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局危險

當然洪武二十八年最實在的禮儀之舉還不在這兩部法案的頒布上，而在于兩個人身份的確認──l7歲的朱高熾在這一年閏九月二十一日被冊封為燕世子，小他兩歲的弟弟、l5歲的朱高煦則被封為高陽王。這樣的身份確認在洪武二十八年舉行無疑是意味深長的：朱高熾被冊封為燕世子，這意昧著他將是朱棣百年之后燕藩王的合法繼承人。所以少年胖子朱高熾的洪武二十八年毫無疑問是陽光燦爛的，另外明太祖朱元璋也在公開場合表達了他對這個胖孫子的喜愛，這為朱高熾的人生加分不少。

正所謂禮儀吉祥，一切溫文爾雅。禮儀兇險，轉瞬化掌為刀。具體到朱高熾和朱高煦兄弟身上，在尊長卑幼的禮儀規制下，他們命運的分野已是昭然若揭，毫無懸念可言。朱高熾的人生似乎一眼可以看得到底──接班，成為燕王，然后老去，死去。

但是朱棣首先向命運說“不”了，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終于在北平起兵，以“清君側”為名，發動“靖難之役”。由此他和他兒子們的命運都進入了不確定期──每一個人都面臨變局：或者成功或者成仁。具體到朱高熾身上，這個燕世子的前景或者美好得令人怦然心動── 一旦朱棣鬧“革命”成功，坐上皇位，那他便順理成章地成為皇太子，或者糟糕得無以復加──“革命”一旦失敗，他和老爸都要一命嗚呼。

因此，建文四年的朱高熾便面臨著出局的危險。這位燕世子沒有建功立業，而是留守后方，對新朝的貢獻遠不如生龍活虎的二弟朱高煦。那么，當永樂王朝的大鐘敲響之時，他的命運又會呈現怎樣的走向呢？

祭壇之上

從建文四年朱棣即帝位開始，到永樂二年(1404年)止，朱高熾的人生進入了懸置期。他的世子位沒有被廢，但也并沒被立為皇太子。換句話說，朱棣沒有對他的命運進行評判，而是擱置起來，懸而不決。

擱置的原因是因為出現了膠著。在朱高熾和朱高煦的能力拔河賽中，后者表現突出，令裁判員朱棣遲遲無法吹哨，以決勝負。

首先，朱高煦能力超強，性格外向，有王者之氣；

其次，朱高煦相貌堂堂。一如朱棣，有王者之相；

第三，朱棣自己不是嫡長子繼位，急需朱高煦上位以補充說明情況；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朱棣在戰時對二兒子朱高煦有過承諾，得天下后將傳位于他，而朱高煦也的確表現突出，適合接棒。所謂君無戲言，朱棣騎虎難下。

以上四點原因構成了朱高熾上位的致命威脅。的確，這威脅是致命的，因為朱高煦一旦上位，以其殺伐決斷的個性，朱高熾很可能性命不保──一個弱者的生存困境，就此變得嚴重起來。

當然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朱棣在立儲問題上的曖昧或者說沉默給了百官們很大的想象空間。淇國公丘福和駙馬王寧等人開始上書力挺朱高煦為太子，理由是“靖難有功”，而這樣的理由毫無疑問是勝過朱高熾守城之功的。輿論的力量打破了朱高熾和朱高煦能力拔河賽中的平衡關系，迫使朱棣在長時間的沉默之后給出答案。

但這一切卻不是結束，而是開始。朱高熾從一個世子變身皇太子，迎來的卻是父親朱棣狐疑而審慎的目光，以及朱高煦不屑而仇視的眼神，甚至還包括三弟朱高燧蠢蠢欲動的挑戰，因為這一天朱高燧也被封為了趙王，要命的是他竟然也產生了懷才不遇的感覺──由此朱高熾四面受敵，這一切其實都是父親朱棣設的局。在反復權衡之后，朱棣雖然勉強立嫡長子朱高熾為太子，但是對他的考驗卻剛剛開始，接下來我們將會看到，在太子監國期間，朱棣是如何懷疑一切乃至打擊一切的，而朱高煦和朱高燧也聯起手來，千方百計地打擊他們共同的敵人──朱高熾。朱高熾事實上是被推到了祭壇之上，從一個隱形目標成為一個非常明確和具體的公共打擊對象。帝王之家，扭曲的父子、兄弟關系和權力蛋糕的切割糾結在一起，朱高熾真是如履薄冰，無法應招了。

而他的忠實支持者、內閣學上解縉的非正常死亡則暗示了朱高熾的皇杈之路必定充滿陰謀和血腥──他立在懸崖邊上，雖然面對天堂，腳下卻是深淵，是地獄。

犧牲者解縉

解縉是朱高熾的忠實支持者。這位洪武二十一年的進士在他47年的人生道路中做的最有價值的一件事，便是將朱高熾從世子的位置推到了皇太子的位置上，從而把兩人的榮辱前程自然而然地綁定，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而朱棣對其先寵后棄以及敲山震虎的特殊關照，則從一個側面曲折地表達了他和朱高熾恩怨交集的父子關系。這對朱高熾來說，既是考驗。又是警告。坐上龍椅事更多，哪怕他還沒正式坐上去，僅僅是以一個太子的身份存在著，煉獄便已是無法逃避的選擇。

永樂五年之前的解縉是朱棣的寵臣。當方孝孺被誅十族之后，解縉成了永樂朝的新一代天下文宗。這是政治的需要，是朱棣對其恩遇的開始，當然也是解縉個人才華的體現。他擢侍讀，值文淵閣，又進翰林學士兼右舂坊大學士──和胡廣、楊士奇、楊榮等六人一起成為文淵閣大學士。這是大明朝第一批內閣成員。而解縉尤得圣心。朱棣經常在半夜將其召入宮中密商政務，甚至還說過這樣一句話：“國家不可一日無朕，而朕不可一日無解縉。”恩寵可謂一時無兩。

其實，朱棣對解縉恩寵的一個具體表現，是在立嗣問題上對后者的尊重。他在自己難以取舍的時候最終聽取了解縉的意見，立朱高熾為皇太子，解縉對猶豫不決的朱棣如是說：“世于高敬仁孝，天下共知。奪長為亂道之行徑。”或許在這樣的時刻解縉看出了朱棣有立朱高煦為太子的想法，他直接表明態度，希望朱棣以國事為重。顯然，解縉的勸告或者說警告對朱棣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不敢立朱高煦為太子了，只是實在不看好朱高熾，朱棣找不到立其為皇太子的充分理由。

幾天之后，解縉就給了他這樣一個充分的理由。他在一張《虎彪圖》上揮筆寫道：“虎為百善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而這張《虎彪圖》也確實畫出了百獸之尊老虎父子相親的動人情狀，再配以解縉的題詞。朱棣看了果然感同身受，最終做出立朱高熾為皇太子的決定。

只是解縉沒有想到，圣心最足難測。他極力將朱高熾從世子推到皇太子位置上的這一舉動，隨后就為其帶來了太子黨黨魁的隱身份。不僅朱高煦對其恨之入骨，朱棣也有意無意間對他刮目相看了：這個人，為什么和朱高熾走得這么近呢？

永樂五年，解縉的人生走到了拐點上。他突然被朱棣貶為廣西布政司右參議，理由是“泄禁中語”、“延試讀卷不公”。當然這些所謂的理由都僅僅是表面上的說辭，真正的原因是——朱棣的猜疑心起來了。當朱高熾被立為皇太子之后，朱棣出于平衡的考慮，又給了朱高煦有別于尋常藩王的待遇，“禮秩逾嫡”。朱棣將朱高煦封國云南，卻對其拒不就封聽之任之，任其留在京城，甚至同意讓朱高煦的兒子去朱高熾監國所在地南京，對其實施秘密監視。朱棣如此作為，解縉當然憂心忡忡，他忍不住進諫道：“是啟爭也，不可。”——皇上這樣做，是開啟爭端啊，萬萬不可。但此時的朱棣卻以為解縉是在離間其父子關系，是代表太子朱高熾的利益說話，他當然要狠狠打擊。朱棣在將其貶為廣西布政司右參議后不久，又追貶解縉為交趾(今越南北部)右參議，讓他到越南待著涼快去。

三年之后，已過了不惑之年的解縉做了一件令人疑惑的事情，從而直接將自己逼上絕路。那是永樂八年，解縉從廣西八京(南京)奏事，需要面見朱棣，可當時朱棣因為北征而不在京師，解縉眼看要失望而歸，便擅自決定去謁見皇太子朱高熾。這樣的行為毫無疑問是欠妥的，因為容易授人以柄。事實上朱高煦在得知這一情況后也確實加以利用了，他向父親朱棣告狀說：“(解縉)伺上外出，私覲太子，徑歸，無人臣禮。”朱棣震怒之余頒旨，將解縉下獄。

解縉在永樂九年下獄后，朱棣對其一直不管不問，直到五年后的永樂十三年正月，錦衣衛紀綱上報囚犯名錄，朱棣慌如隔世地看見解縉的名字赫然在列，才意味深長地問了聲：“解縉還活著？”幾天之后，心領神會的紀綱便找機會將解縉灌醉，然后將他扔到冰天雪地的郊外，于積雪中活活凍死。這位《永樂大典》的總編修至此走完了跌宕起伏的一生，是年，他47歲。隨后，解縉家被抄，妻子、宗族都被流放遼東。

看一代才子解縉的生命簡史，我們終于發覺，他最后之所以有如此悲慘的結局實在是因為和皇太子朱高熾走得太近。或許他是出于公心，但在朱棣心目中，并非如此。朱棣與其說是在無情打擊自己曾經的寵臣，例不如說是在防范，警告太子朱高熾可能的權力染指。在這個過程中，解縉身不由已地成了朱高熾的犧牲品，并且犧牲者不僅解縉一人。

危機人生

武官李諒沒想到，自己在早朝后與皇太子朱高熾的一次無心見面，竟然會影響到他仕途的安危。他被彈劾了，言官稱其私見太子，居心不良。更嚴重的是，遠在蒙古北征的朱棣皇帝也在百忙中親自寫信，警告他不可與太子走得太近。

武官李諒事件發生在太子監國時期。永樂七年之后，朱棣在外面建功立業，忙于營造國家級形象工程，太子朱高熾則奉命監國，負責處理帝國的日常政務──朱棣給他的授權不包括以下三項內容：文武除拜，四裔朝貢和邊境調發。這三項內容中，第一項是人事任免權，第二項是外交接待權，第三項是軍事指揮權，可以說每一項內容都是要害，關乎國柄，關乎最高權力的歸屬。特別是第一項人事任免權，更是朱棣難以放心的所在。他長年在外，萬一太子私啟權柄，將帝國官場操縱在他一人手里，那太子和皇帝又有什么區別呢？所以朱棣在離京前嚴格規定：“凡百官朝謁東宮，偕進偕退。不許獨留私見。”朱棣不允許太子獨留私見帝國官員，目的很明顯，防止結黨營私，圖謀不軌。

這當然是政治的需要，所謂權謀之道，未雨綢繆。朱棣和太子朱高熾既是父子，事實上也是帝國權力的分享者，而這兩個人權力游戲的制定者及裁判者當然是朱棣一人。在父子親情中滿懷狐疑地切割權力歸屬，朱棣毫無疑問是強者，朱高熾則是弱者。即使后者根本沒有結黨營私、圖謀不軌的想法，朱棣也是要先來一個有罪推定的。由此，二人的權力游戲便成為一場長達20年的秘密推手。朱棣力大勢沉，朱高熾不敢應招，只得且戰且退。

永樂七年四月十八日，朱棣在北京直接寫信批評皇太子說：“我命你監國，凡事務必寬大，嚴戒大臣有小過，不要遽加折辱；亦不可偏聽以為好惡……”九天后，朱棣再次寫信批評朱高熾說：“優客群臣，勿任好惡。凡功臣犯罪，調發將士，必須奏決。”這一次的口氣不可謂不嚴厲，用了“必須奏決”四個字，明確取消了朱高熾的人事處置權。那么，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讓朱棣如此動怒昵？起因其實很簡單，因為本月初朱高熾在朝會上批評了刑部尚書劉觀。這劉觀深得朱棣賞識，雖然朱高熾在朝會上批評劉觀只是因為后者犯有過失，他并未做出進一步的行政處罰包括開除等決定，但朱棣顯然認為太子越界了，在權力的蛋糕上染指了屬于他的部分。由此，朱高熾受到嚴重警告。此后，朱高熾終于明白自己的權力邊界在哪里，他開始變得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

但是推手游戲并不因為朱高熾的一味退讓就可以順利進行下去，因為很多非主觀因素會影響到這個游戲的進行，比如流言和讒言。朱高熾小心翼翼監國，不敢越雷池半步，但流言和讒言卻顛覆和扭曲了事情的真相，從而使得朱棣疑心大起，頻頻朝假想敵發動攻擊。朱高熾監國期間所采取的許多措施在朱棣回京后被一一否決，哪怕這其中無關權力的爭奪。在流言和讒言的催化下，朱棣在狐疑之后化掌為刀，猛擊朱高熾子虛烏有的奪權企圖。至此，另一個犧牲品開始浮出水面，他便是大理寺右丞耿通──繼解縉之后，耿通作為朱棣新的假想敵，成為其不可不除的太子黨又一主要人物。

永樂十年的秋天，午門。帝國都察院奉朱棣之命召集全體文武大臣在此目擊一個人的死亡，這個人便是大理寺右丞耿通。此前耿通三番五次地諫阻朱棣，稱“太子事無太過誤，可無更也”，意思是您老人家回京后老是否決太子，這是不對的。朱棣為此龍顏大怒，發誓非將耿通這個嘮嘮叨叨的家伙殺掉不可。朱棣給出的殺戮理由是：“(耿)通為東宮關說，壞祖法，離間我父子，不可恕，其置之極刑。”這個極刑便是凌遲處死。史載，朱棣說完這話之后，“廷巨不敢爭，競論奸黨，磔死”。他是被寸磔而死的，死狀真是慘烈之極。朱高熾站在歷史的現場，看在眼里，寒在心頭。他的寒意細說起來有這么三層：一是朱棣殺雞給猴看，其目的不在除掉耿通，而在警告他不要蠢蠢欲動，二是廷臣們噤若寒蟬，不敢爭，在他和父親的矛盾沖突中不敢站在自己這一邊，很明顯，自己被孤立了；三是耿通最后被寸磔而死，朱棣的誅心之治是不到極限不罷休的，他朱高熾的處境真是岌岌可危了。

朱棣也的的確確加強了對朱高熾的管控。在征北期間，朱棣下令六科將太子日常行政事務逐條上報，并寫明其賞罰的洋細理由，以揣摩其背后動機。由此朱高熾監國，朱棣則監子，權力的傳導過程完全置于朱棣的秘密管控之下，朱高熾真是動輒得咎，舉步維艱。

永樂十二年八月，新的打擊不期而至。這一年朱棣結束北征回到北京，很不幸朱高熾派人迎接圣駕晚了一步，同時他在上呈的奏書中也有些措辭欠妥，朱棣由此認為太子怠慢自己，太子黨必須要狠狠打擊。幾天之后，朱棣眼中的太子黨成員，東官官屬──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正字金忠等人被關押了。雖然蹇義和楊士奇二人在做了自我檢討后被釋放，官復原職──天知道這檢討該怎么做──但楊士奇明顯是心向太子的，因為他把迎駕遲緩之罪都攬到自己身上，以使太子順利過關。而楊溥、黃淮等人卻長時間失去了自由，在獄中一關就是10年，直到朱高熾做了皇帝才被釋放。

永樂十六年，又一場新的考驗降臨到朱高熾身上。這一年，朱高熾因為寬恕了一個曾經立有軍功的陳姓犯人而引起朱棣的猜忌──因為這個犯人是他定罪的，太子卻為了表示仁義擅自減刑，其居心何在？于是禮部侍郎胡被派往南京，奉旨秘密調查皇太子的德行。好在胡這個人善于審時度勢，不敢得罪日后要當皇帝的朱高熾，他只以“皇太子誠敬孝謹七事”密奏朱棣，才使得高熾的境況轉危為安。

由此可見，朱高熾監國20年，每一天都如履薄冰，隨時面臨生死抉擇。但是，他畢竟熬過來了，目送朱棣最后離世，并讓自己成功坐上龍椅──這其中靠的是什么？當然不僅僅是東宮官屬的回護，也不僅僅是胡式官員審時度勢后的庇護，他靠的其實還是自己。是他的智慧，一個弱者的生存智慧。很難想象，朱高熾要是沒有這樣的本錢的話，他怎么會成功地屏蔽掉父親的猜疑，化解兄弟問的算計，然后坐上龍椅、君臨天下？

不錯，到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沉下心來細致地分析一下在朱高熾身上體現出來的弱者生存術究竟有哪些，他的那些生存術又是如何讓他轉弱為強，笑到最后的。

弱者生存術

通常，胖子朱高熾會眼神迷離而略帶頹廢地混跡于一幫文人當中舞文弄墨，吟詩作賦，似乎是個胸無大志的主。但他有一次與狀元曾子棨弈棋時寫的一首詩卻不經意問泄露了其胸中溝壑。詩曰：

二國爭雄各用兵，擺成隊伍定騎贏。

馬行曲路當先道，將守深宮戒遠征。

求險出豐收敗卒，隔河飛炮下重城。

等閑識得軍情重。一著功成見太平。

這首詩雖文采不怎么樣，卻在字里行間透出重重殺氣。表面上寫下棋，實質上卻落腳于攻城略地、建國安邦的治國策。世事如棋，韜光養晦者笑到最后。

朱高熾就是那個韜光養晦者，而他的生存之道則是先示人以弱，再以弱勝強。當然真正要做到以弱勝強，還必須有與眾不同的思維，在細節處呈現遠見卓識——恰恰在這些方面，朱高熾不僅做到了，而且做得相當完美。

朱元璋最早發現了朱高熾身上的異于常人之處，那就是思維，朱高熾式的思維。朱元璋有一次考察藩王嫡子的行政能力，讓他們分別批閱大臣們的奏章。其他幾位藩王嫡子事無巨細，對奏章的內容眉毛胡子一把抓，給人印象平平，但朱高熾卻只關注那些軍政大事，對奏章中出現的錯字從不訂正。朱元璋問他個中原因，朱高熾給出的回答是：這些都是小毛病，不足以勞煩天子。又一次，朱元璋檢閱軍隊，眾多藩王及其嫡子都早早率隊參加，唯獨朱高熾的軍隊姍姍來遲，原來當天天氣非常冷，朱高熾不忍讓士兵們餓著肚子參加檢閱，便等他們都吃完了飯才開始出發。由此，朱元璋對他刮目相看，說了以下這樣一句話：“小子異日不可量也！”

這實在是一個閱人無數的老政治家對一個未來新興王者的大膽判斷或者說預言——和當時的皇太孫朱允炆一樣，朱高熾幾乎在每一個細節上都體現了仁者心態，對上仁，對下也仁。所謂仁者無敵，朱元璋透過朱高熾肥胖的皮囊預見到了他百年之后必有“王者興”的一個趨勢——后來的事實證明，他的確沒看走眼。因為朱高熾的仁義或者說仁德在他長達20多年的太子生涯中自始至終都呈現了出來，以至于以東宮官屬為主體的保護傘在他頭頂上一直燦爛地打開，并且刀槍不入，助他安然無恙地成就九五之尊：解縉為了他能夠上位在冰天雪地里活活凍死，家被抄，妻子、宗族被流放遼東；大理寺右丞耿通為他仗義執言慘遭寸磔而死。楊溥、黃淮等人因為保他的緣故在獄中一關就是10年；甚至朱棣的心腹之臣，奉命調查太子德行的禮部侍郎胡浚也為他唱起了贊歌。所謂仁者無敵，這些活著或者已經死去的人都心甘情愿地為他作證，心甘情愿地成為一個王者蟄伏時期的堅強注腳。

最重要的是朱高熾將仁德做到了極致——以德報怨，對他的兄弟們以德報怨。我們先來看朱高煦是如何對待朱高熾的。那還是在靖難之役的時候，建文帝用離間計，向固守北平城的朱高熾寫信，以燕王之位做誘餌，勸其暗度陳倉。朱高煦得知此事后，馬上落井下石，對父親朱棣說世子與朝廷暗地相通，肯定要反。朱高熾是怎么處理這件棘手之事的呢？他連信都沒拆，立刻派人星夜快馬飛報朱棣，聽憑父親處理此信，事后也未對朱高煦有任何怨望。這是朱高熾以德報怨的第一回合。

第二回合發生在永樂十四年。這一年朱高煦趁父親朱榱去北京視察新都建設之機，在南京私自招兵3000，精選自己的護衛隊，甚至私自使用皇帝的乘輿器物，操練水戰，放縱護衛隊在京城大肆搶劫，試圖陰謀叛亂。朱棣回來后大怒，當面奪去他的衣冠，并將其關在西華門內，準備廢為庶人。這個時候朱高熾再一次站出來以德報怨——他苦苦哀求父親保留朱高煦的親王名分，以觀后效，并且自己親自給朱高煦寫信，勸其懸崖勒馬，從普如流。這樣的胸懷，毫無疑問是寬廣之極的。

朱高熾以德報怨的第三個回臺發生在他登基之后。盡管朱高煦敗局已定，可他還是蠢蠢欲動，派自己的兒子朱瞻圻及心愎潛到北京，伺機作亂。朱高熾知道這一切后，不但沒有責怪他，反而增加其每年的俸祿，賞賜寶物數以萬計，甚至還封其子朱瞻坦為世子，其余兒子均為郡王。這樣的以德報怨，可謂亙古未有了。而處處咄咄逼人的朱高煦終其一生，也未能成事。

三弟朱高燧也敗于朱高熾以德報怨的人生態度。這位朱棣嫡第三子雖然和朱高煦相比能力稍遜，但也在奪嫡問題上蠢蠢欲動，屢次和朱高煦合謀，誣陷太子朱高熾。永樂七年，朱棣出于權力平衡的需要，誅殺了誣陷太子的顧晟，這個顧晟便是朱高燧的長史。同時朱棣還要褫奪朱高燧的冠服，廢其為庶民。這個時候朱高熾是怎么表現的昵？他為其求情，并最終保住了朱高燧的王位。14年后，朱高燧選擇了恩將仇報，繼續向朱高熾發難，甚至參與毒死父皇的陰謀行動。那是永樂二十一年五月，明成祖朱棣病重，護衛指揮孟賢等人在朱高燧的策劃下偽造遺詔，準備毒死明成祖，同時廢太子朱高熾，立朱高燧為帝。不久，孟賢陰謀敗露，被殺。朱棣震怒不已，他逼問朱高燧：“是你做的嗎？”朱高燧啞口無言，嚇得說不出話。這個時候朱高熾又是怎么做的呢？他極力為三弟辯解，說：“這是下人的所為，弟弟一定不知道的。”其宅心仁厚，由此可見一斑。而說到底這樣的宅心仁厚是厚重和鋒利的，極具道德感召力，它使朱高燧敗得心服口服，在接下來的歲月里甘愿被其驅使——朱棣去世后，朱高熾在正式登基稱帝前，朱高煦選擇了負隅頑抗，試圖一較高低，幾年前還和朱高煦一同聯合起來打擊陷害朱高熾的趙王朱高燧，這時候也來到了北京，他第一個上疏請求兄長朱高熾即位稱帝，甚至在后來冊立皇后和皇太子時，朱高燧也差不多是第一個提議的人。說到底，朱高燧之所以會有如此巨大的轉變，功在朱高熾，后者在人格力量上完敗了朱高燧。

當然，和兩個兄弟相比，朱高熾最重量級的對手還是父親朱棣。朱棣是不容易被感動的成熟男人。他更注重的是權謀之道，警惕的是權力侵蝕。朱棣既想把權杖交給一個有能力的人，同時他對這個人還有一個要求，那就是忠誠。正是在后一點上，朱高熾做得非常到位，他靠一個“忍”字，贏到了最后。

朱高熾的“忍”字功夫是一流的。永樂十八年，北京城建好后，朱高熾應父親之召從南京到北京。他因為不喜歡北方的飲食，就從典膳局帶了20個廚師以備飲食。朱棣聞訊后勃然大怒，認為太子自作主張。他給朱高熾下了手諭說：“你帶了典膳局廚子20人，為什么不向我匯報？”為了懲罰太子的自作主張，朱棣下令，每天只供應其兩頓飯，此外連茶都不給，而朱高熾所帶的典膳局廚子全被調撥到負責皇宮飲食的光祿寺為朱棣服務了。面對父親如此苛刻的舉動，朱高熾還是選擇了忍耐。

對兄弟仁，對父親忍，對心中的理想不拋棄不放棄，這或許就是政壇“弱者”朱高熾的生存術吧。

永樂二十二年，中秋節。北京紫禁城。在禮部的安排下，文武百官入殿行過五拜三叩頭大禮后前往承天門外，靜候隆重的登基儀式開始。46歲的中年胖子朱高熾身著與朱棣一模一樣的皇帝服飾，一身贅肉、步履蹣跚地爬上了奉天殿寶座。此時四周鴉雀無聲，紫禁城成了他一個人的舞臺。

毫無疑問，他的時代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