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時期，我有很長一段時間住在康家。這使我對康同璧母女，有了較為深入的往來和了解。

借住當晚，我打開羅儀鳳為我準備的全套白色臥具，躺在小床上。和自己家里日夜的驚擾、惶悚相比，這里則是裝滿了寧靜與蒼涼。它們隨著縷縷清朗的風月星輝，直入心底，令我難以入睡。

第二天清晨，當我梳洗完畢走進客廳，即看見黑褐色菲律賓木質圓形餐桌上已擺好了小碗、小碟等餐具。約過了半小時，康老走了進來。還沒等我張口，她便問我昨夜睡得如何？我們坐定后，羅儀鳳開始上早餐：每人一碗稀飯，桌子當中上的是一碟炸小銀魚，一碟豆腐乳，一盤烤得兩面黃的饅頭片。兩塊油糕，單放在一個小瓷盤里。

康老對我說：“和從前不一樣了，現在我家吃得很簡單。不過，銀魚下稀飯，腐乳抹饅頭也還是好吃的。”她邊說邊挑了一片烤饅頭遞給我。在吃過薄薄的饅頭片后，老人又吃了一塊油糕。

羅儀鳳指著另一塊油糕，說：“這是給你的。”

我有禮貌地謝絕了。盡管銀魚下稀飯、腐乳抹饅頭的味道，真的很好，我卻不知該對這頓早餐說些什么。因為我的父母雖然做了牛鬼蛇神，每天早晨還是喝牛奶，吃雞蛋。私下里，我問也寄居在康家的一位上海小姐：“康老為什么吃得這樣簡單？”

她說：“羅儀風沒有收入，一家人全靠康同璧在中央文史館的一百五十元的工資，以及靠后面院子收來的一點點房租。從前老太太的兒子常寄些外匯來。可從文化大革命開始，錢越寄越少，越寄越稀，后來就不寄了。原來她母女吃的早餐也是很齊備的，有蛋有奶，有面包黃油，有水果肉松。如今，家里的開銷一再緊縮，卻把老郭和二陳的工錢加了又加。”

一日下午，冬雨霏霏，晚上我沒有回到康家。飯后，一家人圍爐聊天。

父母對我提起了章乃器。母親告訴我，1966年8月章乃器被一群紅衛兵拉到王府井，參加“集體打人”大會，由于他拒不認罪，態度惡劣，被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漓，渾身上下見不到一塊好肉。紅衛兵把他的家抄個精光，還當著他的面，把新夫人王者香活活打死。一個蹬三輪的車夫，見他還有一口氣，便把他拖上車，拉回了家。誰見了，誰都說他活不過三日。可章乃器不愧是條硬漢，靠著氣功和意志，居然活了下來。民建中央和全國工商聯的那些干部，沒有一個理他，同情他。倒是原來糧食部的一個司機，隔幾日便悄悄在他家門口，放上一屜熱饅頭。他就是這樣挺了過來。

父親半晌不語，約莫過了十幾分鐘，才用一種遲緩的語調對我和母親說：“乃器現在的情況怎么樣了？我們一點消息也沒有。他一個人如何生活？我很想見見他，也不知道我還能不能再見到他。”母親和我聽了，無以為答。

數日后，我把父親想見章乃器的心事，告訴羅儀鳳。

羅儀鳳眉頭微皺，說：“這個會晤當然好啦，但事實上很難辦到。”

康同璧嫌我倆說話的聲音太小，便起身坐到我跟前，說：“你們剛才說些什么？能不能再講上一遍，給我聽呢？”

羅儀鳳用粵語把我的話，重復了一遍。康同璧聽清楚后，問道：“小愚，是不是你的爸爸很想見見章乃器？”

我點點頭。坐于一側的羅儀鳳，用手指了指窗外說：“外面到處是紅衛兵、造反派，街道的人（即居委會的人）都成了革命政權的耳目和爪牙，我們這樣的人一舉一動都被監視。聽說俞平伯想吃點兒嫩豌豆，又怕鄰居發現。老倆口想了個辦法，晚上蒙著被單剝豌豆，夜里把豌豆殼用手搓成碎末兒，摻和在爐灰里，第二天倒了出去。結果，還是被檢查垃圾的人發現，又挨了批斗，罵這個反動學術權威還繼續過著資產階級的生活。你想，一捧豌豆殼都逃不過他們的眼睛，更何況是這么兩個大活人、大右派的聚會。一但被別人發現，真的要大禍臨頭了。”

這時康同璧把臉扭向女兒，用一種近乎拷問的口氣，問道：“你怕嗎？”

“我怕。我是驚弓之鳥。當然怕啦！”羅儀鳳說罷，雙臂交叉扶著肩膀做出一副害怕的樣子。

康同璧正色道：“你怕，我不怕。我就要是請兩位章先生來我家見面。”

羅儀風怔住了，我一時也不知該如何表態。

“你怕什么？”老人繼續追問女兒。

“怕咱們擔不起搞反革命串聯的罪名。”

“小愚，你也害怕嗎？”老人轉而問我。

我遲疑片刻，遂答：“我怕連累你們母女。”

康同璧突然起身，面向我們站立，像宣布一項重大決議那樣，高聲地說：“下個禮拜，我以個人的名義請小愚的爸爸和章乃器先生來這里做客。”這令羅儀鳳手足無措，表情顯得十分尷尬。

康同璧則為自己陡然間做出的大膽決定而興奮，她拍著胸脯，說：“我不怕承擔反革命串聯的罪名，一人做事一人當！”接著，手指地板，說：“會面的地點，就在我家，就在這里！”

“羅姨，你看怎么辦？”我用充滿疑慮的眼光看著她。

“怎么辦？還不得按她的主意辦。要不聽她的，她能跟我拼命。”她苦笑著回答。

我無論如何想像不出來，老太太和女兒“拼命”是個什么樣情景。我只知羅儀鳳是出了名的孝女，有口皆碑。康同璧讓女兒立即著手準備。比如：確定會面的日期；確定如何通知章乃器的方法；決定會面時喝什么樣的茶；買什么樣的佐茶點心。

第二天，吃早餐。康同璧發現屬于她專用的一份油糕，沒了。她東瞅西瞧一番后，問：“儀鳳，我的油糕呢？是不是老郭給忘了。”

“老郭沒忘。媽，咱們家不是要請小愚的爸爸和章乃器吃茶嗎？你還特地吩咐要請他們吃好點心。我現在就要籌劃，你的油糕剛好吃完，暫時不忙買，你說呢？”

老人“哦”了一下，不再吱聲。過了會兒，她對我說：“小愚，為了這次會面，我很愿意不吃油糕。”

我一把握住她的手。我知道：自“文革”開始，老人的零食已經從西點、粵點降為北京油糕。現在，北京油糕也取消了。關于取消油糕的事，我沒有告訴父母，怕自己說得心寒，怕他們聽得心酸。

大約過了近十天的樣子，一切由羅儀鳳鋪排停當，由我和章立凡（章乃器之少公子）聯絡，父親和章乃器在康同璧家的客廳得以見面。這是他們“文革”中的唯一一次見面，也是他們相交一生的最后會晤。

父親一身老舊的中式絲綿衣褲。母親說：“去見康老和乃器，還不換件衣服。”

父親答：“越舊越好，走在街頭好讓別人認不出我來。”

章乃器穿的是潔白的西式襯衫、灰色毛衣和西裝褲，外罩藏藍呢子大衣。我說：“章伯伯，你怎么還是一副首長的樣子？”

章乃器邊說邊站起來，舉著煙斗說：“小愚呀，這不是首長的樣子，這是人的樣子。”

會晤中，作為陪客的康同璧，穿得最講究。黑緞暗團花的旗袍，領口和袖口鑲有極為漂亮的兩道絳子。絳子上，繡的是花鳥蜂蝶圖案。那精細繡工所描繪的蝶舞花叢，把生命的旺盛與春天的活潑都從袖口、領邊流瀉出來。腳上的一雙繡花鞋，也是五色煥爛。我上下打量老人這身近乎是藝術品的服裝，自己忽然奇怪起來：中國人為什么以美麗的繡紋所表現的動人題材，偏偏都要裝飾在容易破損和撕裂的地方？這簡直就和中國文人的命一模一樣。康同璧還讓女兒給自己的臉上化了淡妝，抹了香水。

她的盛裝出場，簡直“震”了。我上前擁抱著老人，親熱地說：“康老，您今天真漂亮！是眾里挑一的大美人。”

“我不是大美人，但我要打扮。因為今天是貴客臨門啦！”

我故意說：“他們哪里是貴客，分明是右派，而且還是大右派。”

老人搖頭，道：“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就是大好人。再說，我不管什么左派、右派，只要來到我家，就是我的客人，我都要招待。而且，你的爸爸和章乃器不是一般的客人，是貴客。”

羅儀鳳為這次會晤，可算得傾囊而出。單是飲料就有咖啡，印度紅茶，福建大紅袍，杭州龍井。另備干菊花、方糖、煉乳。一套金邊乳白色細瓷杯碟，是專門用來喝咖啡的；幾只玻璃杯為喝龍井而備；吃紅茶或品大紅袍，自是一套宜興茶具。還有兩個青花蓋碗擺在一邊。佐茶的餅干、蛋糕、南糖，是特地從東單一家有名的食品店買的。羅儀鳳還不知從哪里弄來兩根進口雪茄，擱在一只小木匣里。

康同璧在勸茶的時候，說：“兩位章先生，吃一點東西吧。這些是我女兒派人昨天從法國面包房買的，味道不知如何，東西還算新鮮。”

羅儀鳳糾正她的話，說：“媽，東單的那家食品店，不叫法國面包房，改叫‘井岡山’啦！”

“怎么回事？井岡山是共產黨鬧革命的地方，這和面包房有什么關系？”康同璧的吃驚與質問，讓我們都笑了。

談話進行了近兩個小時。章乃器望望漸暗的天空，對康氏母女說：“今天過得太愉快了，這得謝謝康老和儀鳳。天色不早，我和伯鈞要分頭離開這里才好。他有小愚陪同，住得又不遠，所以我要先走一步了。”

父親和他緊緊握手，互道珍重。羅儀鳳為他挑起客廳的棉門簾。

分手的一刻，臉上鋪滿微笑的章乃器對父親說：“伯鈞，我們還會見面的。”

大家目送他的離去。夕陽給這座僻靜的院子，涂上一片凄涼的金色。章乃器敞開的大衣，在寒風中微微擺動。剛才還在說笑的人們，又都回到了現實。“可恨相逢能幾日，不知重會是何年。”

父親也起身告辭。臨別之際，對康老說：“在人們要不斷降低自己做人的標準以便能夠勉強過活的時期，老人家依舊君子之風，丈夫氣概。這次會面實在難得，但不可再搞。太危險了！尤其對你和儀鳳的這個家，風險太大。”

康同璧握著父親的手，連聲說：“不怕，不怕，我們大家都不要怕。”

羅儀鳳執意要將父親送出大門。走在石板路上，她一再感謝父親，并說：“要不是章先生最后說了不可再聚的話，我媽過不了多久，又要請你們來了。”

父親用解釋的口吻，說：“人老了，怕寂寞哇。”

“不單是這個理由。”羅儀風反駁道：“更主要的是，她特別敬重你們。”

父親內心十分感動，因為他已經很久沒有聽見這樣的話了。