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之學，興起于先秦，當時一大批富有創見的思想家噴涌而出，蔚為思想史之奇觀，在狹義上，諸子之學與先秦時代相聯系；在廣義上，諸子之學則不限于先秦而綿延于此后中國思想發展的整個過程，這一過程至今仍沒有終結。諸子之學的內在品格是歷史的承繼性以及思想的創造性和突破性。“新子學”，即新時代的諸子之學，也應有同樣的品格。這可以從“照著講”和“接著講”兩個方面來理解。一般而言，“照著講”，主要是從歷史角度對以往經典作具體的實證性研究，諸如訓話、校勘、文獻編纂，等等。這方面的研究涉及對以往思想的回顧、反思，即應把握歷史上的思想家實際說了些什么，也應總結其中具有創造性和生命力內容，從而為今天的思想提供重要的思想資源。與“照著講”相關的是“接著講”，從思想的發展與諸子之學的關聯看，“接著講”接近諸子之學所具有的思想突破性的內在品格，它意味著延續諸子注重思想創造的傳統，以近代以來中西思想的互動為背景，“接著講”無法回避中西思想之間的關系。在中西之學已相遇的背景下，“接著講”同時展開為中西之學的交融，從更深的層次看，這種交融具體展開為世界文化的建構與發展過程，中國思想傳統與西方的思想傳統都構成了世界文化的重要資源。而世界文化的發展，則以二者的互動為其重要前提。這一意義上的“新子學”，同時表現為世界文化發展過程中創造性的思想系統。相對于傳統的諸子之學，“新子學”無疑獲得了新的內涵與新的形態。“照著講”與“接著講”二者無法分離。從邏輯上說，任何新思想的形成，都不能從“無”開始，它總是基于既有思想演進過程，并需要對既有思想范圍進行反思批判。“照著講”的意義，在于梳理以往的發展過程，打開前人思想的豐富內容，由此為后繼的思想提供理論之源。在此意義上，“照著講”是“接著講”的出發點。然而，僅僅停留在“照著講”，思想便容易止于過去，難以繼續前行，可能無助于思想的創新。就此而言，在“照著講”之后，需要繼之以“接著講”。“接著講”的基本精神，是突破以往思想或推進以往思想，而新的思想系統的形式，則是其邏輯結果。進而言之，從現實的過程看，“照著講”與“接著講”總是相互滲入：“照著講”包含對以往思想的邏輯重構與理論闡釋，這種重構與闡釋已內含“接著講”；“接著講”基于已有的思想發展，也相應地內含“照著講”，“新子學”應追求“照著講”與“接著講”的統一。（摘編自楊國美《歷史視域中的諸子學》）根據原文內容，下列說法正確的一項是
A、對經典進行文本校勘和文獻編篡與進一闡發之間，在歷史上是互相隔膜的。青花瓷發展的黃金時代是明朝永樂、宣德時期，與鄭和下西洋在時間上重合，這不能不使我們思考：航海與瓷器同時達到鼎盛，僅僅是歷史的偶然嗎？從歷史事實來看，鄭和下西洋為青花瓷的迅速崛起提供了歷史契機。近三十年的航海歷程推動了作為商品的青花瓷的大量生產與外銷，不僅促進技術創新，使青花瓷達到瓷器新工藝的頂峰，而且改變了中國瓷器發展的走向，帶來了人們審美觀念的更新。這也就意味著，如果沒有鄭和遠航帶來活躍的對外貿易，青花瓷也許會像在元代一樣，只是中國瓷器的諸多品種之一，而不會成為主流，更不會成為中國瓷器的代表。由此可見，青花瓷崛起是鄭和航海時代技術創新與文化交融的碩果，中外交往的繁盛在推動文明大交融的同時，也推動了生產技術與文化藝術的創新發展。
作為中外文明交融的結晶，青花瓷真正成為中國瓷器的主流，則是因為成化年間原料本土化帶來了民窯青花瓷的崛起。民窯遍地開花，進入商業化模式之后，幾乎形成了青花瓷一統天下的局面。一種海外流行的時尚由此成為中國本土的時尚，中國傳統的人物、花鳥、山水，與外來的伊斯蘭風格融為一體，青花瓷成為中國瓷器的代表，進而走向世界，最終萬里同風，成為世界時尚。
一般來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化，而時尚興盛則是社會快速變化的標志。因此，瓷器的演變之所以引人注目，還在于它與中國傳統社會從單一向多元社會的轉型同步。瓷器的演變與社會變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使我們對明代有了新的思考和認識。如果說以往人們所了解的明初是一個復興傳統的時代，其文化特征是回歸傳統，明初往往被認為是保守的，那么青花瓷的例子，則可以使人們對明初文化的兼容性有一個新的認識。事實上，與明代中外文明的交流高峰密切相關，明代中國正是通過與海外交流而走向開放和進步的，青花瓷的兩次外銷高峰就反映了這一點。第一次在亞非掀起了中國風，第二次則興起了歐美的中國風。可見，明代不僅是中國陶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時期，也是中國傳統社會的重要轉型時期。正是中外文明的交融，成功推動了中國瓷器從單色走向多彩的轉型，青花瓷以獨特方式昭示了明代文化的演變過程，成為中國傳統社會從單一走向多元的例證。（摘編自萬明《明代青花瓷崛起的軌跡》）
下列關于原文內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確的一項是( )
把實物當作原物的傾向，在美術史領域根深蒂固。事實上，實物并不等于原物，我們需要對美術史中“原物”的概念進行反思，對美術館藏品的直覺上的完整性提出質疑。這種反思和質疑并不是要否定這些藏品，恰恰相反，它們可以在更大程度上發揮藏品作為歷史材料的潛在意義。一旦美術史家取消“實物”和“原物”之間的等號，他們就必須認真考慮和重構二者間的歷史關系。這會引導他們發現很多以前不曾想到的問題，其核心就是美術的“歷史物質性”。有研究者追溯郭熙《早春圖》的淵源，提出這幅卷軸畫原是北宋宮殿一套建筑畫中的一幅。鄧椿《畫繼》記載，他祖上被賜予一個宅子，他父親被任命為提舉官時，朝廷派遣一個中官監修這所宅第。一天，鄧椿的父親看到裱工用“舊絹山水”擦拭桌子，他拿過來一看，發現竟是郭熙的作品。那位中官說“昔神宗好熙筆，一殿專背（即‘裱’）熙作，上（徽宗）繼位后，易以古畫，退入庫中者不止此爾。”鄧父請求徽宗賞賜這些“退畫”。徽宗答應了，并派人把廢棄的郭熙壁障整車拉到鄧宅，這個記載透露了宋神宗時期皇宮中“一殿專背熙作”的狀態，這應該是郭熙創作《早春圖》這類大幅山水時的狀態。因此，任何討論這幅畫的構圖、功能以及觀看方式的文章都必須首先重構這種原始狀態。這也就是說，目前人們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看到的《早春圖》只是這幅畫的“實物”而非“原物”。也許有人會說:如果研究者的關注點是郭熙的筆墨技法的話，這種研究則似不需要。但是筆墨離不開觀看，而觀看必然和繪畫的形式和空間有關。鄧椿的記載還引導我們思考另外一個問題，即郭熙繪畫的“歷史物質性”甚至在徽宗時期就已經發生了重要變化:從形式上說，這些畫作從建筑繪畫轉變為卷軸畫；從空間上說，它們從皇宮內的殿堂進入了私人宅第；從觀賞方式上說，它們從要求“遠觀”的宏大構圖轉變為鼓勵“近視”的獨幅作品。需要強調的是，這種“歷史物質性”的轉換并非是少數作品的特例。一幅卷軸畫可能在它的流傳和收藏過程中并沒有發生形態上的重大變化，但是各代的藏家在上面蓋上圖章、寫下題跋，尤其是乾隆等帝王把這類操作全面系統化之后，即使形態未改但也是面貌已非。那些表面上并沒有被改換面貌的藝術品，因為環境、組合和觀看方式的變化，也會成為再造的歷史實體。一面原來懸掛在墓室天頂上代表光明的銅鏡被移到了美術館的陳列柜里，和幾十面其他同類器物一起展示，以呈現銅鏡的發展史。一幅“手卷”變成了一幅“長卷”，因為觀眾再不能真正用手觸摸它，一段一段地欣賞移動的場景…所有這些轉化都可以成為美術史研究的課題，這些研究所探求的不再是一件作品的原始動機和創作，而是它的流傳、收藏和陳列——它的持續的和變化中的生命。（摘編自巫鴻《實物的回歸:美術的“歷史物質性”》）下列關于原文內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確的一項是
在下面一段文字橫線處補寫恰當的語句，使整段文字語意完整連貫，內容貼切，邏輯嚴密，每處不超過15個字。（6分）
研究發現，有氧運動能增加流向與記憶有關的大腦區域的血流量，從而改善記憶力。任何時候開始鍛煉都不會太晚，即使進入老年階段， ① ，你仍然可以通過適當增加有氧運動來加以改善，有30名被試人員（平均年齡66歲）參與了研究， ② ，這兩組人都沒有定期鍛煉的習慣，也沒有記憶障礙的跡象，其中一組每周完成數次有氧運動的任務，而另一組只進行拉伸和平衡訓練，同時保持較低的心率。12個月后，與拉伸平衡組相比，有氧運動組流向與記憶有關的大腦區域的血流量增加了。研究開始和結束時進行的記憶力測試顯示， ③ ，而拉伸平衡組的成績提高不明顯
《“被遺忘權”之爭：大數據時代的數字化記憶與隱私邊界》下列關于原文內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確的一項是
《宋史·王安中傳》下列對原文有關內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確的一項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