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沈從文給遠在香港的表侄、畫家黃永玉寫信：“北京傅作義部已成甕中之鱉。長安街大樹均已鋸去以利飛機起落。城，三四日可下，根據過往恩怨，我準備含笑上絞架……”黃永玉只覺得從文表叔夸張而幼稚。沒多久，解放軍真的進城，沈從文忙不迭夸他們“威嚴而和氣”，勸黃永玉趕緊回來，“參加這一人類歷史未有過之值得為之獻身工作”。這種矛盾幾乎貫穿沈從文的后半生，他在時局的長河中順流而下，自有逆流反抗的直覺，卻又不斷否定自己的直覺。

妻子熱烈地獻身于新中國建設，連讀初中的兒子都疑惑他為什么“老不進步”，覺得他“到博物館弄古董，有什么意思”，家人愛他，卻不理解他，沈從文只好從肖邦和貝多芬那里尋找慰藉。他深夜寫作，第二天又全部扔掉，既因恐懼，也因自卑。他當然不再是過去那個鄉下人，連標點符號都不會用卻覺得自己會超過契訶夫，但他也沒有成為另外一個人，他留在了不能被改造的自我里，微弱地抗拒，微弱地掙扎。

在我看來，1949年之后，中國大陸并沒有第二個和沈從文一樣有著劇烈自我沖突的知識分子。1961年他在井岡山住了3個月，雄心勃勃要寫一部關于共產黨員的長篇小說，但是什么都寫不出來，灰溜溜下了山。1949年后他寫過一個短篇小說叫《老同志》，寫一個勞動模范炊事員。沈從文改了七稿，最后的結尾是“在任何地方……都有老同志一樣的勞動人民，在無私無我地為建設國家而努力”，如果抹去作者姓名，這可能是當時任何一個作家的作品。當被限定為必須為“人民”寫作的時候，沈從文喪失了他那迷人的文字天賦。

1956年沈從文在寫給大哥的信里說：“寫小說算是全失敗了，不容許妄想再抬頭。近來文物工作也搞得不好，如又弄錯，還不知道換什么工作會對國家有用一些。”他無比積極熱心地要為國家做點貢獻，但在那一年的局勢之下，他的“貢獻”卻是忙著給《紅樓夢》寫了幾百條注釋，傾心于研究諸如妙玉的茶具之類可能“國家”和“人民”都會覺得可笑的問題。《沈從文的后半生：1948—1988》中記錄，當時歷史博物館的副館長說他“終日玩花花朵朵，只是個人愛好，一天不知道干些什么事”。沈從文在歷史博物館待了二十幾年，最后要調入社科院，館長的意思是要走就走，無人留他。他的單位就像國家的縮小版，其實并不需要他。但沈從文的特別之處在于，在總是遭遇這些屈辱的下半生里，他活得并不屈辱，他在花花朵朵壇壇罐罐里獲得了另外的自由和榮譽。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會有一點任何時代與國家都奪不走的光，沈從文抓住了它，這支撐著他活了下來，活到可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80年代。

1957年5月1日，沈從文在上海，他畫了一幅速寫《六點鐘所見》，畫旁寫著：“艒艒船還在作夢，在大海中飄動。原來是紅旗的海，歌聲的海，鑼鼓的海。（總而言之不醒）”在眾生沉迷于一些大而化之的概念之時，沈從文選擇沉浸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他總而言之不醒，這就是沈從文的后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