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東方煙草報有一篇文章報道：———文章提出：“目前我國接踵而至的控煙活動出現了片面化、極端化和擴大化的趨勢。突出表現在以下三點：一是把作為央企的煙草行業和合法的煙草制品妖魔化，等同于疾病甚至“罪惡之源”；二是用偷梁換柱的手法偷換概念，將“控煙”共識的換成“禁煙”的論調，甚至要全面禁煙；三是只注重不吸煙者的權利，無視3億煙民合法正當的選擇權。”

事實果真如此嗎？

醫療衛生支出高于煙草稅收

第一個觀點是，說是把作為央企的煙草行業和合法的煙草制品妖魔化，等同于疾病甚至“罪惡之源。

也就是說，每年醫療衛生總支出與煙草總稅收相抵，并大于煙草稅收。

而煙企的情況是，我國煙草企業作為經濟的支柱產業，所貢獻的經濟紅利雖說是巨大的，但有悖于政府對未來的愿景目標。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煙草生產和消費國，2014年中國消費的卷煙量占世界的44%。目前，中國約有煙民3.16億，青少年吸煙率高達1500萬。

難道說煙草行業和煙草制品，不就等同于疾病甚至“罪惡之源”嗎？其生產的煙草制品越多，煙草使用的人就會越來越多。那么，由于煙草使用引致的多種疾病就會越來越多，由此產生的醫療費用就會越來越高，導致治療疾病而返貧的人就會越來越多，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的過程。難道說煙草制品不就等同于“大毒丸”嗎？“煙草危害著中國和中國人民的健康；煙草使用危害著中國經濟；煙草導致貧困的惡性循環”，這是世衛組織給出的結論。

“控煙”與“禁煙”的區別在哪

第二個觀點是，說是用偷梁換柱的手法偷換概念，將“控煙”共識的換成“禁煙”的論調，甚至要全面禁煙。

筆者認為，“控煙”是指公共場所控制吸煙，而禁煙是指室內公共場所、室內工作場所、公共交通工具內全面禁煙。

這是2014年國務院發布的國家衛計委《公共場所控制吸煙條例(送審稿)》的內容，表述的很清晰。講的是全局與局部、大概念與小概念的關系。從大的方面公共場所要“控制”吸煙，小的具體方面指室內公共場所、室內工作場所、公共交通工具內要全面“禁煙”。而對方觀點是，將一個事物的兩個不同的方面扯在一起，混淆是非，無疑是拉大旗做虎皮。實際上是慣用偷梁換柱的手法，偷換概念。

因為科學合理地確定禁止吸煙場所的范圍，對《公共場所控制吸煙條例》的制定和實施十分重要。世界衛生組織《公約》第8條及其附件《防止接觸煙草煙霧準則》的要求，締約方應當在《公約》生效5年內，依據普遍保護原則、100%室內無煙原則，確保在所有室內公共場所、室內工作場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其他可能的（室外或準室外）公共場所免于接觸二手煙草煙霧。參考《公約》要求和國際與國內立法經驗，《送審稿》的相關規定是我國在室內公共場所禁煙立法上邁出的可喜一步。

與此同時，全國各地加大了公共場所控煙立法的步伐。目前，全國已有北京，上海，深圳、青島等城市頒發了《公共場所控煙條例》的地方性法規，并取得了積極的進展，為全國實現室內公共場所全面無煙立法工作提供了依據和經驗。

今年兩會期間，不少代表委員建議，希望國家盡快頒發《公共場所控制吸煙條例》，確保室內公共場所和工作場所100%無煙。

中國控煙協會高級顧問、資深控煙專家許桂華指出，公共場所立法是避免煙草煙霧危害最有效的辦法。目前，全球共有 59個 國家頒發了公共場所控煙法規，而我國僅有20個城市頒發了公共場所控煙法規，覆蓋的人口僅10%，因此頒發全國公共場所控煙法規刻不容緩，希望立法部門要盡快排除利益部門的干擾，將煙草危害降低到最小，牢記“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把人的健康放在第一位。

公眾的利益與少數煙民利益，孰重孰輕

第三個觀點是，只注重不吸煙者的權利，無視3億煙民合法正當的選擇權。

筆者認為，控煙代表著公眾的利益，不能僅僅為了少數煙民的利益，而無視人民群眾的健康。

而他們提出所謂的3億煙民合法正當的選擇權，不拘茍同。煙民可以選擇抽煙，但一定要在特定的場合下抽。

在室外公共場合可以到指定的“吸煙區”去，如車站、機場專門設立了“吸煙室”，供吸煙者使用。

眾所周知二手煙的危害。據中國控煙協會高級顧問許桂華研究員透露，我國二手煙受害者達7.4億人。為了維護公眾的健康利益，免受二手煙的侵害。許桂華指出煙盒包裝上要盡快使用警示圖片，可以起到警示吸煙的人少吸煙，戒煙，使不吸煙的人遠離煙草，是減少吸煙數量，投入成本最小而且最有效的措施之一，目前，全球有60個國家使用了煙盒包裝警示圖片，而我國出口到國外的卷煙也都按照規定印上了警示圖片，而國內的煙盒包裝還是設計精美的大好河山和名勝古跡。盡快使用警示圖片就會有效地抑制煙草消費。

同時，許桂華提出，要進一步提高卷煙的稅收和價格。目前，我國的卷煙價格按照公約的規定仍然偏低，而且絕大多數煙民都吸食的是低價煙。應根據每年物價上漲指數和居民收入增長情況，對卷煙價格和稅收實施動態調整，以降低煙民的支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