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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解釋：“廢君統，倡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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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君統，倡民主” ：譚嗣同的思想主張，他認為應當廢除君主統治的封建制度，而興民權，提倡人民當家作主，變不平等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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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定材科： 1.2020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將“新生代農民工”這個提法納入中央正式文件，要求“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這些以“80后”“90后”為代表的新生代農民工約有1億人，占農民工總數的60%以上。 2.元宵剛過，聽著MP4、哼著流行歌曲、穿著時尚的小阮走進了天河區的一家職業介紹所，開始了他新一輪的打工求職路。小阮來自粵東的南澳縣，今年24歲，已在珠三角打工3年。無論是衣著打扮還是求職觀點，小阮都完全*了傳統意義的農民工形象。 像小阮這種80后、90后出生的農民工被稱為“新生代農民工”，他們有近1億人，約占農民工總數60%。在廣東2600萬農民工中，這個比重更高達75%，約有1462萬人，這個群體已成為城市用工的主力。這個逐漸成為勞動力市場主體的群體越來越受到各界注重，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有評論認為，這個龐大的群體將決定中國的未來。 3.“在村里呆不下去，即使自己家人不說什么，村里的老人們也會指指點點，說一個大小伙子，整天窩在家里沒出息，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人。”在北京一家印刷廠做工的王小帥一臉苦笑，“再說，我也不可能就留在家里務農，家里地不多，根本用不著我干，村里的年輕人該上學的都上學去了，該打工的都打工去了，基本沒剩什么同齡人。 無論聽別人說還是從電視上看，城里都帶著一種吸引力，我一直都想出來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樣的。”從王小帥身上我們能夠感知，上億新生代農民工是如何走出農村大地的。 跟父輩相比，新生代農民工成長的社會環境和家庭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雖然跟父輩一樣還是農民身份，但他們的手上沒有務農留下的老繭。“我們這個代打工的目的就是為他們創造更好的條件，讓他們從小就讀書，不讓他們干農活，所以他們對農活門道兒一點不懂。”作為第一代農民工，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建工城建市政一公司路面工程處農工班班長康厚明深知子代與他們的不同。 新生代農民工往往一跨出校門便進入城市打工，所以他們缺乏對鄉土的依戀，很多人不愿再回到田間。李冬妮委員說：“對多數新生代農民工來說，雖然他們的故鄉依然是農村，但這個故鄉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越來越遠，只停留在逢年過節的探親之中。”丁克美代表是湖北省仙桃市剅河鎮黃橋村黨支部書記，她介紹說，村里的年輕人極少有打工后又轉回來務農的，“回來怎么生存?一個人一畝多地。”另一方面，城市里琳瑯滿目的商品、五光十色的生活、潛在的發展機遇、方便的上網條件、酒吧、卡拉0K等新潮的娛樂方式也像磁石一樣吸引著不甘寂寞的年輕一代。也正因為如此，郗杰英委員認為，“新生代農民工向城市的流動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 “貢獻在城市，保障靠農村;年輕在城市，養老回農村”是多年來中國農民工城鄉“候鳥”式生活的真實寫照。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時代的變遷，崛起的“新生代農民工，，似乎不愿意再做一只“候鳥”，而是更愿意將城市作為永久的棲息之地。 4.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建工城建市政一公司路面工程處農工班班長康厚明的農工班里有80多人，基本上都在40歲左右。“因為建筑工地工作環境臟，勞動強度大，年輕人不愿意干，很多人沒干兩天就走了。”有“農民工司令”之稱的張全收代表認為，這是因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家里都是四五個兄弟姐妹，而八九十年代出生的 孩子一般家里就一兩個。“新生代條件好，對務工環境很挑剔，稍微有點難度的活就不想干了。” 很多農民向康厚明代表反映，他們的子女在外打工，工作還很不穩定，在一個地方打工半年就算時間長的，很多年輕人打工兩三年不但沒有一分錢存款，還得“啃老”。康厚明代表說：“這里有工資普遍偏低、工作太苦太累，新生代農民工不愿意做的原因，也有工資高的崗位技能要求高，他們又無法勝任的原因。” 王小帥剛到北京時并不是在現在就職的工廠里面整天用計算機工作，而是在海淀區的一處建筑工地做電工。“因為我剛來時什么都不會，只能做小工，每天早晨六點半就起來，一般要忙到晚上六七點鐘。整日蓬頭垢面，衣服也是在鐵管上蹭來蹭去滿是鐵銹，吃得也不好。”2004年，他到技校學習了一年計算機應用知識，有幸被介紹到現在的單位“我覺得知識太重要了，現在邊工作邊讀成人高考的大專，我學完這個大專學歷后，還想讀自考本科??”小帥說。 郗杰英委員說，“新生代農民工傾向選擇技術含量較高的工作，而且繼續學習和再發展的愿望比較強烈。上一代農民工肩負養育孩子的重任，大多不計勞苦，愿意選擇收入較高的工作。相比之下，新生代農民工更年輕、文化水準更高、見識也更廣，他們心中的目標也遠不止打工掙錢這么簡單。同時，新生代農民工渴望更多的知識，為日后融人城市作準備。” 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分布開始由繁重的體力勞動崗位向其他領域擴展，整體就業質量正在持續提升。郗杰英委員分析，這個方面是因為國民經濟的發展及農民工人數的持續增長，使新崗位持續增加;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年輕一代的農民工文化素質較第一代農民工高、求職期望也更高。“但是，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水平仍然較低，他們絕絕大部分外出前沒掌握必要的專業技能，不了解工業生產的基本規范，所以，新生代農民工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產業，并逐漸成為從業人員主體。” 相關專家認為，就身處環境來說，上一代農民工處在勞動力“無限供給”、薪酬可被盡量壓低的年代，因為沒什么選擇，不能不忍辱負重;而新生代農民工處在當前勞動力“有限過剩”、薪酬理應適時提升的年代，他們有了相對大的選擇空間。就行為特征來說，有別于父輩的“生存型、節約型、單身型”，新生代農民工更傾向于“發展型、消費性和家庭型，，務工方式，他們的受教育水準和職業期望值更高，融入城市并轉換身份的意愿更強。 5.2008年底爆發的金融危機，讓勞務工門終于看清了形勢：經濟遭遇危機，破產企業增多，就業崗位減少，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首遭淘汰的必然是那些缺少技能、素質不高的打工者。 曾在東莞一制鞋廠做普工的張亞萍就是被裁隊伍中的一員。張亞萍三年前進了東莞一家鞋廠，她做的是成型工序，技能含量比較低。金融危機來襲后，廠里的訂單一下子減少了，廠方無力支付200多位員工的工資，于是宣布裁員，打幫、針車、夾包等技術工人留下，其余的領完工資另覓出路。 技能就是本錢，沒有本錢的普通務工者，在就業市場上幾乎沒有話語權。“我們就是一顆普通的螺絲釘，把你擰下，不愁沒有人頂。”張亞萍說。 一個顯見的事實是，這些頻繁轉換工作的務工人員絕大部分沒有受過技能培訓。很多接受采訪的務工人員告訴記者，只身出來打工的很少，絕大部分是依托親戚老鄉，一帶一帶出來的。在南京一家電子廠打工的章萍萍就是在姐夫的協助下出來的，進廠時，廠方僅僅實行了簡單的安全操作培訓，就由熟練工人帶著上了流水線。初中畢業的章萍萍說：“一個班下來就學會了。” 清水縣勞務辦書記黃天德說：“除非是勞務派遣的外出務工者，依靠家族幫帶出去的務工人員則很難組織培訓。”即便如此，“每年農民工返鄉休整期，勞務辦會組織外出務工人員實行為期一個月的短 期培訓。”黃天德說，“哪個鄉鎮的外出務工人員多，培訓班就開到哪里。” 清水縣是一個勞務輸出大縣，每年外出務工人員達到5.67萬人。 清水縣的這種簡單培訓模式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引導性培訓，主要是讓外出務工人員掌握《勞動法》等相關法律法規，了解如何討薪維權;二是簡單技術培訓，主要針對家政服務以及建筑行業的瓦工、鋼筋工等培訓。黃天德說：“培訓的效果是明顯的。”他舉例說，以前如果去建筑工地打工，你要應聘鋼筋工，工頭會讓你干上一段時間才考慮是否要你，經過培訓后，市一級勞動保障部門就會發給你初級鋼筋工的技能證書，你開始上班的第一天就能夠按照這個技術級別拿工錢了。 清水培訓模式的前景似乎誘人，但是如何說服外出務工人員參加培訓，是勞務辦最頭疼的事情。“一個尷尬的數字是，全縣參加培訓的外出務工人員的比例僅有10%。”黃天德說。這位長期從事勞務工作的基層官員認為，一些年齡較大的外出務工人員上有老、下有小，短暫的回家休整期主要是干家務活，他們沒時間也沒精力來參加培訓;還有些外出務工人員認為，找工作搶的是時間，春節后是企業的用工高峰期，你不趕快出去找，再等一兩個月，人都招滿了，誰還要你?還有人對培訓的效果持質疑態度：“這種免費培訓，好多都是做樣子的，要學的話，邊干邊學不就成了?!” 6.已經在印染廠工作好幾年的邱其良，表現其實很不錯。不過2009年7月，他還是辭掉了這份工作，決定到清遠技校學習半年汽車修理，然后換一個工作環境。對于將來，邱其良自己有了打算：“有了一技之長，我就要到廣州這些大城市去闖一闖。” 如今，在各類農民工培訓中心，學技能、做城里人成為一張張年輕面孔的共同夢想。經過培訓的新型農民工正加快轉變為技能型工人，提升了就業水平和工資待遇。 來自湖南省懷化市洪江區的小廖說，培訓改變了他的人生。2003年初中畢業后，小廖選擇南下，開始了自己的打工歲月。在工廠做過普工，做過商場售貨員，輾轉多份工作后，她決定參加技能培訓，學習一技之長。2007年前后，小廖參加職業培訓，考取了服務業內的一個從業資格證書，2009年通過深圳市招調工考試，終于結束了自己“來深建設者”的身份，擁有了深圳市的戶籍。因為自己的勤奮和努力，2008年她開始成為“可頒坊”連鎖店的店長。當前，她又報考了自考大專學歷，要學的是行政管理專業。小廖說，她的大弟弟也考取了電工證，也成為了一個小區的電工。 和第一代農民工大多靠沒有多少技術含量的體力勞動在城里打拼不同，新生代農民工對技能培訓消費的欲望強烈。他們希望通過培訓，掌握技能，得到技術性強、收入高的工作。技能“淘金”已成共識，新生代農民工和父輩農民工思想的差異，使他們的出路更寬廣。 7.“請問企業給交保險嗎?用不用加班啊?”這經常是應聘者問覃智理的第一句話。覃智理是深圳市龍崗區大鵬街道某化工企業的招聘培訓主管，他告訴記者，新一代農民工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維權意識更強。 “40歲以上的農民工的特點是，吃苦耐勞，主要圖的是工資，喜歡加班，因為加班工資高。”覃智理說，80后的農民工尤其是最近涌現出來的90后的農民工，更加注重維護自己的權益和應得的各類保障。 24歲的周維初中畢業后就外出打工，在廣東工作已經5年了，先后干過銷售、保安以及電子加工等。最近的一次工作經歷是電子加工，因為經常要加班至半夜，他覺得自己的權益無法保障，于是“炒”了老板。“我對工資要求不高，月薪1000多元就行了，但不能總加班，能交各類保險的穩定工作。”與工資相比，周維顯然對自己的工作環境更加注重，他告訴記者，自己1000多元的收入雖然攢不了錢，但是家里不用他寄錢。與為了養家糊口而出來打工的老一代農民工相比，他們更有底氣向沒日沒夜地加班并且加班費很低的血汗工廠說“不”。 周維打算，先找一份工作安定下來，不用花家里的錢，然后再一步一步圖發展。 8.2020年2月26日，在深圳市龍崗區南灣瑞豐手袋廠的廠門前，河南小伙子小孫正在和保安閑聊著。 這個三年前來到深圳龍崗打工的年輕小伙子，到現在已經換了10多家企業。如今，在這個手袋廠工作尚不到半年時間，“我又不想做了”，他告訴記者，自己在手袋廠是一線普工，這工作太苦太累收入也低，更關鍵的是沒什么發展前途，自己想尋找發展前景好點的職業，但是覺得比較難。在一片經濟回暖和用工短缺聲中，小孫感到很迷茫。在采訪中，記者發現像河南小伙子小孫那樣頻繁跳槽的新生代農民工并非少數，對于跳槽的原因，他們給出一個類似的答案：要“飯碗”更要有發展。 “昨天去佛山，今天去東莞，明天可能又去惠州”，這是老李對兒子李安強的評價。老李來自江西宜春，在廣東打工已經有9個年頭了。他告訴記者，他們這個代人進城打工的目的很簡單，就是盡可能多地掙錢，然后將錢寄回家，讓在農村的老婆孩子過得好一點。等到將來自己老了干不動的時候，能回到農村舒舒服服地養老。 但是，作為年輕一代，兒子李安強已不滿足于此，現在進城打工，掙錢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學習技術和尋找發展空間。“我希望能盡早地融入城市生活中，在城里找到立足之地。”李安強對未來有著自己的規劃。“如果崗位有前途，即使不給錢，從學徒做起，我也愿意。”李安強說，做普工學不到東西，沒有發展空間。自己頻繁跳槽，是為了找到有發展前途的崗位。 記者了解到，新生代農民工在就業觀點上與老一代農民工差異甚多。老一代農民工屬于生存型農民工，為養家糊口到城市打工，心里明A自己僅僅城市的“過客”。但新一代農民工屬于發展型農民工，他們不缺吃穿，進入城市是為了尋求更好的發展，想一心脫離“農門”入“城門”。 9.“寧愿在深圳撿垃圾，我也不愿意回家種地”。在采訪中，來自湖南省懷化市洪江區的80后農民工小廖對記者說，她的老家在湖南懷化的鄉下，因為地理條件和交通的限制，“村里多為LlJ地，農田和土地較為缺乏”;另一方面，“村里的絕大部分人也都外出打工，即便回到家里也沒有多少人了，不好玩”。 在粵東饒平縣的很多鄉鎮，記者了解到，很多新生代農民工都有初中或者高中的文化水平，他們不愿意像文盲或小學畢業的父輩那樣從事農活。不過，廣大的農村和落后的地區并沒有優勢產業，在老家很少有“體面”的職業供他們選擇。能夠說，新生代農民工對農村已經有點“水土不服”。而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之后，農村生活的相對改善，新生代農民工不用像老一代農民工那樣負擔養家糊口的重任，也為他們自由選擇職業創造了條件。“走出去”成了他們共同的選擇。 不過，對于新生代農民工來說，要融入城市他們卻有很長的路要走。來自湖南省衡山縣嶺坡鄉的周云峰從1992年就開始了南下打工的生涯，從一線普工干起，到如今的一個廠的負責人，他一路用勤勞和才智走出自己的軌跡。不過，他依然覺得自己無法在這個城市立足，“房價這么高，我根本買不起房。并且城市的生活成本也太大，手頭總是覺得很緊。”周云峰說。 對于更多的農民工來說，他們的收入可能要比周云峰還低，一個農民到珠三角務工，一般情況下每個月只有1000多元的收入。“住得再差每個月的房租總要三四百塊錢吧?吃得再差也總要幾百塊的開銷吧?再加上上下班坐車、打電話、買幾件衣服、偶爾生一兩次病，一年能攢多少錢?!”周云峰告訴記者，一個農民工如果要在城市維持一個家庭，并在那里立足，那是件很難的事。 同時，因為城鄉二元結構的限制，附著在市民光環下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險、住房等等權利和福利，對他們來說都遙不可及。 廣東農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江惠生指出，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基本上是城市上的孤島，他們生活在城市中，卻無法融人城市文化。他們的生活、社會交往都沒有融入城市里來。 10.一直注重農民工教育和培訓的全國人大代表、青島港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常德傳倡議，應大力增大新生代農民工的教育和培訓。 常德傳代表認為從今后工業化、城市化發展趨勢來看，新生代農民工的非農化和產業工人化及其整體素質的提升是我國工業化、城市化健康發展及其升級的基本條件。特別是中國要從一個制造業大國升級為制造業強國，更取決于勞動者整體素質的提升。所以，搞好新生代農民工的培訓，持續提升他們的素質與改革戶籍制度，讓他們融入城市、安居樂業是相輔相成的。 常德傳代表建議切實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科學文化素質。中國工會上百萬個基層工會，應充分發揮工會的大學校作用，協助、監督企業按照法律規定，提取職工培訓經費，用于職工在職教育培訓。當前在職教育培訓，要突出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有計劃有步驟地提升其文化、技能水平，使之適合企業發展和城市發展需要。在農民工達到一定數量的地區，工會應設立新生代農民工學校：辦學模式應根據各地情況采取多樣化形式。 他還建議要注重新生代農民工的政治素質提升和心理健康教育。因為年齡偏小，新生代農民工容易出現價值體系的混亂和選擇的偏差，所以基層組織和企業黨團需要增大對新生代農民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教育和心理健康的注重，著力提升他們的政治素質和健康從業指數，實現新生代農民工向城市化的和諧推動。 11.從2008年到2009年，有“農民工司令”之稱的深圳全順人力資源公司董事長張全收代表經歷了從“返鄉潮”到“民工荒”的起起伏伏。“去年國際金融危機時，我幾乎整天開著車到處求爺爺告奶奶地找企業收人，而這幾天用工企業天天追著我要人，手機都快被打爆了。” 據了解，進入2009年12月，來找張全收要人的企業絡繹不絕，企業出現了用工短缺。而春節過后，這種短缺變得更加明顯。“現在的問題是越來越多的企業找我要人，但找不到人。” 針對農民工就業難和企業“民工荒”的兩難問題，以前是農民工的山東泰安東方計算機學校校長王元成代表認為，要提供實用的職業培訓，用新思路來解決農民工的就業和發展問題。 在山東泰安市，王元成創辦的“進城務工青年之家”“草根熱線”“打工網站”等得到了社會的盛贊。他認為，關心農民工不能僅僅停留在“噓寒問暖”上，要根據當地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需求，按照不同的就業意向，分別提供實用的職業培訓。職業培訓要從“一鍋炒”走向專業化，從單一化走向多樣化，從就業教育走向創業教育。三變化，在一定水準上造成并加劇了“民工荒”。據了解，當前我國農民工有2.3億至2.4億人，其中“80后”占一半左右，“90后”有4000多萬人。這些拖著拉桿箱的新生代農民工，不再滿足于“出大力、流大汗”的體力打拼，更愿意以技能淘金。 中國紅十字會曲阜醫院院長姜健代表認為，形成上述問題的原因是在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中，廣大農民工的就業水平和素質受到挑戰，難以勝任新的工作崗位。為此，她提出了四點建議：一是將農民工教育經費納入公共財政預算，構筑起以政府投入為主、用人單位為輔、農民工個人少量負擔的投入機制。二是整合培訓資源，充分發揮職業院校、技工學校、民辦培訓機構等各類培訓機構的作用。三是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內容應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增強培訓的針對性。四是農民工勞務輸出地和輸入地的政府部門要通力合作，共同負起責任，提升培訓后的就業率。 “農民工結構的這個變化，能倒逼企業實行產業升級。”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廳長歐真志代表說，“針對這個變化，各地要加快結構調整，建立和完善人力資源優化配置的機制，扎實推動產業和勞動力雙轉移，緩解當前企業招工難問題。”歐真志認為，城鎮的戶籍、住房、社保等問題是制約農民工長期穩定就業的瓶頸，為使農 民工安居樂業，必須統籌考慮，打破這些瓶頸。同時，要建立綜合服務保障體系，把就業政策向鄉鎮和農村延伸，使在外工作的農民工無后顧之憂，真正安定下來。 安徽阜陽市市長孫云飛代表認為，中小城市人口飽和度較低，自身經濟發展也需要勞動力，在應對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問題上能大有可為，一舉多得。他認為，首先，中小城市發展迅猛，急需新增勞動力注入。其次，中小城市吸納新生代農民工為市民，能夠解決中國城鎮化進程中長期存有的問題。 山西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張復明代表認為，為使農民工安心工作，持續成長，必須統籌考慮，打破城鎮戶籍、住房、社保等瓶頸。 “增強針對性和實用性強的技能培訓，是破解農民工就業難題的一劑良方。”張復明代表建議各級政府繼續增大資金投入比例，切實把農民工培訓當作一項公益事業來抓。企業也要參與農民工培訓，使培訓更有針對性。三、申論要求 1.請結合給定材料6、7、8，概括新生代農民工與上一代農民工的區別。 2.有人說新生代農民工似乎正在成為一個同時疏離于城市和鄉村的夾心層。請談談你對這句話的理解。(20分) 3.依據給定材料中新生代農民工培訓的現狀，請談談如何推動新生代農民工的培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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