又消失了;在健康的人身上，也找不到這種病菌。

這個著名的“逗號”就是后來命名的“霍亂弧菌”。

科赫的做法是：首先要在所有患者身上發現這種病毒，但健康人身上沒有。然后從患者身上分離出這種病毒，并使其在培養皿內繁殖。第三步是用培養皿中的病毒使實驗動物患上與人同樣的疾病。最后一步要求從患病的實驗動物身上分離出病毒，并證明這種病毒能在培養皿中發育。

關于疾病的科學研究并不都能順利被接受。有時，存在于科學家之間的分歧更為嚴重。

與科赫同期研究霍亂的還有德國著名衛生學家彼騰科夫。后者非常反對科赫關于霍亂弧菌致病的觀點。他認為，只有霍亂菌 X是不能致病的，在地點和季節相適應的條件下，土壤或地下水中還存在一個 Y， X與 Y結合成 Z后，才變成真正的致病菌。他甚至不認為，霍亂是通過人與人的接觸或者飲用水進行傳播的。

他在一次講演中說：“科赫博士斷言霍亂是從剛果三角洲那邊傳來的，照他看來……好像譬如說漢堡這個地方的霍亂就是由那里傳過來的。誰都知道，漢堡與剛果河不僅位于兩個國家，而且分別在兩個洲呢!他還說這種微生物是棲居在人的體內，后來從霍亂病人身上掉落到飲用水里，于是傳到了另外的人身上。這么說來，加爾各答某地有某一個人患上霍亂，后來，這個人把河水污染了，而另一個完全健康的人正好喝了這水，于是被感染上了疾病。后來，這患病的第二個人仍然通過用水感染了另一個人———如此這樣一個個感染下去，疾病從一個國家來到另一個國家，從一個大陸來到另一個大陸……這樣的理論不是太荒謬了嗎?

“我注意到，在某些有地下水的地方，土壤里會產生出霍亂毒素。是從土里蒸發出的這種毒素，被許多人呼吸了進去，才致發病。因此霍亂從來不是傳染一兩個人，而總是同住一個地方的數十數百人。”

他嘲笑科赫的理論，為之取名為“熱情獵取逗號”理論。

在今天看來，這種說法當然是可笑的，但彼騰科夫在當時卻有很高的權威，被稱為“理所當然是當代最偉大的霍亂權威”，追隨者蕓蕓。

彼騰科夫太驕傲了。為了證明自己理論的正確，1892年10月的一次講課中，他竟然打算當眾把一試管“科赫的逗號”喝下去。面對驚恐萬狀試圖阻撓的學生，他發表了一段激動人心的演講，要求學生們為這項實驗作證：

“我應該完成這項實驗，為的是使你們，使整個學術界，也使科赫本人相信他的假設的錯誤。我應該當著眾人做這實驗，而你們就應該同意作這證人。為了我，也為了科學!”

學生們驚呆了，慌作一片;彼騰科夫趁亂一口氣把那些“逗號”都喝了進去，然后神態自若地站立在講臺上，對自己的行為和健康感到無限欣賞。

慶幸的是，彼騰科夫向科赫索取霍亂弧菌培養物時，科赫猜想到了用途，已把培養物多次稀釋，使細菌的毒性降低到了極點。彼騰科夫因此沒有患上霍亂，他只是在實驗3天后患了腸粘膜炎，6天后開始腹瀉，再過幾天便康復了。但是，霍亂菌的侵入大大損壞了他的健康，導致機體免疫力嚴重下降，此后十幾年間他百病叢生。他痛苦地感到自己不能再為人類科學事業做任何貢獻了，便用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們的布羅德街水井在哪兒?”

科學的進步從許多方面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公共衛生制度便是其中之一。

從1831年起，因交通方式的變革，起源于印度的霍亂在倫敦登陸。那時的細菌學尚不發達，人們認為是由于呼吸了帶有毒氣的空氣才引發了疾病。從1831年到1854年，英國共流行了四次大霍亂，數以萬計的人死去，剛剛工業化的城市在一次次傳染病浪潮中受到巨大打擊，但“毒氣”觀點一直統治著人們的思想。

倫敦一位年輕的醫生卻不相信這一點。他叫約翰·斯諾。這個農夫的兒子本來是婦產科的一名麻醉師。他在長年從醫經驗中發現，霍亂不像當時的其他傳染疾病那樣，首先表現為寒顫、頭痛或高燒，霍亂患者的最初癥狀都是從消化道開始的。

“不，不可能是空氣。”他想。最可能的原因是吃了不干凈的東西，食物或者水才是最有可能的途徑。為了證明自己的理論，他于1849年專門出版了一個小冊子，名為《霍亂的傳播方式》。但是，沒有人相信他的觀點。

1853年，又一次大規模的霍亂在英國開始流行。疾病蔓延到倫敦以前，已經造成一萬多人死亡。1854年，倫敦的索斯沃克區和朗伯斯區有病例發生。倫敦南城的一處叫“索豪”的居民區，也有一些看起來互無聯系的病人。但是，在那一年的8月31日，情況突然急轉直下。

接下來的3天內，在索豪區布羅德大街上死了127個人。不論窮人還是富人，只有極少數的家庭還剩下一兩名家庭成員。一周之內，這個區剩余人中的四分之三棄家逃跑，家家門窗緊閉，道路空無一人。到9月10日時，已經有500多人死亡。人們回憶起中世紀的黑死病大流行，以為又將在劫難逃。

斯諾感到，證明自己觀點的機會到來了。他放棄了其他工作，起早貪黑，無償地投入到追尋流行病因的工作中去。他到倫敦死亡登記中心，要來了所有因患病去世的人的詳細住址，把每個死者都用一個黑點表示，登記在一張倫敦地圖上。連續幾天對患病家庭的調查，他的目光焦中到了布羅德大街與牛津街交匯處的一個水井上。他后來寫道：“我發現，幾乎所有的死者都住在離這口井不遠的地方。”事實上，離這兒不遠的另一個水井周圍的居民中，僅有10名死者———這其中有5名經常飲用布羅德街水井的水，還有3名是小學生，他們也許在上下學的路上，也喝過這口井的水。

斯諾對這口井取樣，在顯微鏡下觀察，發現里面含有一些“白色的帶有絨毛的微粒”。9月7日時，他已經確定，這口井就是散布霍亂的原因。斯諾找到了主管人員，告誡他們，應該封閉這口井，以防止霍亂進一步蔓延。

那些官員根本不相信斯諾，但他們表示愿意試試———他們取下了水泵的搖把。奇跡發生了，第二天，發病的人數迅速減少，到9月底，死亡數字在616名時停止了。

斯諾并沒放棄繼續調查。他發現許多因素與自己的結論不相符。

一位住在城市西部的寡婦在9月2日因霍亂死了。她與布羅德街的水井沒有任何關系。與此相同的還有住在另一個城區的一個女孩兒。斯諾到那個寡婦家里進行調查。從兒子那里得知，這個寡婦曾在布羅德街居住過，她聲明自己非常喜歡布羅德水井的味道，搬走后每天都派仆人到這里打一大桶水回去喝。最后一次打水就是在8月31日。而第二個女孩兒恰巧是這個寡婦的侄女兒，她曾在8月31日造訪，并和姑媽一起喝了這桶水。

在布羅德街拐角處的一個工廠里，有530多人，卻只有5個人患了霍亂。斯諾前去調查，發現原來這個工廠有自己的水井，并不從街上的水井里取水;在布羅德街釀酒廠，70名工人里無一患病，原來工廠每日提供給工人免費啤酒，“根本沒人喝水”;另一個住在另一城區的軍官也患霍亂死去了，原來他曾到布羅街附近一家餐館吃飯，席間喝了一杯從布羅德街水井打來的水。

所有的線索都指向布羅德街的水井。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水井被污染呢?在一位牧師的幫助下，斯諾找到了原因。就在8月底大流行開始前，住在布羅德街40號的一個小男孩兒出現了霍亂的癥狀，家里人把為他洗尿布的水倒在了離布羅德街水井不遠的排水溝里，而這個排水溝與布羅德街水井并未完全隔離。

但政府當局全然不理會斯諾的觀點和警告，他們在后來發表一份報告中聲稱：我們找不到任何接受斯諾觀點的理由。

一年之后，倫敦一份叫《建設者》的雜志刊登了斯諾的發現，同期還刊登了一份對倫敦地下水系統的調查。調查表明：許多年來，倫敦的地下水系統沒有任何改善，排水溝露天敞著，許多家庭的水槽都設在地窯里，非常接近沒有經過任何凈化的排水溝。這份雜志發出呼吁，要求政府“立即清潔所有的排水溝———不是把它們掩飾起來，而是徹底清除。”

這之后的半個世紀中，斯諾的霍亂傳播理論漸漸被人們接受，霍亂弧菌的發現更引起人們對公共衛生和地下水功能的重視，歐洲各國紛紛采取措施進行改善。自那以后，英國再也沒有爆發過大規模的霍亂。

雖然約翰·斯諾沒有發現導致霍亂的病原體，但他創造性地使用空間統計學查找到傳染源，并以此證明了這種方法的價值。今天，繪制地圖已成為醫學地理學及傳染病學中一項基本的研究方法。“斯諾的霍亂地圖”成為一個經典案例。當醫學家遇到棘手的傳染病問題時，他們常常會問：“我們的布羅德街水井在哪兒?”

古老的傳染病一個個死灰復燃，新的傳染病又接踵出現

找到了傳染源，發現了致病菌，制造了疫苗，是不是就萬事大吉了?人類對抗傳染病的歷史中，同樣有許多值得我們深思的故事。

瘧疾也是一個古老的傳染病。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它是由按蚊傳播的。1996年，紐約自然博物館的一位工作人員發現了一塊中間粘著一只蚊子的琥珀，經檢測，認定是9000萬年前的。這說明，這種疾病的傳播者在那么久遠以前就已經存在了。但直到19世紀末，才由英國微生物學家羅斯證實蚊子傳播瘧疾的發現。當時，全世界每年有3億人感染瘧疾，約300萬人死于此病。羅斯的發現對控制瘧疾傳播起了決定性作用。

開挖巴拿馬運河時，建造這項工程所遇到的最大困難，竟是很多工人患了瘧疾和黃熱病，使工程根本無法繼續進行。由于羅斯的發現，政府下大力氣消滅了蚊子，才保證了運河的最后建成。巴拿馬區的首任衛生官、負責滅蚊工作的戈爾加斯上將，特地為此向羅斯表示深深感謝：“是您的發現使巴拿馬在海峽上建造起運河。”

滅蚊行動在一個世紀之后卻帶來了巨大災難。20世紀50年代，馬來半島婆羅洲的許多人感染了瘧疾，世界衛生組織采取了一種簡單、也是直接了當的解決方法：大面積噴射DDT消滅蚊子。蚊子死了，瘧疾得到控制。可是沒過多久，當地老鼠數量迅速增加，又面臨著爆發大規模斑疹傷寒和鼠疫的危險。這是怎么回事?

原來，DDT在殺死蚊子的同時，還殺死了一種小黃蜂。小黃蜂是一種毛蟲的天敵，這種毛蟲專吃屋頂的茅草。黃蜂大量減少，使毛蟲大量增加，導致人們的屋頂紛紛倒塌。被毒死的蜂成為壁虎的糧食，壁虎又被貓吃掉……DDT的使用，無形中建立了一條新的食物鏈，其結果是對當地的貓造成巨大殺傷力，貓數量的減少直接導致老鼠大量繁殖。

面對再一次爆發大規模瘟疫的威脅，世界衛生組織不得不采取另外一種辦法：向婆羅洲空降1.4萬只活貓。

在漫長的與瘧疾作斗爭的過程中，人們發現，生長在秘魯安第斯山脈的金雞納樹皮對治療這種疾病有奇效。于是，在17世紀，隨著西班牙人統治了秘魯，它的作用被歐洲人認識。大量的金雞納樹皮被運往歐洲，高價出售。

高額利潤驅使世界各地的商人和冒險者前去砍伐，濫伐使當地森林遭到極大破壞。到18世紀中期，這個為人類健康帶來巨大好處的樹種幾乎絕種。直至100多年后，法國植物學者和荷蘭政府，才將金雞納樹種帶到爪哇，發展起了專門種植金雞納的大工業，在創造巨大利潤的同時，挽救了這位人類的“恩人”。

金雞納樹皮里含有30多種生物堿。1820年，法國兩位化學家從中提煉出奎寧，制成了治療瘧疾的特效藥。可是，到了20世紀50年代，這種藥物突然不那么管用了。科學家發現，瘧原蟲演化出了抗藥菌株。自那時起，無論專家們使用什么新藥或藥配伍，總有一些瘧疾能夠設法逃避藥效。至1997年，全球仍有90多個國家面臨瘧疾的威脅，每年約有100萬兒童因此死亡。

與此同時，古老的傳染病一個個死灰復燃，新的傳染病又接踵出現。艾滋病、埃博拉病毒、西尼羅病毒，不斷在人類社會造成大范圍恐慌和社會問題，環球旅行的便利更增加了傳染病在世界范圍內傳播的機會和速度。

美國生理學教授戴蒙德在其著作《槍炮、病菌與鋼鐵》中寫道：我們和我們的病原體在一場逐步升級的演化競賽中難解難分……這場競賽的形式究竟是閃電戰、游擊戰還是持久戰?

環保人士進行了更深層次的思考，認為新型傳染病的爆發，是人類過度開采自然、破壞生態平衡的結果。香港著名環保人士吳方笑薇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寫道：過去三四十年間開展黃金夢的旅程以來，香港人一直在追求金錢、享受和物欲。有多少人停下來反醒一下繁榮的代價?有多少人想過，急功近利的發展、破壞、浪費和污染，會令680萬人賠上健康、性命和生機?

法國作家加繆在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鼠疫》中警告：“鼠疫桿菌永遠不死不滅，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歷時幾十年，它能在房間、地窖、皮箱、手帕和廢紙堆中耐心地潛伏守候，也許有朝一日，人們又遭厄運，或是再來上一次教訓，瘟神會再度發動它的鼠群，驅使它們選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為它們的葬身之地。”

如果人類不徹底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